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主义难题的摩尔式解答

怀疑主义难题是哲学史上最重要、最为人关注的难题之一。怀疑主义难题的未决是“哲学的耻辱”、“人类的问题”。摩尔用常识实在论对怀疑主义难题的解答是20世纪上半叶西方哲学中最有影响的解答,对这种解答的成功与失败进行全面的评价,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学园怀疑主义与希腊折衷主义

在阿尔凯西劳斯把怀疑主义引入中期柏拉图主义后,演变出了一种独特的学园怀疑主义.不同于皮浪怀疑主义,它反对纯粹的"不动心"立场,强调在悬置中持有"合理性"的立场;不同于斯多亚主义,它反对斯多亚主义僵化独断的知识论与道德观,强调经过悬置的知识与行动;在与罗马的实践理性结合后,它推动此后的哲学形成了折衷主义思潮.     

在知与无知之间——论西方怀疑主义的正面意义

在西方理性主义哲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即本体论、知识论、语言论过程中,寻问和索要证据的怀疑、批判精神作为一种内在的动力,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西方理性主义传统在怀疑精神的沃土中得到培育;理性主义的辉煌成就也从怀疑精神中获益;理性主义本身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则在怀疑精神的穷根究底中得以暴露。怀疑主义与批判精神往往从根本上动摇了既定理论的基础,然而正是在这个解构、颠覆的过程中,新的、更好的、更切合实际的理论呼之欲出,而且新理论的根基更为坚固可靠。所以,怀疑主义与批判精神,尽管有时令人不快,但其推动西方理性哲学和理性传统发展的历史功绩却是不可磨灭的。     

试论休谟的自然主义思想与怀疑主义方法的辩证关系

大卫·体谟是18世纪英国的著名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派别起了非凡的作用。长期以来,哲学界就休谟的自然主义思想与怀疑主义展开激烈的争论。近年来,我国的许多研究者认为是自然主义构成休谟哲学的思想实质。本文认为休谟哲学中的自然主义和怀疑主义是互为表征、融为一体的。“怀疑主义”只是休谟的怀疑方法,怀疑不是最终的结果和目的,体谟的自然主义思想与怀疑方法的结合,最终达到认识自然的可能性的目的。     

从“关系情境主义”到马克思主义道德学说的“语境主义”——人工智能伦理范式基础的转换

人工智能伦理研究最根本的目的是增进人类的繁荣福祉,但是,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理论主张：“人工智能体中心论”主张应当使人工智能体符合人类伦理规范,有必要对它们进行伦理设计、监管;“关系情境主义”主张人是人工智能伦理的中心而非智能体,人工智能伦理应当是关于“人类善的伦理”;马克思主义道德学说的“语境主义”则从唯物史观的高度将生产力、道德、人的自由联系起来,从而从新的高度奠定了人工智能伦理范式基础。     

希腊怀疑主义中兴的逻辑根由及其"后现代"色彩

离散化的希腊化世界是希腊怀疑主义得以发轫的社会现实,希腊哲学考释中心从物理自然中经语言逻辑到社会伦理的层层递进,是希腊怀疑主义之风得以盛行的认识发展逻辑的必然,任意性和约定性这一“语言囚笼”以及语言发展的日益抽象化,则是希腊怀疑主义得以勃兴的语言发展的逻辑根由,而希腊怀疑主义对古典希腊各种形而上学的“反讽”性的抨击,颇具“反逻格斯中心主义”的后现代色彩。     

存疑与宁静——希腊怀疑主义的精神历程

追求幸福与至善,渴望灵魂的宁静与恬适乃是晚期希腊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每个流派都视之为理智活动的终极目的和人类生存的最高境界.伊壁鸠鲁说,哲学和人生的归宿在于“肉体的无痛苦,灵魂的无纷扰”.斯多亚学派强调生活的目的就是幸福,而幸福则是“平静运行的生活”,这种生活合乎自然,依据理性.怀疑主义把“宁静”(ataraksia)等同于“幸福”(eudaimonia),认为不幸就是心灵受到各种独断的信念或意见的干扰.怀疑主义把自己的心智活动理解为“生活方式”(agoge).其最终目的意于“在信念方面寻求宁静,在无法规避的事情上保持节制适度的体验”.各派哲学在人类生存和精神活动的终极目的上没有根本性的分歧.正如德国学者E·策勒所说,伊壁鸠鲁主义、斯多亚学派和怀疑主义三种思想是同源的.     

