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能力、社区效能感与城市居民的幸福感——社区社会工作介入的可能路径研究

社区能力是社会政策的一个新兴领域,社区能力所蕴含的社区主体能动性及其政策导向为研究居民幸福感提供了分析工具。已有研究探讨了社区能力建设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而忽略了社区效能感及社区社会工作在提高幸福感方面可能具有的影响。利用厦门市和深圳市的问卷调查数据,通过稳健聚类回归方法,对社区能力、社区效能感与城市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社区能力与社区外在效能感对居民幸福感具有积极的影响。这一结论对于引入社区社会工作方法,提高社区效能感和居民幸福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医疗保险惠及与居民主观生活质量提升——基于消费升级的经验研究

医疗保险体系不仅是提升公共卫生安全韧性的制度保障,也是促进居民主观生活质量改善的幸福源泉。本文引入消费升级中介路径,利用CSS2019数据系统评估了医疗保险参与对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的作用效应及可能机制。研究发现,在控制潜在的选择偏差和内生性风险后,参与医疗保险能够显著提升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水平,并对其社会反馈倾向产生积极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参与医疗保险可通过提高服务性消费占比、优化家庭消费结构,进而对居民主观生活质量产生促增效应,而且服务性消费占比作为传导机制的贡献普遍大于消费结构升级。同时,医疗保险参与影响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的消费升级作用机制存在一定的城乡差异和制度分异特征,集中表现为医疗保险参与通过促进消费升级进而提升城镇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的机制效应相较于农村居民更为明显,城乡居民医保影响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的消费升级作用机制相较于职工医保更为强烈。     

社会救助中的民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研究——基于上海浦东新区的实证调查

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是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社会救助作为托底民生保障的基础,对精准扶贫、促进共同富裕有重要作用。借鉴国内外已有的测量方法,结合中国实际和上海浦东新区社会救助政策实践来设计民生三感测量工具,以上海浦东新区作为案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社会救助对提升获得感有积极正面作用,而具体社会救助项目对民生三感的影响呈现差异化特征。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获得感是基础,对安全感和幸福感均有直接作用;安全感是中间层次;获得感通过安全感的部分中介效应对幸福感产生积极影响,安全感对幸福感的作用大于获得感。因此,要提高民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应当关注救助效果,重点提升就业救助,提高救助项目分布的科学性并重视通过提升安全感来提高居民的最终幸福感。     

社会凝聚与居民幸福感研究——基于深圳与厦门的数据考察

目前有关居民幸福感影响机制的研究,多集中在个体特征和经济因素的考察,对社会因素关注不够。基于深圳和厦门的调查数据,从社会凝聚的角度分析其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从社会信任、利他倾向、社会认同、社会参与四个维度进行测量,研究发现:相比个体特征和经济因素,社会凝聚对居民幸福感有重要影响;地区经济富裕程度与居民幸福感存在负相关关系;社会凝聚各因素均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建议政府应将增强社会凝聚力作为提升居民幸福感水平的重要政策目标。     

社会凝聚与居民幸福感研究——基于深圳与厦门的数据考察

目前有关居民幸福感影响机制的研究，多集中在个体特征和经济因素的考察，对社会因素关注不够。基于深圳和厦门的调查数据，从社会凝聚的角度分析其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从社会信任、利他倾向、社会认同、社会参与四个维度进行测量，研究发现：相比个体特征和经济因素，社会凝聚对居民幸福感有重要影响；地区经济富裕程度与居民幸福感存在负相关关系；社会凝聚各因素均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建议政府应将增强社会凝聚力作为提升居民幸福感水平的重要政策目标。     

实现湖南省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统筹发展的若干思考

当前,我国的医疗保障主要由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三项制度组成。在实际运行中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与新农合由于制度分设、机构重复设置、管理分离、资源分散,造成了居民重复参保,财政重复补贴,重复建立经办机构和信息系统。不但提升了行政管理成本,而且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不利于体现社会公平,不利于人力资源的流动,不利于医疗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应整合管理资源,实现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统筹发展。     

