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减税的经济效应研究

扩张性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出现衰退阶段具有重要的作用,其中减税是一个重要的工具。但不同的减税手段,其造成的影响不同。不论是降低消费税、个人所得税还是降低企业所得税,均可以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相比于消费税和个人所得税,降低企业所得税所拉动的短期经济增长效果更为明显,因此,为应对短期经济波动,短期内应该优先选择降低企业所得税;而长期内应降低个人所得税,进而增加消费需求,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同时继续完善调整产业结构的减税政策。     

税收对中国宏观经济影响的实证研究——结构性减税的经济效应研究

扩张性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出现衰退阶段具有重要作用,其中减税是一个重要的工具.但不同的减税手段,其造成的影响不尽相同.不论是降低消费税、个人所得税还是降低企业所得税,均可以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相比于消费税和个人所得税,降低企业所得税所拉动短期经济增长的效果更为明显,因此,为熨平短期经济波动,短期内,应该优先选择降低企业所得税;而长期内,应降低个人所得税,进而增加消费需求,促进经济的增长;同时应继续完善调整产业结构的减税政策.     

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的困境与出路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表明全球实体经济运行的非均衡是不可持续的。危机十年,许多全球层面、区域层面和国家层面的结构性矛盾继续深化,为全球经济前景抹上了一层阴影。伴随世界各国经济复苏陷入踟蹰,全球经济愈发呈现出日本化的特点,长期的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成为困惑世界各国政府的难题。在全球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下,通过对发展瓶颈的分析和前景的研判,全球经济刺激与复苏缓慢的失败之踵在于供给侧结构的恶化、内生需求的不足和国际贸易与金融体系对潜在增长的拖累。为防止经济陷入衰退,相比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刺激,全球层面的结构性改革更为重要,世界各国政府需要打破政策窠臼,积极谋求政策协调和全球治理,全球经济才有望在跋涉之后迎来新生契机。     

人民币多重均衡汇率与经济增长

多重均衡汇率的政策意义在长期内可表述为:政府的汇率政策辅以扩张性货币政策,不仅在短期内可以增加就业和提高经济增长率,并且也将在长期内将宏观经济提升至一个较高的发展轨道。因此,只要通货膨胀的压力在可被承受的范围之内,政策即可以通过选择一个较低的汇率来加速长期的经济增长。     

浅谈市场经济中宏观经济政策的几个矛盾与协调

在市场经济中,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主要包括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长期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等。由于各种经济政策的作用机制不同,导致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之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矛盾,困扰着经济的发展。因此,需要进行政策协调。 一、经济长期增长与物价稳定的矛盾 实现经济长期增长,是实现市场经济的各国政府的重要经济政策目标之一。但要保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发展

一、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现实问题 从现在到2010年,是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同时也是经济发展水平较快上升的一个重要阶段。然而,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一系列现实问题,使我们必须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性予以重视。 第一,高增长与严重的通货膨胀并存 近几年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率,但同时严重的通货膨胀也困扰着政府、经济学界和各阶层人们。中国的经济稳定问题与能否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密切相关。迄今为止,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率可以调整的空间已经很小。当经济增长低于7％时,会出现无法忍受的企业亏损及其债务增加;而如果经济增长率高于10％,又会引起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经济过热。所以对于通货膨胀的治理已经不能再主要依靠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更为重要的是要寻求短期宏观调控政策与长期的改革发展战略间的有机协调。     

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下的经济增长展望——基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测算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在附加人力资本的增长核算框架内,考察人口老龄化加速、新冠疫情冲击与中美技术脱钩“三大新因素”对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并评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的“改革红利”,结果显示：基准情景下,中国“十四五”时期年均增速在5%以上,2035年人均GDP为2.43万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人均GDP 2.42万美元的水平;考虑“三大新因素”后,“十四五”时期潜在增长率相较基准情景年均下降1个百分点,2035年中国人均GDP为2.28万美元,比基准情景减少0.15万美元,低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加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未来30年潜在经济增长率每年提升1个百分点左右,有效对冲“三大新因素”的不利影响,中国稳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     

中国宏观经济增长速度适度性的范式研究

在宏观经济研究领域,中国宏观经济适度的经济增长率、适度的可容忍通货膨胀率等量化问题引起政府宏观决策层的密切关注和很多学者的深入探讨。然而,经济增长率究竟多少为适度?为何在金融危机突袭的背景下2009年的目标是保8?其内在标准和范式是否存在?如果存在,这一标准又是什么?如果不存在,学术界和政府决策层做出的判断背后所隐含的内在依据又是什么呢?判断经济增长速度适度性的一般范式是否存在?此类问题涉及对我国政府决策层面短、中、长期经济增长适度性的内在机制的探析和考量。对其进行适度性一般范式分析,对完善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促进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潜在产出与产出缺口的分解及其应用——基于反冲模型的研究

回避新凯恩斯理论和新古典理论关于经济周期波动成因的假设分歧,选定反冲模型这一时间序列分解方法,估计中国的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并以此考察中国潜在产出的决定因素以及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的联动关系。分析表明,潜在产出主要取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趋势,并非引起中国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而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经济增长之间密切相关,可作为判断宏观经济短期波动态势的重要指示器。两者分别反映了中国宏观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和短期波动态势,是分析宏观经济增长问题和波动问题的有用指标和重要结合点。     

我国利率政策变迁的经济绩效分析

受世界经济衰退的影响，我国国内出现了有效需求不足的现象，为刺激有效需求，我国政府自2008年以来连续多次变动利率水平。长期实行低利率政策是否会对经济运行产生不利影响？利率政策在我国目前的经济环境下能否取得预期的效应？本文通过考察利率变动对宏观经济的绩效，分析利率变迁可能对我国宏观经济造成的冲击。     

宏观区间管理:原因、目标和挑战

新一届政府创造性地提出宏观经济区间管理的新理念,保持在7.5％的经济增长率和3.5％的通货膨胀率区间内大力推进改革,释放改革红利.显示新一届政府对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赋予同等权重,表明政府从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年度宏观目标转到以改革为首要目标兼顾经济稳定的宏观调控回归.但是,宏观区间管理本质是中期指导,要求准确测算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提高短期和中期宏观经济指标预测,加强与市场沟通,明确改革步骤,加快推进改革步伐.     

