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文学视角下的《檀香刑》

法律与文学是近年来交叉学科研究潮流中颇具趣味的一支。莫言的《檀香刑》以大胆、泼辣的笔法和奇特的叙事方法描述了司法制度中的重要主题：酷刑作为国家权力极端展示形式的意义,以及死刑执行人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在集权制度之下的异化,而莫言对当时社会制度的批判亦展现在这种异化当中。文章将从法律与文学相结合的视角对这部作品中的酷刑、刽子手以及它对历史微观而多元的解读方式进行解析。     

让现实体验插上神话的翅膀——莫言《罪过》的魔幻叙事及其与鲁迅文学的互文性分析

《罪过》具有莫言文学的风格,也是中国当代小说的杰作。它有莫言小说魔幻叙事的基本特点,也呈现出20世纪80年代莫言先锋探索的文学精神。作为一篇先锋小说,在文体方面,《罪过》既有寓言性、象征性,也具有写实性。它以儿童视角将现实的乡村体验转换成神话故事,使小说和世界都生起一种神秘的烟雾,从而打破了以往机械写实的狭窄套路,拓展了文学的审美空间。虽然以动荡年代为背景,作品却没有进行政治学思考,而是“向内”审视,聚焦于人性,在人性的黑洞里掘进、摸索。这种对人性的审视,又与鲁迅的文学存在着互文性。鲁迅笔下的“看客“”恶童”以及“人生如戏”的悲凉感也在《罪过》中出现。     

摩罗二重唱——莫言的《铸剑》阅读及其与鲁迅的家族性相似

从莫言的《铸剑》阅读,可以看出莫言与鲁迅文学精神的高度共鸣、相似。莫言与鲁迅的文学创作都受到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潮流的巨大影响,两者在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潮流中相遇。莫言从《铸剑》看到的鲁迅精神,是鲁迅魔性叙事的突出特点。莫言的创作中也具有明显的鲁迅式的魔性叙事。莫言与鲁迅的部分创作都属于浪漫主义的极端型写作,都饱含激情、意志力量、怀疑与虚无,都有一种令人震撼的怀疑、反抗精神。     

声音唱出的民间狂欢--"猫腔"给莫言《檀香刑》带来的超越

莫言一直是新时期作家中勇于探索的一位,他自称《檀香刑》这部新世纪力作是其创作过程中的“一次有意识地大踏步撤退”。本文从“猫腔”着手进行深入分析,认为莫言正是用地方小戏“猫腔”的声音给作品定调,帮助作品实现了“大撤退”———作品民间性的更大回归,同时带来了整部小说的音乐性、通俗性和丰富性,促成作品悲剧主题的转化和升华,并预示着民众的觉醒。莫言由此实现了对以往的超越。     

《聊斋志异》中的异刑

《聊斋志异》是中国文言小说的最佳范例。考察蒲松龄笔下的暴力如何写出,同哪些题材相关联,又被放置到怎样的伦理框架中思考,对探讨《聊斋志异》的叙事手段有着重要意义。酷刑作为一个比较重要的母题,复现于全书80余篇作品中。按照刑罚背景的不同,《聊斋》中的酷刑可以分为三类:阴曹之刑、衙门之刑和闺闼之刑。作者在处理这三类题材时,写作手法和伦理观照虽不尽相同,但总把“酷”与“异”钩合,由“酷”入“异”,以“异”养“酷”,写感官而离感官,让读者在回味中蓦然体察到“力”之暴残,制造一种“意酷”的独特效果。     

“传统”“民间”的化用与创造——论莫言新作《锦衣》《故乡人事》的美学追求

莫言新作《锦衣》《故乡人事》是其创作固有的对传统的创造性发挥,既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之中,又融入了莫言个人的创造性。《锦衣》是对传统戏曲美学趣味的亲和,同时又加入了莫言个性的点睛之笔,融入了现代体验。丑角王婆、王豹的充分表演是对传统戏曲的改造。王豹的性格塑造则是对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承续。王豹的性格具有阿Q性格的一面:卑怯。王豹的革命类似阿Q革命。《故乡人事》是莫言的"笔记体"小说,有传统"笔记体"的意味,近似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对奇人异事的记录,也在神韵上沟通了魔幻现实主义;同时融合了鲁迅短篇小说的笔法和神韵,注重白描,更注重人物内心状态,直抵人物内心深处,传统与现代高度融合。     

论鲁迅写“新人”的文学思想

“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的创作思想,是鲁迅关于写“新人”的文学主张的集中表现。对人生抱着真诚态度的鲁迅,始终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鲁迅的这种冷峻而执着的现实主义,从一开始就在他的文学思想中勾留出了鲜明的轨迹。但,影印在这轨迹中的决不仅仅是冷峻和执着,还有希望的火花和新人的胎动。早在《狂人日记》问世之前,鲁迅就认     

