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与完善家庭服务政策

家庭服务,从广义来说,指与家庭成员生活有关的事项;从狭义来讲,主要是指政府为缺乏独立生活能力、需要依赖他人的家庭老人、儿童、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所提供的日常生活看护、照料、护理、康复及教育.无论广义还是狭义,家庭服务都是社会福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国家继国民经济保障之后,必然着眼、着力的内容.     

留守儿童关爱保护政策需要从“问题回应”型转向“家庭整合”型

当前我国留守儿童关爱保护政策在政策启动、内容制定、政策执行主体选配等方面均以解决留守儿童相关问题为指向,属于一种“问题回应”型政策。该政策类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留守儿童的相关问题,但是其所提供的“运动型”干预难以满足留守儿童的“日常性”需求、公共性服务难以满足留守儿童的个体化需要、“能力型”培养和“公德性”教育难以满足留守儿童“儿童化”“私德性”成长需求。从真正满足留守儿童需求,并从根本上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出发,以国家福利资源为保障,以家庭成员或类家庭成员为政策执行主体,以促进留守儿童家庭功能修复的“家庭整合”型政策安排是留守儿童关爱保护政策的理性选择。     

对完善中国家庭照料支持政策的思考与建议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了将"老年家庭建设"作为"十二五"期间老龄事业的主要任务之一,并强调了要完善家庭养老支持政策。本文认为家庭照料支持政策是家庭养老支持政策的重要内容,并从宏观背景、理论实证基础、国外经验等方面具体分析了完善我国家庭照料支持政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     

长期患病家庭抗逆适应过程研究——基于家庭生活实践的质性分析

家庭抗逆力是指家庭在困境或压力下的恢复与适应变化的能力,家庭抗逆力水平影响了家庭功能的发挥和家庭成员的良好适应与发展。本研究采用家庭生活实践的质性分析视角,在对46例长期患病家庭深度访谈的基础上,探索家庭在成员长期患病压力下的应对模式和适应过程,进而提出针对长期患病家庭的福利服务建议。研究发现,长期患病家庭因为疾病的存在导致需要承担超常的照顾压力、经济压力和心理压力,家庭内部照顾者的理性选择模式、家庭生态系统的经济支持和亲情基础的精神抚慰作为家庭的重要保护性资源,与疾病及其继发风险进行博弈,共同构建了家庭抗逆力的适应过程。针对长期患病家庭的福利服务可通过将家庭照顾纳入福利体系,提升政府支持资源的有效性和可及性,并加强专业社会工作者的心理支持服务,有效提升长期患病家庭的抗逆适应能力。     

建构中国的发展型家庭政策

1990年代以来 ,为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西方福利国家在强调家庭责任的同时更重视对家庭的支持 ,从而在社会政策中注入了发展的成分。这一政策趋向给我们的启示是 :(1 )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 ,社会政策不只是社会稳定的工具 ,其更重要的作用是保证和提高国家的经济竞争能力 ;(2 )社会政策不能局限于缺陷修补 ,而要以支持和满足社会成员的发展需要为出发点 ;(3 )社会政策只有建立在家庭功能及其需要之上才能为社会成员提供有效的帮助。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政策赋予了家庭重要的社会保护责任 ,但对家庭的支持却非常有限 ,这是需要我们检讨的。     

社会政策转向与中国家庭政策选择

家庭变迁和家庭问题的大量出现引起了社会政策的关注。社会政策经历了从注重在家庭之外对市场和社会的干预以弥补家庭功能,到投资人力资本、支持家庭、建立发展型家庭政策以增强家庭功能的转变。发展型家庭政策以预防家庭问题产生、帮助家庭行使责任,投资家庭、巩固家庭固有能力或"优势"为特征。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自然要以和谐家庭建设为基石,和谐家庭建设需要家庭政策支持。为此,我们应该摒弃视社会政策为被动应急、缺陷修补的做法,而应发挥其预防与发展功能,强化社会政策的"家庭视角",制定和完善家庭政策。     

我国家庭建设的瓶颈分析与社会支持——基于天津市婚姻家庭问题调查

家庭建设的瓶颈是造成家庭功能不良与缺失的重要原因,主要表现在:主流话语弱化家庭责任、大众传媒扭曲家庭角色、家庭发展能力欠缺、家庭的社会支持薄弱等。破除瓶颈的当务之急是我国政府要承担主导责任,进行家庭政策制度体系和社会支持机制的整体规划设计,强化对大众传媒的监测评估和家庭研究成果转化,建立政府支持、社会组织和企业参与的专业化家庭服务和家庭危机干预机构。     