二十世纪各国经济增长差异比较

文章认为 2 0世纪世界经济增长率引人注目 ,但经济增长率巨大的国际差异也是惊人的。作者对此进行了实证分析 ,并指出各国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制约因素

新常态背景下中国要素禀赋结构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引起原有比较优势和增长红利的衰减,还制约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开发。新常态背景下自然资源、人口、技术以及资本等要素禀赋结构发生了变化,对此,需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作出判断。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经济由于增长速度的换挡,实际经济增长率会下降,但是潜在经济增长率依然有较大的空间,短期经济增长不可能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但从长期看经济增长依然具有可供开发的经济增长潜力。新常态背景下要遵循经济发展的规律,通过经济结构重构、增长动力重塑,来开发经济增长的潜力。制度、人力资本、技术和结构等方面制约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开发。因此,新常态背景下宏观政策的基调是在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相结合的基础上,发挥供给政策和长期政策的作用,通过振兴实体经济开发经济增长的潜力。     

1990年以来的日本经济增长分析

日本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经济长期不振陷入爬行增长状态。通过国民收入支出法的量化分析,说明内需严重不足,特别是民间投资部门的增长率和贡献度都呈负值。尽管公共部门和国际贸易部门在经济增长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泡沫经济崩溃的影响和多年来积累的结构性矛盾的解决需要时间,所以直到21世纪初日本经济仍未能摆脱长期萧条的状态。     

经济增速下行趋势下宏观调控的尺度及政策选择

从历史的角度、世界经济形势及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状况来看,我国正处于经济增速下行阶段。造成经济下行的原因比较复杂,既有周期性因素,又有结构性因素,同时还掺杂其他各种因素。为防止经济滑出合理区间,有必要采取相应的宏观调控政策,但因宏观经济环境发生了变化以及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所以在尺度和政策选择上均有不同于以往的表现。     

新常态下的中国潜在增长率:政策共识与理论分歧

当前,经济学界对于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判断存在巨大分歧。关于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观点分为"周期性下滑"与"趋势性减速"两派,前者以象牙塔学者为主,对理论化研究有偏爱,代表性观点是"国际环境论"、"动力转换论"和"调控紧缩论";后者以政策研究人员为代表,侧重经验研究,代表性观点是"减速节点论"、"结构性减速论""发展机制转换论"。本文认为,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和国际环境都已经发生根本改变,前者典型事实是劳动力市场转折和产业结构转变,后者典型代表是世界主要组织的增长趋势预测、公众未来预期的恶化和对于中国与世界不同关系的认知,随着国际经济增长步入增速更低的"青铜时代",中国经济增速将不可避免出现下滑。     

我国货币政策的就业结构效应研究

我国经济长期存在的结构问题使得总量扩张进退维谷,要么可能令增长失去动力,要么可能助长过热.因此,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早已不是总量是否扩张的问题了.要实现经济的长期和持续发展,就需要从解决结构性问题入手.要合理化就业结构,应该实行适度宽松的总量货币政策.但总量货币政策调整就业结构失衡的有效性较低,因此,应通过差别化的结构性货币政策来实现产业就业结构的合理化,最终实现产业结构甚至经济结构的升级.     

当前财政政策和经济结构调整的互动机制研究

当前政府政策主导与干预下的经济结构,已经出现内生增长动力不足的基本态势,需要通过市场主导的结构调整来充分释放经济增长动力,提升经济潜在增长率,财政政策仍然是调结构的主要手段.不同结构调整模式对中国财政政策调整需求存在显著差异和影响,财政困境的新常态将极大制约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路径选择空间.基于此,必须利用结构性改革破解结构性矛盾,通过全面的市场化改革提高经济效率.而要加大结构调整与改革力度,就需要对财政政策和结构调整内在关系的重新定位,通过财政政策发力,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对中国既有的财政政策框架进行全面的改革与创新.     

中国经济增长的投资依赖陷阱——投资流量与资本存量的结构性失衡

中国经济经历了长期的高速增长,但从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的格兰杰非因果分析中可知,经济增长主要由投资拉动.但是对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图和方差分解表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没有相应地成为经济增长的误差冲击.而且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货币经济模型的基础上,从投资流量与资本存量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的这种投资依赖陷阱导致了中国宏观经济各个方面的结构性失衡.     

公共债务风险与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关联影响分析

在全球极度宽松的货币金融环境中,财政政策的抗冲击作用愈发突显。刺激性调控政策加剧了宏观经济未来发展路径的不确定性,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和中央银行的传统政策目标将经受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考验。分析全球政府债务风险的关键形成因素与风险外溢渠道机制的前沿研究进展,提出货币与财政政策应当紧密协同应对短期冲击引发的不确定性,共同维护宏观金融部门的稳定运行。从长期的角度,防范化解公共债务风险的根本方案是优化财政收支结构,健全政府债务的管理制度,并坚持以结构性改革提升经济增长潜力,增强社会对宏观经济稳健发展的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