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儒宗”崔与之蜀中诗论

崔与之曾“七辞参知政事,十三辞右丞相”,是南宋后期有名的贤臣.而他同时也作为一位文学家名世,有“岭南儒宗”之称,并开创了“菊坡学派”.嘉定十三年(1220)他奉旨入蜀,在蜀五年,政绩颇多.而他在这期间也间有诗作,惜现存不多.从仅存的蜀中诗来看,崔与之在蜀中交际颇广,时常与丁黼、李曾伯、洪咨夔等人唱和,而这也成为他蜀中诗歌的一大特点.     

《诗品》的文学本体论——司空图美学思想初探

晚唐司空图有诗日:“浮世荣枯总不知,且忧花阵被风欺。农家自有麒麟阁,第一功名只赏诗”。司空图晚年力行老庄之说,忘却“浮世枯荣”而醉心于饮酒赏花品诗弹琴,进而从这样的人生实践出来观察理解诗歌艺术,于是他的《诗品》将诗赋予新的与儒家文学观     

论杜甫是中国"乡愁"诗人的鼻祖

杜甫蜀中诗自中国文学史以降第一次正式书写"乡愁"一词,并有大量乡愁主题诗歌传世.杜甫理所当然地成为乡愁文学的一代宗师.他不仅归纳与创造了"乡愁"这个语词,而且实现"诗意的栖居",在蜀中浣花溪畔等地写下大量意义宏深、悲剧意识彰显的乡愁文学精品,堪为后世典范.杜甫实为华文乡愁文学的"鼻祖".     

盛唐士人饮酒之风与魏晋风度关系辨析

始于汉末盛于魏晋的士人纵酒之风,由最初只是名士身份的标榜,到东晋后渐渐雅化,至陶渊明开始酒与诗结缘,到盛唐时,诗与酒关系更为密切,“诗酒风流”成为文人风度的突出表现。较之魏晋,盛唐士人从理性做作的“借酒佯狂”变为真实自信的“纵酒狂放”,从借酒避世到心忧天下,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都大大增强了。     

李商隐的雨殇情结

在李商隐的雨殇情怀诗中，“雨”成了一种有灵性的比兴和象征寄托，借雨写对亲人朋友的思念，借雨寄托个人的不幸身世和人生体验，借雨象征险恶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势力。他对雨的倾情，是他隐晦、曲折解读人生命运的方式。     

盛明巴蜀文人安磐的文学成就考论

安磐,字公石,明代嘉定州人。作为盛明蜀中直节之士,安磐文学成就亦高,“其论诗以严羽为宗” 评论古人,多中窾会,力主诗文内容“高古”,诗风“振绝”,学、才、文结合。而创作“其诗风神独绝”,或抒发悠游山水之情,或追悼“仗节死义”之士,或记载巴蜀地方城池书院。又与蜀中文人特别是杨慎多有文学交游,品评诗文,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严武的两首佚诗

杜甫的好友严武,也是一位诗人,但作品流传较少。明正德刊本《严武集》,明铜活字本《严武集》,都只有六首,内容完全相同。《全唐诗》也收六首,但有一首和上述《严武集》不同,合起来算是有了七首。 严武诗并不只此,《蜀中名胜记》还保留着他的两首诗。 严武任过巴州刺史,他崇拜佛教,修过巴州(今四川巴中县)龙日寺西龛,并在西龛石壁上题了一首五言古诗,其中有“嗟余参符守,汉主远分忧”的句子,证明是在巴州刺史任内的作品。诗中还有“远江崩涛喧,复涧微雨休。嘹唳猿响谷,参差峰入流。碧烟曳篁径,白日悬沙洲”等句,写巴中雨后初晴的风景,宛然如画,风格也清新真切,应该算是好作品。     

杜甫谒唐肃宗时间地点考

杜甫是我国唐代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和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他心忧天下,一生干谒过多次。关于他谒唐肃宗的时间和地点,正史记载有抵[牜吾]。以杜甫的人生轨迹和他的诗歇为线索,对杜甫谒唐肃宗的时间和地点进行了考证。     

幽独者的悲歌：论屈原作品中的幽独情怀及其审美意义

屈原是东方诗国里的第一个骄子,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心忧天下,情系苍生,但因了他人生准则、人格特征的特立独行以及他的超前意识,他处在了深深的孤独之中,但他并未因此而消沉或随波逐流,而是在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中追逐着自己的理想与信仰,直至生命之终结。他的幽独情怀中,有忧患意识,有孤独体验,亦蕴含着悲壮与崇高的气息。     

论儒学与诗的发展流变

以诗史的几个发展阶段：孔孟荀至两汉、建安风骨、陶潜及唐代杜韩,说明诗的流变——内容和形式与儒学有内在联系。上述诗之特殊面貌的出现,内在原因皆由于儒学之变化。孔子对诗作了自觉反思,肯定抒情诗对生活的重要性,指出生活诗意化的方向。孟荀让诗转向政治化史诗化,导致建安风骨的建立,直接影响盛唐。陶潜田园诗乃生活诗意化的实现,开出诗之清新自然之抒情新流派。陶诗之自然乃孔门“风于舞雩,咏而归”之自由和愉情怀,非庄子“不与世俗处”之山林自然。“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君子忧道不忧贫”,乃陶诗之精神风骨。已出文学史多归陶于庄,实大谬不然。评诗乃对诗的诠释,与评诗者之精神学养密切相关。     