社会资本框架内城市居民幸福感的产生机制研究——基于杭州市的问卷数据

在明确社会资本与幸福感的现状基础上,重点在社会资本的框架内分析了城市居民幸福感的产生机制。在当前城市,作为社会资本的关系网络、社团参与、人际信任的存在很不均衡,并且幸福感较弱;社会资本中的关系网络总量、人际总体信任对于幸福感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社团参与总量对于幸福感不产生显著影响;并不是所有形式的社会资本与幸福感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关系网络中仅有同事关系、同学关系和朋友关系,社团参与中仅有娱乐性团体参与,人际信任中仅有特殊关系信任和一般关系信任,分别对幸福感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资本的关系网络、社团参与和人际信任并不仅仅直接地促进幸福感的产生,而是彼此相互为中介变量,也能够间接地促进幸福感的产生。本文最后就如何提升城市居民的幸福感提出了相关建议。     

上海新白领移民的社会网络构成、相对剥夺感与主观幸福感——以上海市为例

文章根据上海市2011年的调查数据,对新白领移民的社会网络构成、相对剥夺感与幸福感之间的多维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新白领的社会网络构成对主观幸福感起着多重作用。首先,在新白领移民的交往群体中本地居民越多,则其幸福感越强;其次,新白领移民的相对剥夺感越强,其幸福感程度越低;第三,社会网络构成对于相对剥夺感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有比较明显的影响,即社会网络中本地人的比例越高,相对剥夺感对主观幸福感的消减作用就越强,而社会网络中外地人的比例越高,则相对剥夺感对主观幸福感的消减作用就比较小。     

人际关系、活动参与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基于陕西省养老机构调查实例的分析

基于陕西省西安、榆林、汉中三市养老机构老年人问卷调查,探索人际关系、活动参与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互动关系,可以发现养老机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相对较高,能够满足居家社区难以实现的养老需求,人际关系质量良好,拥有较强的亲缘关系;但受到生活区域范围的约束,交往对象数量有限,活动参与意愿不足、参与行为欠缺。人际关系、活动参与显著影响养老机构老年人幸福感,且活动参与是人际关系影响老年人幸福感的中介变量。从家庭、机构、政府、社会等多主体出发,通过发挥家庭基础支持作用、丰富养老机构适老活动、加大政府多渠道扶持力度、弘扬中华慈孝文化等多措并举,有助于促进养老机构老年人幸福感的显著提升。     

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社会资本中介效应的分析

儿童期是个体成长的关键时期，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状况会影响居民成年后以至整个生命周期的幸福感水平。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采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证明并揭示了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内在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能够产生正向影响；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能够通过居民成年后的认知性社会资本和结构性社会资本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和城乡差异，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女性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比男性居民大，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比城镇居民大。从生命历程视角看，儿童期是提高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水平的重要时期，因而可以通过完善儿童发展的制度体系、加强教育扶持力度、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等途径，促进居民主观幸福感水平的提高。     

山东省统筹城乡医疗保险制度建设的目标研究

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医疗保险制度"覆盖全民"的目标,就必须实行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统筹的一体化制度。本文从我国的国情和山东省的社会经济特点出发,分析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统筹建设的主要问题、体制影响和可行性目标;在对山东省社会经济状况及居民医疗费用分析测算的基础上,认为其实行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统筹的社会经济条件已基本成熟,实施阻力的关键是政府的重视程度和体制性障碍。     

家庭发展能力对居民医疗服务需求的影响分析

基于全国线上调查的644个样本,采用计量模型分析考察家庭发展能力和不同子女数量对居民医疗服务需求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发展能力越低、家庭子女数越少,其医疗服务的满意度和受益度越低.同时,还发现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居民对医疗服务的满意度高于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居民,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居民医疗服务的受益度高于参加其他医疗保险的居民.政府应把家庭整体作为基本对象,充分考虑不同家庭发展能力、不同子女数量家庭的需求差异,以此为依据来完善医疗服务体系,从而满足不同类型家庭对医疗服务的多层次、多元化需求.     