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中的奥古斯丁主义与托马斯主义

在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中,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思想传统,即奥古斯丁主义和托马斯主义。 前者源于柏拉图哲学和新柏拉图主义,代表着一种神秘主义的倾向,强调基督教信仰中的“奥秘”成分, 对理性采取一种贬抑态度;后者源于亚里士多德主义,代表着一种理性神学的方向,力图借助形式逻辑对 基督教的基本教义进行论证,用理性来充实基督教信仰。这两种思想传统不仅对于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 而且对于近、现代的西方宗教思想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论道德怀疑主义问题及其出路

道德怀疑主义在道德关乎什么的本体论问题上怀疑道德存在,在如何知晓道德的道德认识论上怀疑道德知识,在道德问题如何表达的语言哲学分析中怀疑道德语句,在道德问题怎样思考的心灵哲学里怀疑道德思维。克服道德怀疑主义的哲学方案,在怀疑起点上面临实体的循环定义与同语反复,无法面对道德怀疑的绝对性;在怀疑的终点上,面临"理性存在者"的人性假设,有取消道德的危险。认识到怀疑论乃是形而上学的"终结诘难",承认道德怀疑的绝对性,道德偶然提供一种与道德怀疑相融贯的道德理论。拥抱道德事实或道德属性的偶在性,认识道德规范的具体必然性以及道德知识的建构性,从而敞开道德思维的多样性与创新性,是走出道德怀疑主义的当代理论出路,也是道德解放的实践发展。     

围绕公民身份理论的分歧及弥合的可能——兼评自由主义、共和主义、社群主义以及文化多元主义

盛行于20世纪90年代的公民身份理论成为西方主流政治思潮相互争论的焦点议题,因而,不可避免地造成该理论内部巨大张力。本文立足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语境,探讨四种主要政治思想围绕公民身份问题的本质分歧和弥合的可能。首先,就“何种善”、“何种自我”问题,比较自由主义、共和主义、社群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对公民身份问题分歧的根源;然后,探讨自由主义对其他思潮包容和妥协的可能性,诠释四种思潮影响下的公民身份理论在多大程度上与协商民主这一实践理论相契合。     

“一厢情愿”问题能反驳非认知主义吗?

一些哲学家认为,经过适当的发展,元伦理学非认知主义能够解决弗雷格—吉奇难题,因而仍是一个有吸引力的理论,而另外一些哲学家则坚持非认知主义不能解决这个难题。近年来,多尔主张非认知主义能否解决弗雷格—吉奇难题的争论并不重要,因为即使假设弗雷格—吉奇难题能被解决,非认知主义仍然蕴涵一个新的问题——"一厢情愿"。然而,与多尔的观点相反,最新的研究表明一厢情愿问题并不独立于弗雷格—吉奇难题,因而它也不对非认知主义构成决定性反驳。但是,一厢情愿问题仍然是非认知主义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它表明弗雷格—吉奇难题比非认知主义者原来预想的更难解决。     

论哈特反本质主义法哲学及其中国语境

哈特将分析哲学的反本质主义理论运用于法哲学研究之中,着重考察法律的多样性、相对性和发展性。他合理地把握了人类理性对人类社会规则规律认识的度量,回答了应当如何认识法律的问题,从而在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由此,哈特的反本质主义法哲学在解构传统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法学观,成为现代西方法理学的起点。哈特的反本质主义法哲学思想理论从法哲学层面解释了"一国两制"的理论基础,为当前我国的法治建设提供了法哲学基础。     

推理主义：逻辑与意义理论

很多人习惯于自下而上从词项之意义出发去理解语句进而把握推理,推理主义者则倒过来由推理去解释语句和词项,认为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决定于它们在人类推理中所扮演的角色,因而我们在理解他人主张或掌握某些概念时应重点关注它们如何充当某一类推理的前提和结论（或是其中的一部分）。当这种革新观念的理论效应正在当代认识论、语言哲学等领域持续发酵和释放时,不应忘记它的逻辑学根底和渊源。然而,推理主义并非简单地抬高现代逻辑的价值,毋宁说,它让我们有机会重新理解逻辑学的本性及地位,尤其是逻辑与当代哲学的内在相关性。哲学家们在把肇始于逻辑学领域的推理主义路径发展成为全域性的语义推理主义的同时,也在整理和重塑现代逻辑的基本观念,从而使得我们对“何谓逻辑”“逻辑的认识论”“逻辑与理性的关系”等根本性逻辑哲学问题的回答,呈现出新的面向和复杂性。作为逻辑与哲学深层互动的最好例证之一,推理主义的诞生及其在当前哲学界的影响力表明,逻辑学并未失去它曾在20世纪哲学研究中所享有的“引擎”地位。     

