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与程朱陆王格致论比较

格物致知一语 ,最早出自《礼记·大学》 :“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但是 ,什么是格物致知 ,《大学》本身没有做出解释。东汉郑玄在《礼记注》中说 :“格 ,来也 ;物 ,事也。其知于善深 ,则来善物 ;知于恶深 ,则来恶物 ,言事缘人所好来也。”说明格物致知的意义在于以观念制约行为 ,道德规范社会。北宋司马光专门写了一篇《致知在格物论》,把“格”解释为“御” ,认为只有御物 ,才能“知正道”。这种解释开始赋予格物致知以认识论的意义。但是 ,明确将格物致知引入认识论是程朱的发明。二程和朱熹都曾改写《大学》 ,补写《格物致知》章 …     

论朱熹格物论视域中的“物” “理”与“知”

在朱子思想中,格物致知是一种以道德为进路的人生修养工夫。格物工夫的对象是生活世界中的切近之"物",其前提与出发点是善端良知的"已知之理"。从内容上来看,格物之求其"所当然之则"是在具体情境中、始终围绕"本然"之道德倾向进行的道德认知与权衡,而求其"所以然之故"则是对"所当然之则"的反身体察与确信。格物致知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达到"知至意诚"的道德自由境界。     

朱熹“格物致知”说学理价值评析

朱熹“格物致知”说既是他遭驳难非议之源,也是他集理学大成之所由。“格物致知”说虽然以明善致知为终极追求,但又包含着教人通过学习实践来穷理求真的理性内涵,它是儒家修养论和科学认识论的统一,它重视“道问学”,内蕴着较高的知识价值取向,是朱熹学术立论的基础。     

从“力行”到“实行”的重大转折——王阳明“实行”哲学的新辨析

孔子曰“力行近乎仁”,还不即是“仁”。明代王阳明倡“致良知”“知行合一”之“实行”,“实行”即是“仁”。阳明从“力行”推至“实行”,这一“实行”思想贯穿于阳明的立身行事、为官讲学,是其一以贯之之道。致良知在于致,知行合一在于行,事上磨炼即格物。格物是格事,非格心,也非格理。格物工夫就是下学的工夫,知行合一落实于行。格物是致知工夫,知得致知,致知即致良知。致良知要突出“着实”之工夫,致良知在于致。知行合一即是致良知之工夫,知行合一之“知”即“良知”,知行合一即行良知。阳明之学,无论致良知还是知行合一,都落实在“必有事焉”,事上磨炼,即是行。     

“格物致知”之再评价

(一)知是心之能,智则原于物,“格物致知”是从物到心的认识方法 “格物致知”作为一种求知的方法论,在《大学》中把它提到特别重要的地位的是宋代思想家。这是与宋代思想家重“理”相联系的。由于宋人重“理”,而认为“理”必须穷,故“格物”被作为“穷理”的一个必要手段而强调。 然而,由于“格物”与“穷理”联系起来,而“理”又被作这样那样的解释,因此“格物致知”     

王阳明“致良知”说之真义及“良知”之结构研究

在人的结构中,“良知”的地位究竟如何呢?有两条线索可供我们来思考:一个就是孟子的“良知”,“良知”即四端,这是从性的本原来讲,是人的结构中的先验层面;一个就是《大学》的格致系统,王阳明早期循朱子讲格物致知和知行合一,“良知”即是从“心意知物”的“知”转化而来。     

朱熹千里往见大慧禅师的历史公案新解

"格物说"既是朱熹时代社会精英共同关注的学术问题,也是应对禅宗挑战的必然结果。绍兴二十六年(1156)十月,朱熹于秩满候批之际,为柯国材撰写《一经堂记》,突出《大学》"格物致知"这一重要命题。而早在绍兴十年,侍郎张九成、状元对汪应辰登径山问道,谈"格物之旨",大慧答以"物格说"。时佛教界领袖这种以禅释儒之"格义",说明该时代社会精英对儒家《礼记·大学》经义的重视。追溯思想史上朱熹与大慧的潮州之会这一历史公案,既可以揭示朱熹注解《大学》"格物补传","开一新传统"(牟宗三语)之序幕的隐微之处,也可以阐明朱熹理学(新儒学)以"格物致知"作为开启"下学上达"之锁匙。     