从《文心雕龙》不提《世说新语》看刘勰的文学观

体大虑周的《文心雕龙》广泛论及了魏晋以来的作家、作品,而唯独对六朝文学中地位甚高、影响至远的《世说新语》只字未提,究其原因,我想主要还是刘勰的文学观造成的:原道、征圣、宗经而崇尚雅正,不满谐隐、杂说;崇儒为主,兼修佛道,反对玄谈;萧统文学集团的参照;重古略今,不论近世。     

沈约"声律论"再审视

沈约是发明四声的重要奠基者,也是将"四声"引入诗歌理论的首创者。"用四声以制韵"是"永明体"诗歌的核心特征,其具体内容是指:一句之中,必须避免同声同韵的字重复使用,并以"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为标准达到字调的相间。"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不仅不是"病犯"而是"用四声以制韵"的"韵",它只有在并提时才具有意义。沈约没有提出过"八病"之说,"八病"是后人基于"八体"言论而产生的一种附会,而将"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归入"八病"则是附会之上的附会。沈约的《答陆厥书》等文章廓清了"四声"与"五音"的区别。他的"声律论"建立了诗歌由古体向近体过渡的桥梁,也导致了"拘声韵"的后果。     

清代《公羊》学者论“三科九旨”

汉魏学者何休和宋衷分别归纳的“三科九旨”是《公羊》学最重要的纲目,是历代《公羊》学者不能回避的问题。清代《公羊》学获得了复兴,大批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孔广森新立“三科九旨”,在其中融入皖派义理;刘逢禄标榜尊崇何休,实则存在掺杂别派、牵合他书的做法;陈立平等介绍不同的“三科九旨”学说,但总体严守何休注。从这些学者论述中,可以窥见清代《公羊》学不是常州学派的单线演进,而是多种学说的复线发展。     

再看1875年德法战争危机

法国在普法战争中的失败使法国失去了昔日的欧洲霸主地位。随着法国民族复仇主义情绪的高涨和经济、军事等实力的日益增强,俾斯麦日益担心法国的再次崛起,因此,孤立法国以免其东山再起就成为其执政时期德国的基本外交路线。与此同时,出于对德意志帝国的过分强大以致可能破坏欧洲均势的考虑,欧洲其它列强也有自己的考虑。1875年德法战争危机就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产生的。     

论张学良对“不抵抗”政策的“不辩”之辩

九一八事变,让张学良背上"不抵抗"的骂名,张学良对此曾表示:不辩不争,毁誉由人。而在张学良的口述中,他谈的最多的是九一八事变中有关"不抵抗"问题,他既反省自我,也为己辩护;他辩驳细节问题,对还原历史至关重要;他承认"判断错误",却否认"不抵抗"。这种"不辩"之辩,不仅颠覆诸多历史观点,化解重要历史疑点,也让人们看清了张学良作为当事人的心路历程。     

在"神"与"人"之间徘徊--试论拉斯普京创作精神价值的内在结构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社会面临着巨大的转型，伴随着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急剧变动，带来的是俄罗斯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双重缺失。作为一名有良知的俄罗斯作家，拉新普京深为人民的生存困境感到焦虑和彷徨，他努力地为俄罗斯的人们寻找可以挣脱苦闷与痛苦的出路。作家在对终极价值的追求上，既相信代表着俄罗斯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东正教的力量，又无法回避俄罗斯人民自己手中的力量。他始终在这两者之间游荡徘徊，陷入了深深的困境之中。     

一个全盘西化论者的地方视野--读陈序经的社会学、历史学著作

陈序经是一位西化论者.但他提出全盘西化的主旨是希望中国实现现代化.他之所以不改变"全盘"的提法,主要是担心文化复古主义和文化折衷主义对中国现代化的危害.同时,他又有强烈的地方视野和浓厚的民族意识.不过他认为民族意识的培养不是靠对传统文化的维护,相反,他认为民族意识的培养要靠全盘西化,因为全盘西化有助于新的民族意识的产生.只有结合陈序经的地方视野,他的"全盘西化"论才能得到完整的理解.     

陈独秀"新教育"论

陈独秀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也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他认为新教育是启发的、主动的、实用的、与社会紧密联系的,而非灌输的、被动的、形式的、与社会相脱节的.他的新教育思想涉及教育方针、教育目的、教育方法、教育内容等各个方面,并且他无时无处不在努力实践着自己的教育思想.最后,对陈独秀的新教育思想作了简评.     

海德格尔的“无”所隐含的多重意义

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只追问"有"而讳言"无",海德格尔则给"无"以特殊关注。他将"无"与存在相联系,认为"无"就是存在,是存在者的"无化",而不是什么也没有。由此出发,他认为"无"不是消极的,而是具有许多积极的内涵。"无"向我们展现出另一片独特的天地,揭示出了存在的可能性、根源、超越、守藏等多重意义。海德德尔的这一观点不仅为我们的认识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而且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无为"与"有为"的有机整合——论老子的"无为"观

老子用"天道"推论"人道",用"自然"以推论"社会",提出了具有深远影响的"无为而治"思想,充分显示了老子对于治理天下所持的基本态度。老子的这一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