推进家庭低碳消费方式的战略思考

家庭低碳消费模式是关系到人类未来的战略选择,是实现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选择。当前,我国推进家庭低碳消费方式仍存在一定的阻力,从战略对策上考虑,要对民众加强进行消费环保化教育,建立家庭低碳消费方式社会氛围支持体系;积极进行政策引导,构建保障体系;加大技术研发,建立技术支持体系;建立完善法律制度,构建制度支持体系。     

文化产业发展的土地政策研究

土地政策是政策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并在调控经济结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从我国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土地优惠政策现状和国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土地政策入手,分析了我国文化产业土地政策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土地政策建议,为我国制定文化产业土地政策提供参考和依据。     

第二次人口转变背景下的中国家庭变迁及政策思考

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的提出,为我们进一步探索家庭变迁的特征、趋势和影响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也为家庭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构建了基本的理论依据。尤其在中国,随着社会、经济和人口的快速发展,家庭的规模、结构、关系、功能、资源与能力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对面向家庭的社会政策与公共服务的需求也迅速增长。但是,中国的社会政策和公共服务对象基本上是以个人为单位,缺乏能够有效支持家庭的政策体系。因此,亟需审视家庭变迁所带来的政策需求,明晰家庭私领域的边界和政府在支持家庭中的角色,确立"以家庭为导向"的社会政策价值基础。     

家庭政策中的家国责任分担研究

家庭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单位,也是社会稳定和国家发展的基石。伴随着社会发展及生产生活的社会化,家庭事务从私人领域逐步进入公共领域,家庭政策成为国家干预、管理家庭事务的主要方式。从我国家庭政策的变迁来看,目前家庭在公共政策体系中处于附属地位,相关家庭政策对家庭的支持远远不够,家国责任分担出现问题,这导致家庭问题日益凸显。国家应将家庭视角纳入公共政策,明确国家的责任,使国家、社会、家庭合理分担家庭事务责任,使重视家庭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家庭的共同行动。     

浅议家庭在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中的作用

中国传统家庭是社会生活的核心和基础，它具有为家庭成员提供养老、医疗、福利、教育等方面的保障功能。在我国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和完善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家庭的保障功能。     

英国家庭政策的历史发展及类型学分析

在回顾英国家庭政策文献的基础上,通过整合两个不同的框架来梳理研究材料,呈现出英国家庭政策研究的发展脉络。一是以时间线为主轴,描述了英国家庭政策的历史发展。17世纪初到19世纪末,英国传统的社会救助政策历经旧济贫法到新济贫法的发展,而家庭政策的雏形也在这个过程中孕育出来。而在进入20世纪后,英国家庭政策稳步发展,其间受到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国家思想、撒切尔政府的保守主义经济学以及新工党政府的"第三条道路"主张的影响,在不同时期呈现出鲜明的发展方向。二是通过类型学的方式,对当前学界主流的研究理论进行整合,阐述不同学者在英国家庭政策研究上的理论洞见。如Esping-Anderson(1999)的福利体制理论框架,认为英国的家庭政策是典型的自由主义福利体制。Gauthier(1996;2002)则借鉴福利体制理论,提出了家庭政策模式与家庭政策体系理论,并指出英国不干预式的家庭政策对于家庭的支持有限。而Lewis(1992)则是从性别视角出发,批判以往对于英国家庭政策的研究忽视女性的贡献与作用,认为家庭政策研究需要引入对性别分工的关注,从而完善Esping-Anderson的福利体制理论框架。最后,建基于英国家庭政策的历史发展经验和类型学的理论分析,对我国家庭政策的未来发展与建构提出几点启示。     

乡-城移民家庭融入趋势及政策研究框架——基于2014年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

家庭化迁移并定居城市已然成为乡-城人口流动的新趋势.本文基于2014年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开展经验研究,评估家庭融入指数.研究发现移民家庭主要面临家庭结构失衡、家庭经济分化加剧、家庭福利政策缺失、家庭服务薄弱四大基本问题.同时,依托专业化的社区社会工作机构开展行动研究,构建新型的“移民家庭服务提供模式”.在上述经验研究和行动研究的基础上深入“证据为本”的政策研究,从家庭能力建设、家庭资本建设、家庭就业促进、家庭社会福利政策四个方面,构建“乡-城移民家庭融入政策体系”.研究旨在促进家庭政策与现有一般性社会政策体系的融合,增强社会政策运行的社会基础,提升社会管理效能,增进移民家庭的社会福祉,化解社会隔离与家庭分离所带来的社会风险.     