杨时为学进德之序述评

在传统儒学中,为学进德是人生的志向和追求,而追求须有始有终,有先有后,即遵循一定的次第。程门高足杨时沿袭《大学》之为学次第,高标《中庸》"诚"之大本,融合程颢、程颐之内外路向,以格物为起点,以反身格物即诚身为核心,以力行为落脚点,强调为学进德是知与行合一的过程。在这一次第中,对格物的论说和取向既是杨时思想的特色,也是造成其思想内含矛盾之处,即由承认外物之理的存在和关注外物之理穷格的需要转向内格诚身,从而游移于物与心之间。这种游移体现了他试图糅合二程向内、向外两个思维路向却难以融通的困惑。     

扬弃朱熹理学的阳明心学

王阳明尽管有着不同于朱熹理学的心学架构,但其思维模式、问题意识乃至立论都深受朱熹的影响。阳明心学对朱熹理学的扬弃主要体现在:扬弃朱熹的理本论和心性论,建立良知(心)本体论;摒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先后提出诚意格物论和致知格物论;去除朱熹的知先行后说,提倡知行合一论;借鉴朱熹的立志、静坐、存养和省察的工夫论。     

去知识以成德性——王阳明的格物说

格物说是王阳明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宋明理学中聚讼不已的一个问题.王阳明的格物说主要针对了明代流行的朱熹格物说.在对格物的理解上,王阳明纠正了朱熹之穷理的知性偏向,将格物诠解为三层意含"意"(德性)的落实,即所谓"良知"的外推;"去其不正以为正"的工夫;"为善去恶"的道德实践.王阳明的这种诠释,祛除了朱熹格物说的知识倾向,将格物说最终落实在道德践履上,重新确立了在格物问题上的儒家德性主义立场.     

论儒家的"推扩"思想

"推扩"的思想贯穿于儒家的道德、情感、知识、天道等各个领域,具体体现在德性的彰显;情感上的理解、同情与反省;求知的格物致知精神;以用显体、上达天道等方面.推扩给儒学提供了合理的方法论依据.推扩本身的根据乃在于"吾道一以贯之"之"一",也即"千人一情"、"万物一理".     

王阳明心意关系与儒释之辨

儒释之辨是宋明理学讨论的基本问题之一。王阳明通过揭示心之内涵及心意关系对儒释之辨做了深刻说明。基于良知应感起意而又不执著于意的特征,王阳明认为儒释两家在形上本体方面没有不同,都是虚灵的心之本体,儒释的差别在于佛教一念执著障碍了心之本体的感应之功,从而堕入虚寂,不能如儒家一样肯定世间价值。王阳明的儒释之辨,在理论上最终完成了唐宋以来儒家学者站在儒家立场上融释佛老、恢复儒家正统地位的历史使命。     

漫议“格物致知”学说之中外古今命运

一中国人的知行统一、行高于知的积极进取精神,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形成了探究并利用世界万事万物运动变化规律的“格物致知”之学。为具体探索大自然的奥秘、以人的理性认识把握客观世界,提供了实证的工具或方法。早在古老典籍《大学》中,就提出了“格物致知”之说。《大学》云:“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意思是说,要获得知识,就须探究事物;探究事物之后,该事物的知识就到手了。显然,“格物致知”是一个深刻的认识论命题,含有丰富的理论意义。但《大学》仅只是简单地提出问题,没有作出充分解释,宋明     

《大学》之要，无意而已——邹元标对无意工夫的深化与展开

无意是儒家传统的修身工夫,嬗变至中晚明愈发精微邃密。邹元标在王阳明的基础上提揭无意为圣人之学、《大学》之要。无意不仅是诚意工夫的圆熟状态,蕴含着“诚”的本质内容,而且是良知无执不滞的自然流行,表现为“无工夫中之真工夫”的作用形式。邹元标通过将无意与慎独互释,凸显慎独作为本体工夫动静一贯、体用一源的意涵。他还提出知止为《大学》之功,以性正心,以至善性体扶正茫荡之心;以无化有,强调“止而无止”才是真知止。要而言之,邹元标的无意工夫以自然明觉、真诚恻怛为根基,以生生一体的至善境界为旨趣。相较于刘宗周标举未发之中,邹元标更为偏重已发之和,他在由心转性的思想背景下倡扬修悟双融、坚守心性合一,旨在彰明阳明之真义,救正良知学。     

