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法治合法性的道德基础

合法性是依法治国和公民法治观念中的重要问题。对依法治国的认同程度是衡量一个社会法治水平高低和人们法律意识强弱的重要指标。在中国这样一个道德传统源远流长、积淀深厚的国家,法治要想在广大人民心中获得合法性认同,就应该而且必须与道德紧密结合,建立健全适应法治发展的新道德体系。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当代建构

本文着眼于我国当前实际,分别从合人民性、合规范性、合价值性的视角,通过确立“以人为本”的绩效观、塑造法理型权威、保持意识形态“与时俱进”,建构当代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群众基础、制度基础和价值基础。     

个人信息处理规则的法律经济学分析

个人信息处理规则是信息保护制度的风向标,反映了制度在信息利用与保护之间的价值偏向。实现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的衡平,本质上是追求效益最大化的资源配置问题。法经济学中的边际效益理论以及静态博弈范式有助于对个人信息处理规则的法律效果作出鉴证。通过边际成本收益分析,信息处理规则中对主体、处理者以及信息的分类正视了不同情形下帕累托最优点的差异,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在静态博弈视角下,信息处理规则的确立规避了信息主体与信息处理者双方消极对立的囚徒困境,促进了信息要素市场的流通。针对实践中存在的一般个人信息保护过度以及敏感个人信息保护不足的问题,应通过动态化信息分类、督促企业数据保护合规等方式予以解决。     

巩固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一个政权执政的绩效、社会意识、政治统治的有效性及三者的良性互动是政权长期执政的的合法性基础.由于社会生态环境的变化,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面临新的考验,党维护执政地位必须巩固经济基础、拓展政治基础,夯实文化基础.     

巩固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一个政权执政的绩效、社会意识、政治统治的有效性及三者的良性互动是政权长期执政的的合法性基础。由于社会生态环境的变化,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面临新的考验,党维护执政地位必须巩固经济基础、拓展政治基础,夯实文化基础。     

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时代诉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合法性是民众对现存政治系统的基于内心自愿的认同和支持的能力和特性。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是执政党的生命。当前,我国由于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党的执政能力面临新的考验,如何巩固执政基础,我们党审时度势,适时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论题,它对于整合我党执政的旧的合法性基础和开拓执政的新的合法性基础具有重要意义。这一论题的提出成为我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时代诉求。     

论同意在个人信息处理中的作用——基于个人敏感信息和个人一般信息二维视角

从规范层面而言,信息主体的同意是个人信息处理的正当性基础,其法理基础在于个人信息自决权。然而,在大数据时代,大规模个人信息的处理使同意的正当性地位受到质疑。基于个人敏感信息和个人一般信息二维视角的分析,同意在个人信息处理中应该类型化适用：在个人敏感信息的处理中仍适用同意规定,在个人一般信息的处理中并不存在同意适用的空间。     

历史方位与执政合法性基础的变迁

执政合法性指涉的是政治权力得到人民认同、信仰、忠诚和服从的程度.一个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会随着社会的变迁不可避免地发生着流失和增减,中国革命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稳固的执政合法性基础,随着建国后历史方位的变迁,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逐渐建立在经济绩效和政治、社会公平之上.它反映出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的转变.     

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合法性基础探析

基层党组织的合法性从本质上讲就是民众对于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心理认同。通过问卷与访谈的方式对常德津市L村调查得知,村民对基层党组织的政绩认同、意识形态认同以及制度规则认同均在及格线以上,说明农村基层党组织存在一定的合法性基础。不过,在其合法化的过程中,也遇到了领导和工作体制缺乏民主、村级集体经济薄弱对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向心力的负面影响、党员队伍素质弱化等困境。为此,需要采取推进村级党组织的民主制度建设、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提升农村党员素质等措施,夯实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合法性基础。     

建国后我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历史变迁及其启示

在现代社会 ,任何政党的执政都需要依赖坚实的合法性基础。但再牢固的合法性基础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随着执政时间的推移、执政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如果一个政党不能顺应历史的发展趋势和规律 ,适时地建构新的合法性基础 ,那么它不仅维护不了执政的权力和地位 ,而且将给整个国家带来难以承受的损失和灾难。因此 ,为了继续巩固我党的执政地位 ,进一步提高我党的执政能力 ,我们有必要对我党在建国后变迁合法性基础的历史进程进行全面的探讨和认真的总结     

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基础的巩固

执政党根据民众的要求所要具备或创造的符合社会正当性的政治理念、能力、效绩、形象和制度设计等 ,构成其执政的合法性基础。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 ,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仍面临挑战 ,存在不足和缺陷。文章系统论证了巩固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基础的基本思路     

论信托关系中委托人对受托人的请求权——兼论信托的合同基础

在信托制度中是存在着合同基础的,赋予委托人对受托人的请求权只是归还了其本应享有的权利,委托人享有对受托人的请求权是应被肯定的,这仅是还原了信托的本来面貌,并没有扭曲信托制度。     