为普遍主义辩护——兼评中国文化特殊主义思潮

普遍主义是一种相信某些知识、世界观和价值观具有普适性的立场。西方学者曾经用西方中心论为普遍主义辩护,混淆了思想的内容和产生思想的社会条件这两个不同的问题,因而遭到来自知识社会学、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等方面的正当批评。但是,这些批评所导致的特殊主义,又混淆了真理的内在标准和思想的适用范围这两个不同的问题。从哲学上分析,西方中心论和特殊主义都源于"关于本质的发生学教条"。特殊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有着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原因,西方民族主义国家曾把特殊主义作为对外扩张的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独立的国家流行民族文化特殊主义的思潮,表现为文化精英的传统主义和文化复兴运动的民众动员。而中国自古不乏华夏中心论的传统,现在则有以"回归起源"为特点的民族和文化优越感。当今学术界有一些已经习以为常、信以为真的提法,反映出各种特殊主义观点和立场。学术界不加区别地广泛使用"中国特色"的标签,隐藏着在哲学社会科学所有领域内都放弃普适性目标和标准的危险。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三本主义"(本位、本色、本土化),代表了"道统"、"学统"和"政统"合一的复古主张。后现代主义和新左派的反全球化主义,在实践上阻碍经济往来、文化交流和更深层次的思想对话。反"西方话语霸权"的情绪化口号,经不起"什么话语、谁的霸权"的理性推敲。     

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比较研究

论述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和与其对应的西方主义。东方主义分为自为东方主义、拟东方主义;西方主义分为自为西方主义、拟西方主义。自为东方主义和自为西方主义分别反映实际存在的真实东方和真实西方;拟东方主义和拟西方主义分别反映被歪曲的想像性东方和想像性西方。在相同文化地域内,人可以认识现实客体;在相异文化地域内,人只能认识虚拟客体。     

论普遍主义

普遍主义出于西方传统哲学。夸大追求普遍知识的方法和态度、并把它扩大到普遍知识以外的一切领域,就产生了普遍主义问题。普遍知识不是一切知识之谓,也不是普遍接受的知识,而是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这种知识是有局限的知识。因而,从普遍知识衍生出来的普遍主义也是成问题的,它是目前反思和批判西方传统哲学的重要议题和靶子。挣脱普遍主义的束缚是解放思想、走向生命自觉的要求。在西方传统哲学的框架内批评普遍主义容易陷入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站在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对峙之外的中国传统哲学为克服普遍主义提供了可能的样本,也展示了一种与西方不同的从事哲学的途径。     

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国家观比较

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是当代西方影响较大且相互对立的政治哲学,它们的分歧是多方面的,但主要表现为不同的国家观。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关于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的争论,在国家问题上体现为“弱国家”和“强国家”的区分。从理论分析和政治实践看,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国家观都有其局限性,二者的分歧正好说明了它们的互补。     

古希腊超越论传统与普世主义的形成

普世主义是由晚期希腊斯多亚学派所提出的,斯多亚学派提出的“universal logos”是其普世主义的存在论基础,普世主义是对经验个人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超越,是对经验感觉和利益的超越,在本质上是超验的理性主义,而这和追求普遍必然性的古希腊知识论传统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毕达哥拉斯的数、巴门尼德的Being、柏拉图的idea,都可以看成是其知识论的准备,它通过基督教而影响了后世世界文化.     

立足于实用主义而非怀疑主义的关联主义

关联主义理应解释为什么下面支持怀疑主义的论证看上去是合理的 :(1)我不知道我不是一个无躯体的瓮中之脑 ;(2 )如果我知道我有双手 ,那么我就知道我不是一个无躯体的瓮中之脑 ;(3)因此 ,我不知道我有双手。基斯·德罗斯断言 ,(1)和 (2 )“初看起来是合理的”。然而 ,(1)初看起来是合理的仅仅因为它的背后有一个隐含的论证 ;它并不是直觉上合理的。德罗斯的论证是建立在对真的敏感性要求的基础上的 ,即如果你知道某事 ,那么如果它是假的 ,你就不会相信它。但敏感性要求自身并非知识的充分和必要条件。因此 ,它所支持的 (1)以及关联主义所要解释的怀疑主义的论据都不能成立。虽然怀疑主义不是关联主义的一个合理的理由 ,但某些实用主义的理由却是。按照某种实用主义的理由 ,知道某件事 ,当所涉及的事情越是利害攸关 ,所要求的证据也就越多。处理怀疑主义最好的办法是批判支持它的论证。关联主义不应该当作满足怀疑主义的手段 ,尽管还有其他一些实用主义的理由支持关于知识的关联主义     

当代西方共和主义政治哲学发展评析

共和主义的复兴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发展中的重大事件.当代西方共和主义的复兴不是简单地回归古典共和主义政治传统,而是对共和主义进行更加系统化与理论化的拓展与阐释.在规范政治理论中,当代西方共和主义政治哲学在公民身份、自由、民主与美德等维度上做出了既不同于自由主义又区别于社群主义的阐释,深化了在相关问题上的理论分析.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的兴起既体现了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当代西方政治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在批判与挑战西方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思想范式的同时其本身也在反思与辩驳中不断发展与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