从苏轼、秦观词看词与诗的分合趋向——兼论苏词革新和传统的关系

明人张綎在《诗馀图谱·凡例》中说:“按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辞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盖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抵词体以婉约为正。”这是最早以婉约、豪放对举论词的意见。他主要从艺术风格立论,以苏、秦两人为代表,把婉约、豪放视作“词体”的两大分野。他的意见受到后来词评家的重视。一类从艺术风格继续加以发挥,如江顺诒《词学集成》:“秦少游得《尊前》、《花间》遗韵,却能自出清新;东坡词雄姿逸气,高     

“以诗为词”辨

"以诗为词"是宋人对苏轼词的批评,辨明"以诗为词"之涵义,必须回到宋人的语境之中。对"以诗为词"正本清源之辨析,首先是一个文体学的问题。许多学者认为:是否合燕乐歌唱就是词与诗根本不同之所在。这个划分标准的不科学在于把格律和音乐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如唐声诗合燕乐歌唱,却是诗;南宋部分词不可歌,却是词。诗词之辨实质在于教化与娱乐。诗言志,其功能目的为政治教化;词言情,其功能目的为声色娱乐。唐代词体尚未独立,与诗体混淆是一种必然的现象。针对这一阶段的曲子词创作,不可以使用"以诗为词"的概念。晚唐五代词体完全成熟,词体特征得以确立,"以诗为词"的创作随之发生。从冯延巳、李煜、晏殊、欧阳修之词作中,皆可寻觅"以诗为词"之痕迹。苏轼填词时时以柳永为靶子,融诗体于词体,努力追求一种新的审美风格,"以诗为词"创作进入新阶段。"以诗为词"拓宽歌词表现范围,成就歌词新的审美风格,对歌词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同时,"以诗为词"淡化或取消文体的独立性,该文体存在的意义同时被淡化或取消。即:"以诗为词"是一把双刃剑,得失并存。     

唐宋语境中的“以诗为词”

从晚唐五代开始的"以诗为词"的创作实践和北宋中期围绕这一创作现象的批评论争,不仅涉及到词的创作方法和词史发展的方向问题,更对诗词体性的异同之辨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诗为词"在唐五代及北宋前期的创作实践中,主要表现为填词对诗歌句式句数及婉媚风格类型的趋同,而从北宋中期开始的相关评说则重在分辨诗词体性之异.唐宋语境中的"以诗为词"在强调词体之独立和本色的同时,也主张通过诗人句法来体现词中的情感力度和壮阔风格;而在演唱风格上则在宋代普遍流行的女音之外,追求声调高逸的男音色彩."以诗为词"的内涵及其演变在唐宋语境中可以得到准确阐释,并可借此展现宋人词学观念的变化轨迹.     

苏轼“以诗为词”臆探

诗词分疆而治,大约从唐末五代到苏轼之前这段时间。当时的情况是:词言情,诗言志。词应歌,诗应诵。文辞有雅俗之分,格调有尊卑之别,题材相异,功用亦殊。总之,“诗庄词媚”,是那时影响深广的传统观念。因此,在词的创作中出现了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是“文章豪放之士,鲜不寄意於此”(胡寅语),以标榜名士的风雅;另方面又借口“谑浪游戏”而“自扫其迹”(同上),以保持身份的尊严。晏几道为其父“扫迹”曾说过“未尝作妇人语”(《宾退录》);陈直斋为欧阳修“扫迹”曾说过“当是仇人无名子所     

韩孟体论析——以韩孟联句诗为中心

学界对韩昌黎体和孟东野体诗歌论述周详,却未见对韩孟体诗歌的探讨。今从文献材料入手,以韩孟联句诗为中心,从三个方面对韩孟体诗歌加以述论：一,韩孟体诗歌称谓来自清代,与韩孟联句体密切相关,而韩孟联句体则源于北宋;二,韩孟体指五言古诗,运用铺叙手法,叙事为主、夹有议论,篇幅长,押险韵;三,韩孟体称谓的提出,彰显清人尊体意识的强化,促成清代仿韩孟联句诗创作的繁荣。     

