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曹文轩儿童小说的叙事策略

在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上,曹文轩占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从叙事语言上,曹文轩在写作中多用颜色词,让故事更具画面感;多用比喻,让叙事更加生动易懂;多用诗化语言,让苦难和黑暗也具有朦胧的美感.在叙事空间上,曹文轩多用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构,同时竭力营造乡村的牧歌情调.在叙事结构上,灵活多变,用"来——去"的"开头——结尾"模式叙述主人公的故事,用穿插模式丰富配角鲜活的个性,用连锁式的结构贴近生活的氛围.     

文体的边缘之花：略论诗化小说的特征与概念

诗化小说是诗歌和小说两种问题融合而成的新文体,对此文体的理解众说纷纭,笔者重新对其特征进行了提炼与总结,如诗性思维、意象抒情与叙事、整体意境的营造、语言诗化、情节淡化、叙事节奏缓慢、叙事信息密度小以及始终灌注的诗性精神等,并在此基础上重新界定了诗化小说的概念。     

论废名“田园诗风”的乡土抒写

废名是前期“京派小说”的中坚作家,其乡土小说被称为“田园牧歌”和“乡土抒情诗”,这与他的文化价值立场和叙事风貌有关。在小说叙事上,废名开了中国现代小说“散文化”和“诗化”的先河,而其田园归隐情结这种反现代的审美现代性的文化追求也具有“先行性”。这就是废名“田园诗风”的乡土叙事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     

诗化小说改编电影中的叙事策略研究

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编和叙事理论在电影中的相互渗透,不为传统电影所接纳的诗化小说进入了改编视野,在非线性叙事、韵律化语言及抒情性主题方面,同脱离了戏剧拐杖、寻求自身语言发展的电影媒介产生了契合.诗化小说的电影改编考察此类(不以故事为中心的)文本向电影转化过程中的叙事策略,认为在故事内容方面,变情节结构为情感结构,由主观性鲜明的叙述者现身主导叙事的走向;在叙事话语方面,化现实空间为内心空间,以现代化的电影语言打造如诗般的影像意境.改编后的影片以其鲜明的叙事抒情化和影像写意化,树立了属于诗化电影的独特风格,为中国电影拓展了富有东方审美意趣的影像类型,为中国电影意境论的理论建设丰富了案例,也为当代融媒体背景下的中国电影创作提供了参照.     

＂美＂作为一种姿态--论曹文轩古典形态小说的＂形式＂美感

曹文轩继承了古典主义一脉的创作范式,但“古典”并不能概况其全部美学追求,其对文学“形式”的追求形成了其小说一个最鲜明的特质。本文从悲剧快感、贵族趣味、语言嗜好三个方面论述了曹文轩作为古典主义者如何将其“形式”嗜好投射到小说创作中,并指出在某些情况下对“形式”的过分追求,导致其作品相较于前辈的京派大师显现出不自信的气质。     

诗化叙事与人生救赎——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审美现代性

中国现代小说的叙事传统中一直有一个"呼唤现代文明"式的历史主题,而在对现代小说的研究中也相应地存在一个中心价值——文学对历史进步主题的呼应。这一表现与评价模式同样规范着现代小说的体式。现代作家的诗化叙事正是逸出这种规范后的小说实践,其中也正蕴含着小说文体解放和生命自由的可能。"诗化小说"接续的更多的是王国维曾经实践过的现代性理路,既强调小说的审美特性,又不忘与人生"救赎"关联;而这种小说的拯救功能与强调"小说救世"的社会历史意义的不同在于,诗化小说参与中国现代性建构时不再需要经由"小说救世论"的认定方可获得自身的价值依据。诗化叙事有效地克服了心灵单一化、粗俗化所带来的叙事局限,在文体形式和文化理念上使小说叙事获得了双重解脱。     

文学叙事的跨学科机遇与挑战——论小说的“多重叙事”

小说“多重叙事”是应“泛叙事”浪潮中文学叙事的机遇与挑战而提出的。小说以“多元化统一”的语言表意方式与“以小见大”的叙事审美特点,在建构方式上形成了以叙事主体与“个体—群体—国家”相关联的“多重叙事”结构。小说“多重叙事”理论的提出,在理论层面,推动了文学领域“双重叙事动力”的深入与细化;在实践层面,实现了小说文本内外真实性的多重解构与再建构。     

20世纪80年代诗化小说叙事空间的演变

诗化小说在20世纪80年代再度繁荣,随着社会思潮和美学风格演变,20世纪80年代诗化小说在诗意内涵和叙事模式上都发生了变化,这突出表现在叙事空间由前期的完整统一裂变为后期的多维杂存。叙事空间的裂变适应了当时社会文化心理,与传统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或后工业社会的演变逻辑相适应,是受到形式主义美学思潮影响的结果。诗化空间的裂变蕴含着丰富的意识形态内涵,它既是一种抵制僵化的现实秩序的方法,也是诗化小说应对现实和摆脱边缘化文体地位的叙事策略。     