熔古铸今的艺术形态与风格──释《故事新编》

《故事新编》就是“故”事“新”编 在鲁迅的小说创作中,如果说反映现代生活的作品,结集于,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的《彷徨》,那么,他的取材于古代的短篇小说集──《故事新编》,却是从一九二二年冬的第一篇《补天》《原题为《不周山》)、开始,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写的最后三篇《采薇》、《出关》、《起死》,延续了十三年之久,贯串着鲁迅思想发展的前后两个时期,而且是鲁迅生前编定出版的最后一部作品。因而,就鲁迅的小说创作来看,《故事新编》,也是我们研究鲁迅思想发展变化具有重要意义的一部作品。 《故事新编》究竟是什么性质、形态、风格…     

福克纳对莫言的影响与莫言的自主创新

同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作家福克纳对中国作家莫言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文学地理和艺术表现手段等方面。然而,由于社会和文学背景不同,两位文学大师的创作又具有很大的差异性:福克纳揭示的是社会变革中人在精神层面上的现实,莫言则主要以中国农村的百年变迁为主线,展示了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责任感;在创作思潮方面,福克纳代表了现代主义的文学成就,莫言则为后现代主义文学指明了发展方向。因而,莫言与福克纳之间是继承、扬弃与发展的关系。莫言的巨大成功在于他向西方先进文化学习的同时,更加注重自主创新,尤其在作家对人的本质探讨方面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创作道路。     

论志贺直哉《暗夜行路》的悲剧性

白桦派骁将志贺直哉在日本近代文坛上有“小说之神”之誉。郁达夫称赞志贺的文学“文字精练绝伦 ,在日本文坛上所占的地位 ,大可比得中国的鲁迅。”1 他的一些代表作 ,对郭沫若、郁达夫等中国现代作家产生过积极影响。志贺文学的顶峰 ,是他的长篇小说《暗夜行路》。鉴于志贺的文学特质 ,《暗夜行路》可谓是一部志贺本人精神生活发展变化史。　　笔者认为 ,从本质上解剖《暗夜行路》,既是探究志贺文学的奥秘及其心灵生活历史 ,也是索解白桦派文学乃至日本近代文学的人文意蕴和人性感受的关键。一、《暗夜行路》的创作过程　　在日本近代文坛…     

“阴冷”的“悲哀”与“曲笔”的“亮色”——浅论鲁迅短篇小说《药》的主题思想和悲剧内涵

《药》是鲁迅在“五·四”前夜(1919年4月下旬)继《狂人日记》和《孔乙己》之后创作的短篇力作。它以“表现深切”、震憾人心的巨大悲剧内涵和“格式特别”、独辟蹊径的明暗双线结构,矗起新文化运动又一文学丰碑。关于《药》的主题思想,似乎早已形成所谓定论了。传统的代表性观点认为此篇小说“集中表现了旧民主主义革命脱离群众”的“深刻悲剧”(西北大学等十四院校编写组《中国现代文学史》),“批判了辛亥革命不发动人民群众的弱点”(复旦大学、上海师大、上海师院《鲁迅年谱》),“表现了旧民主主义革命     

鲁迅与意识流文学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也是中国现代意识流文学之父。他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既是意识流理论的最早介绍者和传播者，也是现代杂文、小说创作中运用意识流手法进行创作的最早实践者。鲁迅的文学作品形成了中国现代意识流文学的第一座高峰。     

母神崇拜与20世纪中国文学

在20世纪中国文学里,由于父权制文化权威的崩溃,母神崇拜极为明显。鲁迅的小说《补天》和郭沫若的诗歌《女神之再生》等在五四启蒙文学中首先张扬了母神崇拜之旗帜。在革命文学叙事中,柔石和艾青等作家辛酸地塑造了苦难母神,而曹禺和冯德英等细致描摹着崇高母神。“文革”结束后,张承志、铁凝等知青作家在底层民众中重新发现了母神,但是自然母神的更为完整形象是在莫言、徐坤等作家笔下呈现出来的。由于自然母神的复杂性,恐怖母神形象还曾在曹禺、张爱玲等作家笔下闪露面影。母神崇拜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意义,不仅在于提供了鲜明的母神形象系列,而且具有深刻的文化反思作用。     

“鬼魂书写”的后死亡叙述及其精神限度——论余华新作《第七天》

余华的新作《第七天》发表后遇到较大的质疑.这与他“迄今为止最为满意的作品”的自我评价形成强烈反差.因此,对《第七天》进行合理的评价就显得十分必要.本文首先通过《第七天》的“鬼魂书写”阐释了余华在后现代语境下进行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野心.其次,从余华的创作历程分析了其创作转型,即从死亡叙述到后死亡叙述的“鬼魂书写”.“后死亡叙述”的新维度反映了作者对灵魂自我救赎主题的关注.最后,探讨《第七天》文学野心实现的程度及其内在的精神限度.     