苏轼“词如诗”的原因探析——由宋人的“以诗为词”论谈起

苏轼词是宋代词史乃至于中国古代词史中的集大成者与开创者。由于苏轼自己对词有独特的认识且将之运用到实际创作中,故从宋代开始就有研究者提出苏轼是“以诗为词”,或者干脆说其“词如诗”。究其原因,确与接受者的阅读经验、期待视野有关,而更深层的则是由苏轼自身的词学观、创作态度、艺术手法以及文学修养等多方面因素综合所致。     

“以诗为词”研究述评与展望

“以诗为词”为宋代文学、文体关系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经考究,近四十年以来学界“以诗为词”研究,主要采用了作家个案、文学关联、文体关系三种方法。“以诗为词”的个案研究旨在从某一词作中寻找不同于传统词的个性和同于诗的共性,围绕着题材、内容、风格、手法、功能展开,探讨作家“以诗为词”的特征。“以诗为词”的文学关联研究,将“以诗为词”置入关联性语境或环境中,挖掘“以诗为词”的文学深度、文化内涵、哲学意蕴。“以诗为词”的文体关系研究,基于文体整体发展及互动关系视角,在诗、词两种文体的同异比较和生成变化中,探究诗、词文体的文体特性及动力机制。综合作家个案研究之精细、文学关联研究之兼顾内外因、文体关系研究之擅整体动态把握,向文体关系史进军,是“以诗为词”研究的新趋向。     

王维山水田园诗的哲学基础与“静”的文化意义——兼评“诗佛”说

王维写山水园题材的作品,数量之多,远远超过了其他诗人。历代诗评家们对王维诗歌所取得的成就多持肯定态度,但在如何看待王维山水田园诗创作这一问题上,有的看法并不合理。由于他的集子中有一些讲论佛理的诗篇,如《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二首》等,这便形成了一种误会,似乎王维的诗歌即是佛理的诗化和图解,即使     

晚清词家对词体音乐性的阐释

晚清词家认为词体声调美根源于词体音律,落实在协格律上,呈现为哀感、谐协、应和至天籁的多层体验,丰富了词体体性、乐歌性质及词体形式的美学内涵。他们对词体音乐性的阐释,有继承乐歌传统艺术精神的一面,但更力透出此时词家词学研究的用心。     

对“以诗为词”创作倾向的新透视

对“以诗为词的定义和评价,是宋代词学的一大公案,千百年来聚讼纷纭,颇难求得一致的见解。王水照先生主编的《宋代文学通论》似为这一问题的解决开拓了新的思路。署名陈师道的《后山诗话》指出：“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可知宋人已将“以诗为词”视为苏轼所代表的革新词派的显著标志,而苏轼本人亦不否认,反引为自豪,并以大量的词作实践公开弘扬他“以诗为词”的创作主张,从而独树一帜,自成一派。那么,何谓“以诗为词”？历来有不同理解。有的认为“以诗为词”就是不注重词的音…     

“焉”并非兼词——兼论兼词形成的条件

文言虚词“焉”最常见的用法,是放在动词的后面指代处所、人事,放在形容词的后面指代比较的对象。清代学者把“焉”的这种用法训为“于是”;现代的学者又进一步称它为兼词。从训诂的角度把“焉”训为“于是”,“通古今之异辞”,当然可以;但按语法学的要求把“焉”定为兼词,却不可不慎重。兼词是汉语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语言现象,它们是历史上的东西,不是后世的人们根据后世的语言习惯“分析”出来的。那么“焉”在历史上是否本来就是一个兼词呢?我们说不是。因为在“焉”的上述用法的产生发展过程中,找不到形成兼词的根据。     

明中期词家对词体衰微原因的反思

明代中期,随着词学的复苏,明人开始对词体创作萎缩的状况进行反思并探究其原因。他们认为,政治思想与文化政策制约了词体的创作;词乐、词谱的亡佚使词体创作无所依凭;音乐的变化、戏曲的勃兴也是词体创作走向衰微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样的反思与探究在词学史上有着深远的意义,可以说清代词学全面繁荣的序幕在此已经悄然拉开。     