我国新时期社会政策中的国家与家庭关系——理论框架与制度优化

我国新时期社会政策发展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是如何进一步优化国家与家庭的关系,以便使国家与家庭在民生保障中更加充分地发挥作用。国家与家庭关系是各国制定与实施社会政策中的重要基础性问题。我国社会政策发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特点。当前,我国在此方面的基本问题是如何从理论和实践上厘清国家与家庭之间的主导责任关系,如何在国家与家庭之间达成合理且有效的责任分工,以及如何优化国家与家庭之间的动态功能关系。在未来的发展中,我国的社会政策中的国家与家庭关系既不应该是“去家庭化”,也不是简单的“再家庭化”模式,而是应该走向国家主导下的“家国衔接与合作”模式。为此,应该本着鲜明的社会主义价值立场,在民生建设领域积极强化国家责任,发挥好家庭在民生保障和服务中的作用,针对具体情况确定国家与家庭在具体民生项目中的责任关系并通过制度协调实现国家与家庭的功能互补与衔接。     

社会政策中的家庭

家庭在社会政策中的地位和角色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作为政策背景,二是作为政策目标。家庭作为社会政策的背景有两层含义:一是政策制定以现实的家庭模式为前提和基础,二是政策实施以现实的家庭模式为环境和条件。为了社会政策实施顺利需要保持家庭模式稳定,于是家庭从社会政策背景发展到社会政策目标,这一逻辑清晰地揭示出家庭政策的性质。家庭政策的职能和任务不在于构建理想的家庭模式,而是促进各领域的社会政策更好地适应家庭变化,一方面减轻家庭变迁对社会政策实施的不利影响,提高社会政策的成效,另一方面使社会政策更契合变化中的家庭的特点,更好地发挥家庭功能。我国家庭政策既肩负着改造社会政策模式、促进社会政策合理性和有效性的使命,也肩负着提高家庭发展能力、增强家庭功能的使命。     

美国福利改革的家庭化趋势及其启示

家庭是社会政策研究的重要议题,也是多元混合福利体制下的重要主体。面对家庭结构变迁和单亲家庭的贫困问题,美国政府将婚姻家庭问题提上政策议程,积极推动家庭化的社会福利改革,在国家干预与家庭之间的关系上,从替代或补救走向支持与强化家庭功能。这一变革在完善立法、财政拨款和组织支持的基础上,通过实施禁欲教育、预防青少年怀孕、婚姻促进与负责父亲等项目,来促进婚姻健康、维护家庭健全,以使家庭成为福利的重要来源。它调整了政府与家庭之间的福利责任,主张积极福利,强调家庭功能与责任。面对当前中国家庭的脆弱化、碎片化和个体化趋势,这一家庭化的福利改革趋向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家庭政策支持:全面二胎放开后人口均衡发展的实现路径

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本质上反应出国家对人口均衡发展议题的重视。但是,在探讨人口均衡发展的具体实现路径时,作为生育行为的基本决策单位,个体(个人与家庭)的利益诉求如果被忽视,宏观的人口均衡发展目标也难以实现。微观人口系统及其行为聚合通过聚合效应和外部效应,按照"结构—过程—结果"的路径促进或制约宏观层面的人口发展,因此我国生育政策的调整必须立足于微观个体人口行为的发展逻辑,通过家庭政策的支持来提高家庭福利,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当前家庭面临的挑战与选择

当前,激烈的社会变迁给家庭带来了剧烈的震荡,家庭问题频发,现代家庭正在面临着重重考验.在家庭中,市场经济倡导的个人理性在不断地侵蚀和破坏传统家庭的平衡关系,家庭成员中个人权利主张和个人感受高涨,社会责任体系则不断下陷.整个社会中,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家庭的社会支持体系弱化增加了家庭独自面对社会的风险.家庭面临的挑战既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结果,也反映了社会伦理变迁对家庭的影响.在诸多的挑战面前,家庭作为个人幸福和社会和谐的结合点,我们有必要保卫它,提倡立足未来的发展型家庭政策.     

家庭在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与西方历史传统不同 ,在东方社会结构中 ,中国传统家庭构成社会生活的核心和基础 ,为家庭成员提供包括养老、医疗、生育、救济、福利等全方位的保障功能。家庭的异化和超稳定性结构 ,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了工业化浪潮对家庭保障功能的削弱。信息技术的发展可以促使家庭职能获得新的发展空间 ,中国家庭的地位作用将找到新的表现形式和新的发挥作用的方式。因此 ,我国社会保障改革应当尊重和依托家庭保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