治理、合理性与政府的合法性基础重构

治理显现出了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弥合的一线光明,它既体现了追求效能的形式合理性的要求,亦体现了追求民主生活方式的实质合理性的要求,二者较为和谐地共存于治理之中。治理的效能目标和民主价值对我国政府合法性基础的重构与巩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欧盟个人数据保护法上的反自动化决策权研究

在大数据时代,信息成为一项重要的社会资源,如何开发和利用数据是现代社会无可回避的问题。个人数据保护法随着科学技术和数据产业的发展备受关注。其中,欧盟对个人数据立法的研究和相关法律的规定较为成熟,其赋予了数据主体多种数据权利。最新成果体现在2016年的《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其规定的反自动化决策权也成为了理论和实务界的焦点。但对于反自动化决策权的研究尚需进一步深入,包括明晰反自动化决策权的概念和理论基础、反自动化决策权的权利架构及反自动化决策权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启示等。希望通过对反自动化决策权的研究,为我国未来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提供借鉴。     

论网络消费合同的法律适用

信息网络日益发达的今天,网上消费愈来愈受大众喜爱,伴随着网络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纠纷也不容忽视,法律应当就保护网络消费的合法权益进行有效适用。网络消费不同于现实消费,两者在合同订立和履行上都有各自的差异,网络合同应当适用普通合同形式和实质的原则,只是在网络环境下如何坚持这些原则并将合同订立和履行切实实现,是立法要完善的重点。实践中,域外立法对我国网络消费合同的法律适用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从域外做法中找寻自身的立法缺憾不足并予以完善,是保护网络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重要举措。通过对法律事实的抽象性概括,将网络消费合同纳入民事法律关系探讨和规范,形成有序的网络消费秩序,进一步顺应信息网络时代要求,促进网络消费合同的法律适用。     

论合同的有效成立

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是合同法研究中人们常常使用的两个重要概念 ,正当人们为这两个概念的关系展开争论之时 ,人们又在广泛使用另一个重要概念———合同的有效成立 (或表述为有效成立的合同 )。① 本文拟对合同有效成立的含义、构成条件及其与合同成立、合同生效的关系作一探讨。一、合同有效成立的含义合同的有效成立是由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组合而成的复合概念 ,是指合同的有效存在 ,是合同成立中的一种。与此相适应 ,有效成立的合同是指已经成立且能产生效力的合同。在各国的合同法中 ,几乎找不到有关合同成立一词的统一的定义。在英美学…     

论欧盟海上保险合同的法律适用

欧盟海上保险合同的法律适用规则极具特色.欧盟以风险所在地为分类标准,分别对其领域内外的海上保险合同规定了两套不同的法律适用规则:对内适用欧盟保险指令中的冲突法规则,对外适用<罗马公约>的规定.这种立法模式源于意图扩大欧盟领域内外的保险服务市场,以及同时保护欧盟内部被保险人合法权益这一看似冲突的立法目的,但从长远来看并非可取.最可行的方法是将<罗马公约>扩大适用于承保风险位于欧盟领域内的海上保险合同,同时根据<罗马公约>第4条,对不同的海上保险合同分别确定最密切联系地.     

从同意到共识：现代政治合法性基础的转变

政治合法性是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核心命题,它主要探讨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在“统治与服从”关系上的正当理由问题.现代西方社会政治合法性基础正在沿着两种路径转变：第一条路径是从同意到信念再回归同意;第二条路径则是从同意到信念再到共识.本文尝试阐述第二条路径的内在逻辑.     

论诉讼时效之于无效合同的法律适用

《合同法》中对于无效合同是否受诉讼时效限制没有做出相应规定,司法实践中对此问题也是争论不休,本文从无效合同的确认是否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如何确定诉讼时效以及合同被确认为无效后产生的请求权与诉讼时效的适用三个方面进行理解和分析,有望对无效合同的处理起到一些作用。     

论先秦儒家对礼制合法性基础的理论构建

面对因天命陨落而产生的礼的合法性危机,以礼制秩序为追求目标的先秦儒家,为重建礼制合法性基础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孔子以"仁"释"礼",开启了从人道角度为礼寻求内在合法性基础的先河.孟、荀殊途同归地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孟子从"性善论"出发,以人之内在本性为前提进一步确立以人道原则为礼制合法性的理论基础;荀子以"明于天人之分"的天道观表达了对人道原则的彻底贯彻与对天命统治的彻底否定,他从"性恶论"出发论证了"制礼"的必要性和合法性,不仅进一步确立了人道原则为礼制合法性基础,还将人道原则转换成具体的社会生活,为先秦儒家礼制思想走向现实政治并成为独尊的政治意识形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