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礼之辨——万斯同的丧服丧礼学论析

清初学者万斯同除以史学著称外,其经学造诣亦为时人公认。在万斯同的礼学中,“礼由情起”是其逻辑起点,万氏在继承儒家缘情制礼的基本价值的同时将其推展至相当的高度,甚至对于没有先例和经典依据的新礼亦持开放态度;但重视情并不意味着对其无所节制,对于已然沦为流俗而害于礼教者,万氏则坚决予以反对,并明确提出“秉礼以正俗”的理念;将情作为礼的基础根源必然推导出亲亲优先于尊尊的礼制原则,但当礼要落实应用于具体场景之时,亲亲与尊尊原则亦当根据实际情形而有所考量权衡,是以万斯同提出“情固宜从厚,礼贵乎得中”的理念,以调适平衡亲亲与尊尊的适用范围。透过万斯同丧服学这一切入点,考察其学术特征,亦可为清初礼学的深入研究提供案例参照。     

论荀子“制礼明分”的经济思想

荀于在其学说中,突出强调“礼”,认为治国首在“隆礼”,但荀子所隆之礼乃是封建主义性质的,是和封制度相适应的新礼,而不是西周以来的维护奴隶主贵族特权的旧礼。在经济生活中荀子也十分强调礼的作用。“制礼明分”可以说是荀子隆礼的治国方针在经济上的表现。本文试通过分析荀子的经济思想和制礼明分的关系来揭示荀子经济思想的性质和特点。 一“制礼明分”是荀子经济思想的总纲 儒学认为,经济社会是一个由不同等级组成的机体。协调这种等级关系,从而维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是儒学的基本任务。仁、义、礼是儒学用以完成这个任务的核心范畴。     

殷周禘祭探真

殷周禘祭探真董莲池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祭是盛行于殷周时代的一种重要祭典。其重要性竟达到被儒家视为“治国之本”的程度，认为如能明乎其礼，“治国其如指诸掌而已”①。但传世的先秦文献却没有记载殷周（指西周）实际举行的祭，这就给探索殷周祭带来困难。自汉...     

论礼的意义及缘起

一、礼之意义古代中国素称“礼仪之邦”。“以礼治国”，长期被视为最高的政治理想；利义廉耻，历来是贤人君子追求的美德。国家大事的行止，规章制度的兴废，都须遵据礼的原则；君臣土庶的思想意识、语默动静，不得过越礼的规范。人们从生到死．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从衣食住行到喜怒哀乐，都处在礼的监视之下、设计之中。北渗透或涵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铸塑了中华文化的基本形貌。由于礼在中华文化中占有如此崇高的地位，几乎成了传统文化的同义语，因而引起了人们讨论礼的兴趣，以致产生了一门在古代中国特别发达的学问——礼…     

张载礼学体系结构探论

张载首先从宇宙本体的角度为礼的存在寻求理论依据,认为礼源于太虚、天。从礼的实施主体的维度对礼的形上依据作了追寻。张载把人性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提倡克己复礼,主张变化气质以克服人性的偏差,从而永保天地之性。其主要途径就是通过不断教育与学习以反礼,并主张以礼治国,以礼化俗,从而使社会井然有序,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发展;张载认为,实现礼治的重要途径就是学,在教学中以礼为重。     

试论我国古代"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

“礼法并用、德主刑辅”是我国古代的治国方略。它的确立经历了“周公制礼,明德慎罚”,儒法之争,儒法合流等几个阶段,并被西汉以后历代王朝继承和坚持。这一治国方略的运作是通过:修订礼制,梳理纲常名教,使之社会化;引礼入法,使道德法律化,法律儒家化;德礼至上,法律依循道德,使司法伦理化。     

略论“礼是郑学”

唐孔颖达《礼记正义》称“礼是郑学”，究其原因，一因郑玄礼学著作甚多，特专精于礼学；二因自郑玄兼注《三礼》，始有所谓《三礼》之学；三因郑玄能将其礼学付诸实际运用，为朝廷制礼；四因郑玄能以礼律己，“非礼不动”。然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自郑玄兼注《三礼》之后，后世之治礼学者皆以郑学为宗，而不可舍其书，自魏晋至隋唐皆然，故孔氏有“礼是郑学”之称。     