“格物致知”论抉微

“格物致知”论抉微朱宝信在我国绵延数千年的以道德修养和社会伦理为显著特征的儒家文化中，还旁生着一种探究事物规律、穷尽自然性质的理论源流，这就是在先秦时期就已提出而在宋明时期发扬光大的“格物致知”论。古籍《大学》最早提出了。格物致知”之学：“致知在格物...     

论朱熹与阳明对孟子尽心章理解之异同

在对孟子尽心章的理解上,阳明与朱熹有很大的不同,朱熹是从格物致知角度解释知性与尽心,认为"尽心知性知天"是从知的角度而言,"存心养性事天"是从行的角度而言,"夭寿不贰,修身以俟"是从态度上而言,知性如同格物,尽心如同知至,知性而后才能尽其心。阳明则将孟子尽心章比配三种不同根器之人: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知之。"尽心知性知天"是生而知之的圣人才能实现的,"存心养性事天"是学而知之的贤人才能实现的,"夭寿不贰,修身以俟"是困而知之的学者能够做到的。阳明以三种不同根器的人来反对朱熹从格物知至注解此章,用知行合一反驳朱熹从前知后行的角度注解此章。     

折衷朱王 去短合长——高攀龙格物思想平议

高攀龙论学特重格物,主张"学必由格物而入"。他痛感王学末流提倡"无善无恶"而带来的是非善恶混乱颠倒的学风世弊,重申程朱格物之旨,兼采阳明学致知之义,提出了独特的格物思想:强调客观面格知公是公非的标准,申明是非于天下;主观上将格物工夫落实于切己修身,由物格而知致,止于至善。其特点是明善而不著,格物以知本,认为致知必由格物而著实,一草一木之理亦所当格,意在折衷朱、王,去两短而合两长。     

阳明心知论及其对朱子“虚灵知觉”的创造性转进

朱子“虚灵知觉”之心论的重“知”取向颠倒了先秦儒家以情感为心之首出原则的基本进路,存在着知、情分离的倾向,阳明对之进行了一种创造性的转进。一方面,通过对“知是心之本体”命题的提出,阳明将“虚灵知觉”贞定为创生实现义的主宰原则;另一方面,阳明又揭示出此创生主宰之“知”的本原根柢乃为一念“真诚恻怛”之“情”,情感实构成心的真实主体,而“知”则是情感发用流行中所固有的主宰光照作用。朱子学所可能导致的知觉先在与知、情脱节的弊病由此被克服。立于情感为心之首出、“知”“情”内在关联的心知论进路,阳明对朱熹“心统性情”“已发未发”“体用一源”等心性架构命题进行了“点铁成金”式的重释与转换。这在回归先秦儒家心知论进路的同时,亦将朱子那“虚灵知觉”的心知系统转进升华为一内具“精一之旨”的良知系统。     

儒家德智关系论探究

儒家德智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先后经历了“德智不分”、“以智帅德”、“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分辨、“良知与闻见之知总是一知”这几大发展阶段。它一方面表明,未来德性发展的走向必然是科学的、理性的;另一方面又说明,作为德性精神支撑的知识与外在客观知识虽有必然联系,但两者依然不是同一类型的知识,需进一步打通与融合。     

反求己身:杨时的格物路径

杨时认为,学道首先须明善,明善要先“致知”,“致知”在“格物”.在杨时看来,体上而言,即己即物,理完备于物我,“格物致知”可从内外两路着手,反求己身具可能性;向外格物尽理,而物多之不可胜穷,反求己身成为必要.转而杨时向内反求己身,一则反身格物,明目耳口鼻之则;终则反身而诚,举天下之物在我.他试图折衷小程向外格物穷理、大程向内反身而诚二说,然着手处仍流入大程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