论鲁迅的杂文艺术观

杂文应列为文学“正宗”说诚如鲁迅所说,杂文是“古已有之”的。然而使得杂文作家颇为灰心的是,这“古已有之”的杂文却从来没有被列入文学“正宗”的地位。到了近代,杂文创作有了很大发展,杂文概念也与前大不相同,举凡杂感、小品、短论、随笔、札记、随感录,乃至通信、日记等,就都是杂文作家乐于驾驭的样式。五四文学革命初期,新文学尚属草创,“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鲁迅这里所说的“散文小品”,指的正是《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上常见的随感录、短论等,也就是后来被一总称之为杂文的那一种文体。发展到三十年代,杂文更是兴一时之盛,至于有了“杂感年”,“小品年”之说,     

杂文——鲁迅拓展的文学新天地

(一) 鲁迅的杂文创作,成就巨大,战绩辉煌,古今中外,无人可与伦比。他不仅自己树起杂文丰碑,垂范后世,而且带领一批革命作家披荆斩棘,开辟了广阔的杂文天地,为文学拓展了新领域。这不是说,杂文是鲁迅的新发明。在我国,杂文有着悠久的历史。鲁迅自己就高度评价了罗隐、皮日休、陆龟蒙等人的小品文。到明末,尽管小品文走上了吟风弄月的歧途,鲁迅也还是肯定了其中积极的一面。杂文也不是中国独有的特产,外国早有文艺性的随笔与小说、诗歌等并存,而随笔也正是杂文的一种。可是无论中国或外国,直到本世纪三十年代初,似乎都还没有承认杂文是文学的一个分支。鲁迅说:“我们试去查一通美国的《文学概论》或中国什么大学的讲义,的确,总不能发现叫作tsa-wen(杂文)的东西。”因此,甚至当时进步文学界内部也有人责怪鲁迅专写杂文而不多搞创作,言外之意,写杂文不算创作。     

岛崎藤村的“旧家”与“新家”

岛崎藤村的《家》无疑是岛崎藤村小说创作中的一部重要的长篇。濑沼茂树称之为“构成藤村文学一大高峰的独特的杰作”,“自然主义文学的纪念碑式的作品之一”。在这部作品里 ,作者为读者叙述了走入近代后两个旧式大家族的崩溃 ,同时又展现了两个与传统大家族在结构上不尽相同的小家庭 (或者可以称为“新家庭”)。其中还穿插描写了存在于旧家族与新家庭中的一个觉醒者的理想、苦痛、感慨和悲哀。在作者笔下的旧式大家族中 ,我们可以看到家长的威严和权力 ,可以读到家族兴亡在每个家族成员心目中的份量 ,可以体验到家族制度对于人的个体自由的…     

鲁迅、周作人杂文比较论

<正> 在“五四”文学中,鲁迅、周作人兄弟二人被公认为“文坛双星”,享有崇高威望。抛却其他方面,仅就杂文创作而言,二人也都有卓越的贡献。如何评估二人杂文创作的成就?如何看待二人杂文创作的异同?远在鲁迅生前,已经成了中国文坛的热门话题之一。八十年代以来,随着鲁迅研究的空前深入和周作人研究的迅速开展,二周比较又一次为现代文学研究界所重视。众所周知,二周走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和创作道路;这个所谓“二周之谜”,也许可以在他们杂文的比较研究中得到解答。     

浅析大江健三郎与莫言的边缘化写作

大江健三郎 (以下简称大江 )与莫言的人生起点和文学起点有许多相似之处。莫言曾说 :“如果不是命运把我降生在这样一个村庄 ,如果不是把我放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之下 ,我的想象力无论多丰富 ,也不可能写出那样的作品。”1 大江则说 :“我自己也是一边想着森林环绕的山间小村一边写小说的。……但是我认为深深刻在我记忆中的村子和我造出来的村子是紧密相连的。”2 大江的故乡日本四国的“森林峡谷村庄”和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相对于日本传统文学中的东京和中国正统文学中的都市 ,都处于边缘位置 ,他们的作品以描写边缘民间文化为主 ,反映了…     

历史的“创作”与创作的“历史”－－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历史小说的一种解析

20世纪 90年代的历史小说在叙述方式上呈现出传统历史小说、“红色经典叙事”、新历史小说等不同的形态和格式。传统历史小说和“红色经典叙事“由“正史视角“出发 ,富有明显的“春秋笔法”意味 ,强调创作的忧患意识和文学的史诗风貌 ;新历史小说从“野史视角”切入 ,在一种整合或多元化的视界中试图实现向历史的“本然性”的回归。传统历史小说和“红色经典叙事”对“历史”的艺术转载方式是将历史演绎化 ,并凭借着这种方式来展示历史前行的规律和趋势 ;新历史小说则倾向于对“历史”的感性化叙述方式 ,由此生发出“因文生事”的运思方式和“随意点染”式的叙写 ,并表现出对“历史”的某种“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