退溪“礼缘仁情”中的易学思想

退溪学《易》、讲《易》、述《易》完全是为了进修践履。退溪既继承朱子,又与朱子有所不同。他认为“《易》乃理数渊源之书”,而不赞成朱子“《易》本为卜筮之书”的观点。退溪体悟《易》的时中之义至精,且身体力行之。他主张礼有因有革,有常有变,礼在践履中从俗、从宜、从权,其基点是“缘仁情”。     

论李觏的治国构想

“治国之实 ,本于财用”这是李觏治国构想的前提 ;“守国之度 ,必重教化”这是李觏治国构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依法治国 ,礼刑并用 ,这是李觏治国构想的核心。以此为切入点 ,对李觏的治国构想加以系统的整理 ,以期推动学界对李觏思想研究的深入。     

读金文辨(二则)

一、《文物》1976年5期,载吴大焱、罗英杰二同志《陕西武功县出土驹父盨盖》一文。盨盖铭释文中有:“堇夷,俗不敢不敬畏王命”语,断句似不确。 我认为此句当读为:“堇(谨)夷俗,不敢不敬畏王命”。《礼记·曲礼》说:“若夫,坐如尸,立如齐,礼从宜,使从俗。”“使从俗”者,谓臣为君出使他国,须尊从他国之习俗。盨盖铭“谨夷俗”,言驹父谦从南淮夷之风俗,其义与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其基本理论之一就是孔子总结的仁学礼学,仁学要求君子治国富民,礼学要求君子按公认的准则获取有限的私利,旨在社会共同富裕,而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优秀之处和核心价值观所在。根据这一理论的发展轨迹,可将中国思想文化史分为五个时期：五帝夏商周春秋九代治国理论产生并定型的“先王之道”时期;九代后九代之交孔子师徒祖孙总结发展“先王之道”,创造“新王之道”的时期;后九代“百家争鸣”的战国子学时期;汉至清代反复解读“先秦经典”,间出己意的经学时期;清末民国要求全盘西化实未全盘西化的时期。如此分期长处有二：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理论和核心价值观发展脉络很清晰;二是可实证每个历史时期的思想文化虽然千差万别,言人人殊,但基本理论和核心价值观一以贯之。     

礼教论

礼是社会公认的集责任、权力、义务于一体的角色身份定位和全部行为规范的总称。广义的礼为全民之礼,规范全民,本质为人性,与动物本能相对而言,底线是利己不损人;狭义的礼为君子之礼,规范治国官员,本质为治国富民,与全民之礼相对而言,底线是利人利己。广义的礼学为民俗学、伦理学,狭义的礼学为治国富民之学。广义的礼教教育全民做人做事,为民俗学教育、伦理学教育;狭义的礼教教育官员治国富民,为国学教育。君子之礼来自全民而又高于全民,大大提高了全民的道德水平和规则意识。清末民国时期以“礼教”之名,将礼制、礼法、礼学、礼教等全部污名化,固然有解放思想、释放活力、结束帝制、创造共和的进步意义,但亦使社会行为失范。     

商鞅“更礼”论

商鞅是以提倡“尊君重法”而名显一时的法家代表人物,但并非不重视礼,只是其对礼的看法和使用与儒、道、墨诸学派大异其趣。面对战国时代“礼崩乐坏”的现实,他明智地提出“更礼”的主张。商鞅之“更礼”基于他的历史观和人性论。其“变法”与“更礼”并行,而“更礼”则以“礼者,所以便事也”为指导原则,从而弱化了礼的道德意义,将礼变为功利之礼、实用之礼,对秦国及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论"德法并举"的治国方略

“德法并举”治国方略的提出是我党在治国方略上的完善和创新。文章分析了这一治国方略确立的深刻根源，阐述了其对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和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具有的不可低估的战略意义。文章最后还提出了对实现“德法并举”治国方略的几点思考。     

礼的起源和本质

“礼”是中国文化史和经学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历代经学中的“三礼”(《仪礼》、《周礼》、《礼记》)和“通礼”的著作,真是汗牛充栋。清朱彝尊《经义考》著录这类书便达四十七卷之多。在《清通考》和《清续通考》中,亦占有很大的篇幅。二十五史中大都有《礼志》、《礼仪志》或《礼乐志》等。从阶级社会产生以来,尤其从西汉儒家独尊局面形成以后,礼一直是中国古代社会上层建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封建社会的御用儒家,为了把礼贯彻下去,无不竭尽其力鼓吹礼的神圣与永恒的。解放以前,不少封建利益的维护者,也是打着“礼治”的旗帜,唱着“礼为中国文化优良传统”的高调,来抗击现代进步思潮,企图达到复古的目的。他们别有用心地把礼的起源与本质问题弄得一塌糊涂,不是简单空洞地提出“礼源于祭”,就是抽象地认定“礼源于俗”。最近有些文章的作者,毫不掩饰地把礼说成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归纳起来的概念,因而不能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分析它。这是反科学的。本文企图就礼的起源和本质问题作试探性的研究。     