以俗为雅 枯笔写真——“荀鹤体”诗简论

杜荀鹤(846-904年),字彦之,号九华山人,池州石埭(今安徽石台县)人,是晚唐诗坛上一位引人注目的作家.有《唐风集》三卷,其诗“辞句切理,为时所许”(《旧五代史》卷二十四)宋严羽《沧浪诗话》将杜荀鹤的诗视为自成一格之作,称为“杜荀鹤体”.对“荀鹤体”诗,历来有不同的理解和评价.同是宋人,魏庆之却认为“杜荀鹤诗鄙俚近俗,惟宫词为唐第一。”胡仔也指斥“《唐风集》中诗极低下。(《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十五).真正能上继严羽,从诗体演变这一角度观察问题,并能使我们对“荀鹤体”诗的特征有所认识的,当推明人胡震亨。胡氏云:“唐七言律自杜审言、沈佺期首创工密。至崔颢、李白时出古意,一变也……杜陵雄深浩荡,超忽纵横,又一变也。……乐天才具泛滥,梦得骨力豪劲,在中、晚唐间自为一格,又一变也.……韦庄、     

论花间“别调”与“以诗为词”的源头

花间词内容题材丰富,其中一部分词作突破了温庭筠为代表的艳体词“代言”的藩篱,将传统诗歌的白描手法成功地运用到词体中,即事抒怀、触情兴发,表现自我独特的人生感受,这部分词作虽非花间词主流,但却开拓了词的题材范围,丰富了词的表现技巧,为词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也为宋代苏轼高举“以诗为词”大旗,进行词体革命提供了远程支援,从这个意义上,花间“别调”当之无愧地可以称作“以诗为词”的真正源头。     

对词体起源“宫廷说”的一点思考

木斋《曲词发生史》以种种不俗的新见激起学界一场大讨论,同时为词体起源这一学术问题开辟了诸多新的生长点.木斋可谓第一次全面深入地研究词体起源与宫廷文化密切关联的学界第一人.略显遗憾的是在其立说过程中,似存在一种对词体起源问题过于“提纯”与过于“忽略”的倾向.     

克制与突破：苏轼涉泪词“以诗为词”的艺术实践

“以诗为词”是苏轼重要的词学观念。通过对其涉泪词的研究,可以发现苏轼“以诗为词”的词学观在具体实践中呈现出克制与突破并存的矛盾形态。一方面遵循词体特性,在扩充题材内容的同时选用了典雅字词和含蓄表达;另一方面又有意突破传统,具体表现为使用“泪典”、采用流线型意象组合、净化艳情词。由此可见,苏轼对词体特质有着清晰的认知,其“以诗为词”是有限度地将诗的题材、风格导入词体,而非刻意泯灭诗、词两种文体的界限。     

论李煜“以诗入词”的方法

李煜是晚唐五代"以诗入词"运用得最多、最好的词人,其点化前人诗句,每每能别出心裁,真正地为己所用。李煜"以诗入词"的手法多样,大致可以分为"新瓶装旧酒"法"夺胎换骨"法和翻案法。降宋前,其"点化之笔"往往因袭源语诗意,于细微处加以规模,情感内容上未脱"小家子气",境界不够宏大。降宋后,李煜将故国之思与人生之慨融入词中,其点化往往突破源语的束缚,情感与思想都有较大的开拓。可以说,李煜的"以诗入词",归根结底是指向"情"的,即本于内心的真情实感。李煜点化之笔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他的词是诉衷的心曲,是生命的歌咏,是人类共同情感的真实书写。     

评所谓“永贞革新”

“四人帮”大搞批儒评法、抑韩扬柳时,有所谓“永贞革新”的提法,柳宗元被说成拥护永贞的“革新派”,韩愈被指为反对永贞的“守旧派”,在永贞时期当政的王叔文,被说成所谓“永贞革新”的英雄。 究竟“永贞革新”是怎么一回事,还得认真加以研究。“拣着封皮当告示”,是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 永贞,是唐顺宗李诵的年号,李诵是唐德宗李适的太子。贞元二十一年乙酉,亦即公元八零五年夏历正月二十三日,唐德宗死了,李诵依例继承帝位,到八月初四日,因久病不愈,不能处理政务,传位给唐宪宗李纯。     

“兼词”小议

何为“兼词”?有的古代汉语语法著作未曾谈及;有的虽列其名,但未作具体解释;有的虽作解释,可是又觉得有商榷之处。杨伯峻、廖序东两位先生的说法颇有代表性,今录于此: 兼词是单音词,而这单音词意义却不简单,兼有两种不同的意义和作用。口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