游走于诗性与智性之间——论铁凝小说的叙事策略

从铁凝小说诗性与智性的小说语言策略出发,探索了铁凝的小说在叙事策略上始终坚持着自己独有的生命体验,其叙事策略体现在诗性描写与智性幽默两方面。铁凝将诗性因子融入小说创作,将营造氛围、铺设情调提高到文本的核心与精髓,在散淡的故事和模糊的人物身上寻找生命的意义,使其小说具有了明显的诗化倾向;智性幽默是铁凝对生命感悟的另一种方式,在情节设置上她采用一种适度的夸张,使小说获得了荒诞的意味。     

杨朔诗化散文的内核:小说化叙事

杨朔诗化散文多由人物和故事组成,叙述时一波三折,很注重细节的精细描述,并对内容和叙述方式作虚构性处理,是小说化的叙事话语;其结构形式也与内容的话语叙事相适应,成为情节性发展散文结构,成为形式化的内容,具有独立的形式审美性。这一切表明杨朔诗化散文的内核是小说化的叙事,它的单位意象也揭示了这一点。同时,杨朔散文"诗意"的产生也与其小说化叙事以及单位意象的指称意义转换有关。要说明的是,杨朔散文的小说化叙事,正是对延安时期和建国初期散文文体的继承和发展。     

论胡适的诗论

胡适的诗论包括多方面的内容,但其主体是“诗体的大解放”理论。该理论主张“打破五言七言的诗体,并且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应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它一方面明显地受到了美国意象派诗论、晚清“诗界革命”理论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对中国现代诗论,新诗的发生、发展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论“诚斋体”形成的诗学渊源

“诚斋体”是对杨万里诗歌主导风格的界定,其生成因素是多方面的。从诗学渊源看,江西体、晚唐体、俳谐体是形成诚斋体的三个重要因素。杨万里博学广取,分别对这三种诗歌风格进行了扬弃与重组,构建了别是一家的“杨诚斋体”。     

洞悉网络世界的二律背反

网络技术以二进制数字为转换法则,建构起克服物理空间物质、能量规律限制的网络世界。数字化网络世界以“真实的内爆”消解了传统摹仿论关于摹本从属于原型的“真实”观。这虽有利于人类感官潜能的发掘与解放,但数字化技术的构架性又令现代人难逃“真实”与“谎言”并存的二律背反。面对这一技术进步与人类诗意生存关系失衡的重大辩题,只有从现代人文立场出发,协调人-机关系,以人本质的提升为最高境界,方可尽量遏制网络技术的非人性因素,实现与人类诗意生存境界的紧密相联。     

论清代毗陵诗派诗人的文化人格

毗陵诗派是由清初的“毗陵四家”、“毗陵六逸”,及清中叶的“毗陵七子”等常州诗人群体组成的地域性诗歌流派。毗陵诗派十分看重人品,诗人有较高的品格修养,他们的文化人格突出表现为三个方面：立身以忠孝为大;狂狷人格明显;传承东林精神。     

“诗性批评”:文学研究的传统与发展

文学的本质是诗性的,对于文学的任何一种发现与追问,都必须回到文学的诗性本质上来,并真正"为了文学的目的"来面对文学.因此,在文学疆界不断扩大的今天,中国文学的"诗性批评"传统,对打破唯科学主义思维,真正回归文学的文学批评与研究,更加有着充分的可借鉴、发展的意义.     

造作的唯美化 唯美的粗鄙化——评曹文轩的《天瓢》

众评论家用“美”、“经典”、“爱”等对《天瓢》作了极高的评价。小说写得细腻、唯美,但是它的唯美却显得造作;而且细腻的文字、唯美的意境也难以掩盖结构上的粗疏、细节上的粗糙、内容上的虚伪和粗鄙。造作和粗鄙拉远了《天瓢》与唯美的距离。     

论柯尔律治“自然”的诗性形而上学

柯尔律治是19世纪著名的诗人和哲学家,他的双重身份使他在思考哲学问题时,同时倾注了一种诗人气质。柯尔律治的诗论主要围绕“自然”一词展开,用诗化的语言展示了其认知思维中二元思维范式,明确区分出了两种“自然”,并由此推演出了事物的两种关联方式,其中有机关联、对立统一、矛盾协调的关系呈现了柯尔律治特有的辩证法思想。柯尔律治建构的“自然”的诗性形而上学,实现了哲学的诗化。     

小说中的俳句——谈小小说的诗性特征

如果说短篇小说是“绝句”,那么小小说就是小说中的“俳句”。小小说作家应该把小小说当作诗 来写,采用诗歌中常用的跳跃性结构方式;锤炼诗化的语言;小小说的诗性更表现在炼意上,蕴含在有限篇幅 中的意义,是闪烁诗性光辉的内核。     

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的历史经验

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从诞生起 ,自始至终存在着两对最基本的矛盾 :一是西方现代诗学与中国传统诗学的矛盾 ,二是坚持启蒙救亡与坚持诗歌本体的矛盾。针对第一对矛盾 ,袁可嘉、唐等“九叶”派诗论家继承“五四”以来周作人、梁宗岱、朱自清、穆木天、闻一多、朱光潜等前辈新诗理论批评家融汇中西诗学的理论成果 ,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诗学 ;针对第二矛盾 ,胡适、象征派、现代派、七月诗派等诗论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在此基础上 ,九叶诗派提出了“在现实和艺术之间求得平衡”的主张。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正是在不断地寻求妥善解决这两对基本矛盾的实践过程中 ,逐步萌芽、滋长、发展、丰富、深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