儒家管理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儒家化作为中国的传统化,对中国的历史发展影响深远,其中包括管理领域,在其管理思想中。儒家以“治人”为自己的管理对象,以“为政以德、礼为用”作为管理手段,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其管理目标。纵观儒家管理思想,其中所蕴涵的“人本主义”管理思想与“权变”管理观念在今天看来仍不失其现代价值。     

从周代婚姻礼俗看《关睢》

三百篇中,最为国人所熟知者,自然要数《关雎》。而它的“取冠三百”的特殊地位,又历来引起说《诗》者的普遍关注。 对于《关雎》,诸如“后妃之德”、“刺时”种种陈说,今人已断然不取。现在较普遍的说法为以下两种:1、恋歌说。持此说者,甚或将其述解成现今乡间男女自由恋爱的那副情景。这种以今论古的做法显然是不足取的。2、婚歌说。此说实承郑振锋所谓“娶亲时所唱的乐歌”(《文学大纲·诗经与楚辞》)而来。有论者因以反证上古婚礼有吹吹打打的举乐之俗。这又实在是一种误解。 上古婚礼是不举乐的。古代的婚仪体现为一种系列性的过程,是谓“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亲迎指婿男亲至女家迎娶,即使贵为天子诸侯,亦必躬行其礼,以示亲敬。亲迎之礼的主要内容,据《礼记·昏义》、《仪礼·士昏礼》,有车迎而无举乐。按《礼记》的说法,“取妇之家,三日不举乐”,“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烛”(《曾子问》),“昏礼不用乐”,“昏礼不贺”     

“礼不下庶人”发覆

对于《礼记》的“礼不下庶人”的记载，学者们大多深信不疑，将它看成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礼法特点。其实，“礼不下庶人”是讲具体的礼仪规定的，不能抽象成阶级原则；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事实上看，庶人都是有“礼”的。目前学术界流行的酬酢之礼不下庶人、庶人无力行礼、庶人假士礼而行、战国以前礼不下庶人、贵族之礼不下庶人、宗法礼不下庶人等说皆有难以自圆其说之处。究其原因，是由于理论前提、思维方式、论证方法等方面的错误所致。     

以法为教:塑造现代法观念的一条思路

中国上古时有“礼”、“刑”而无“法”,就是说只有一套评判人们言行是非的标准,没有第二套。出乎礼入乎刑,礼去刑取,便是最理想的境界。自李悝《法经》以后,“法”这一套新的评判标准从“礼”中分离出来,“刑”成为“法”的附设手段。这时便有了两套评判标准。“礼”和“法”的矛盾在春秋末及战国时期表现得异常激烈,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倾向仍主张“为国以礼”、“以礼为教”,竭力贬低“法”的作用;以法家为代表的激进倾向则竭力贬低礼教,主张“以法治国”、“以法为教”。结果是汉以后的儒法合流,外儒内法,霸王道杂之。从汉代开     

洪武儒学教育与科举八股的形成

朱元璋创建明王朝后,依据所谓“武定祸乱,文致太平”(《典故纪闻》卷一)的认识,进一步加强儒学教育,充分发挥儒学功用,以巩固、加强其封建专制统治。 朱元璋以礼乐为治民之津梁,十分重视礼乐文明的治化作用。他认为:“礼者,所以美教化而定民治。……有礼则治,无礼则乱。居家有礼则长幼序而宗族和,朝廷有礼则尊卑定而等戚辨。元以夷变夏,民染其俗,先王之礼几乎熄矣,而人情狙于浅近”(《明太祖实录》卷七三),故其“初定天下,他务未遑,首开礼、乐二局,分曹究讨”(《明史》卷四十七《礼志一》),先后编成《存心录》、《大明集礼》、《大成乐》,给经历连年战乱之苦的民众多少带来了点新气象。朱元璋更为重视礼仪文明对社会日用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