智能化城市治理中的居民主观幸福感——基于中介效应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人工智能时代,数字技术更新带动城市治理革新,城市治理的变化是否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基于主观幸福感理论和满意度理论的整合理论模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智能化城市治理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居民满意度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显著正向影响最大;居民对智能化城市治理的积极情绪显著正向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消极情绪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抑制作用;居民感知智能化城市治理质量和感知智能化城市治理价值通过提高居民满意度间接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基于此,建议提升智能技术水平,优化体验,增强幸福感,完善引导机制,提升居民技术满意度。     

从选择性参保到各参其保：推动非农就业者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基本医疗保险各参其保指的是非农就业者(不论本地户籍还是外地户籍)在就业地参加职工医保。当前我国职工医保法定参保对象“应参保未参保”规模大,部分就业人员未参加职工医保,职工医保的规范性大打折扣,远离了制度初衷。实施各参其保将通过优化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结构、提高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公平性和运行效率,促进医疗保障高质量发展;还将增强制度对经济社会环境变化的适应性,促进共同富裕。当前我国已经初步具备了实行各参其保的改革基础,建议分类型、分阶段夯实职工医保参保,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取消对以个人身份参加职工医保的各种限制条件。     

智慧城市建设与居民幸福感：基于CLDS数据的实证分析

提高人民福祉及获得感,重视人们生活质量的改善是当前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在我国数字经济进入快车道的背景下,智慧城市建设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但对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如何还有待检验。文章综合运用多种计量方法实证检验了智慧城市试点建设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智慧城市建设显著提高了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可能的影响机制为,智慧城市建设提升了居民对于互联网服务的使用熟练度并促进了当地的电子政务发展。而异质性分析发现,目前中国的智慧城市建设带来的积极效应存在选择性,智慧城市建设对居民幸福感的积极作用主要存在于非老龄人口、高收入人口和较大规模城市的居民群体中。因此,我国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应重视信息通信等技术的应用,在提高居民的参与度与获得感的同时,更应当注重智慧城市建设政策的覆盖面和有效性,全面考虑不同群体的诉求。     

论制度普惠后基本医疗保险仍需注意的几个问题

医疗保险已经实现了制度层面的普遍覆盖,城镇职工、城镇非就业居民和农村居民分别由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三项制度覆盖。在制度普惠初步实现的情况下,对基本医疗保险的制度质量和实施效果进行考察将是重点。今后基本医疗保险的发展方向将是从普遍覆盖走向质量提升。     

论以基本公共服务作为社会正义的信息基础——基于可行能力视角

信息基础是理解和判断各种价值理论和实际政策的焦点.可行能力视角以一个人实现了的功能性活动作为评价的信息基础,这种个人可行能力的视角既顾及了功利主义对人类福利的兴趣,又考虑了自由至上主义对选择过程和行动自由的关切.现阶段,中国正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其恰恰涉及的是人们的功能性活动.因此,我们可以“可行能力方法”来理解基本公共服务,把评价性焦点聚集于人们实际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尤其应聚集于人们在基本公共服务的组合上有没有做选择的自由,以体现社会正义的价值取向——“以人为本”.     

中国居民幸福感的总体趋势与群体差异——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1990-2007)

中国居民幸福感不足现象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政府的施政导向和发展理念也随之转变.利用世界价值观念调查(1990,1995,2001,2007)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3,2005,2006)的数据,对居民幸福感的总体趋势和群体差异这一基础性问题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第一,从总体趋势上看,中国居民幸福感并没有呈现明显的上升或下降趋势,而是在波动中演进.第二,女性、已婚、高收入、高教育程度,在政府机关工作和具有党员身份都是有利于幸福感提升的重要因素;年龄和幸福感则呈现U型关系;同时,下岗失业和离退休也是影响居民幸福感的负面因素.为提升中国居民幸福感、促进社会和谐,应在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健全社会保障等方面下功夫.     

社会经济保障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的影响——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提升农民幸福感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政府工作的主要内容。研究基于972份农民微观社会调查数据,利用二元离散模型分析了社会经济保障因素与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状态之间的关系,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社会经济保障因素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指数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经济保障因素方面的收入保障、住房保障、就业保障、医疗保障、教育保障和环境保障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状态和多层次幸福感指数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社会经济保障在增进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方面发挥着重要功能。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过程中要重视农村社会经济保障因素在增进农民幸福感提升方面的积极作用,要强化农村社会经济保障体系建设,以增强农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基于社会共治理论的城市居民社区治理参与行为研究

文章基于社会共治理论研究城市居民社区治理参与行为问题。首先,在梳理文献基础上提出居民参与认知、参与意愿及参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假设;其次,在对成熟量表适应性改进基础上,进行问卷调查;第三,利用SPSS22.0进行描述性分析和相关性分析,并验证了相关假设,即居民参与认知对居民参与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居民参与意愿对居民参与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社区资源保障对居民参与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最后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了基于社会共治理论的城市居民社区参与行为提升策略,对居民社区参与能力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