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投资与沿线国家企业升级

科学评估“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企业升级的影响，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与中国全球投资追踪数据，以“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准自然实验，考察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沿线东道国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显著提高沿线国家的企业生产率，尤其对“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与中国邻近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改善东道国基础设施水平和制度质量来实现。研究结论为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政策启示。     

语言距离对我国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研究

基于2003—2019年中国与59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采用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以及工具变量法,实证研究了语言距离对我国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降低语言壁垒的有效措施。研究结果显示：语言距离与我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和投资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对投资的抑制作用更大;语言距离主要通过成本机制作用于贸易和投资;相比于高收入国家,语言距离对我国向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出口和投资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东道国人力资本的提升有利于弱化语言距离对贸易和投资的负向影响;此外,在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中,采用当地官方语言而非英语更有利于降低语言壁垒,推动投资活动顺利进行。明晰语言与贸易和投资的关系,有利于我国企业在开展海外业务时减少语言障碍和文化摩擦,促进我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和投资,从而推动我国对外经贸的持续稳定增长。     

“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的减贫效应——基于“五通”作用机制的分析

本文基于2005—2019年116个国家的面板数据,以“五通”为基本概念框架,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的减贫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显著促进了沿线国家的减贫,并且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得到了印证;“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促进对外投资、双边贸易,显著推动沿线国家减贫;“一带一路”倡议对与中国金融合作程度、政治互信程度高的国家减贫推动作用较大。“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引领全球经济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文化距离、海外移民网络与对外直接投资——基于OECD和RCEP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数据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我国积极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共建“一带一路”已成为全球范围内广受欢迎的合作平台,在此过程中海外移民与文化的影响作用也日益凸显。本文基于交易成本和外来者劣势理论,以海外移民网络作为调节变量阐述文化距离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机制,并利用OECD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海外移民网络的扩大减弱了文化距离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海外移民网络会正向调节文化距离与我国OFDI的关系;海外移民网络促进OFDI的正向作用在文化距离较小、已同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中更为显著;我国应主动发挥海外移民网络及华侨华人作用,团结海外移民力量,加强海外统一战线建设,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不同动机OFDI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GVC分工地位的影响

基于对外直接投资（OFDI）视角,借助2005—2016年OECD-TiVA数据测算27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全球价值链（GVC）分工地位,实证研究不同动机OFDI对东道国GVC分工地位升级的影响,并阐述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不同动机OFDI对东道国整体以及东道国中的高收入国家GVC分工地位都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于中低收入国家,只有技术寻求型和效率寻求型OFDI对GVC分工地位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市场寻求型和资源寻求型OFDI对GVC分工地位没有显著影响。因此,我国应根据东道国资源禀赋状况、经济发展水平及收入水平等的差异,采取不同动机的对外投资策略,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更好地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GVC分工地位的提升。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海外投资的外交影响——基于投资外交假说的再检验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贯彻,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热潮持续高涨,在当下中美博弈持续升级的背景下,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将会对双边外交关系产生何种影响?本文将中国海外投资和中国与沿线国家双边外交关系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基于2005—2020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加剧了双边外交分歧,这种影响在沿线发达国家中更为突出;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投资对外交关系的影响十分显著,而绿地投资并未对双边外交产生显著影响;相较于基础设施投资,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部门的海外投资会加剧外交分歧效应。这一发现形成了对传统经济依赖与商业和平论的新拓展,有效阐明了当代中国海外投资的外交影响。为此,中国应审慎推进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利用好多边合作机制,在明晰不同投资部门外交影响异质性的基础上引导企业差异化地进行海外投资,推动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与区位选择

基于共建“一带一路”58个样本国的面板数据,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为特征为逻辑起点,运用系统GMM回归法从动因层面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与区位选择,结果表明,市场寻求与效率寻求动因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而资源寻求动因的影响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也不具有战略寻求动因。且不同区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具有异质性特征,如在独联体、中亚—西亚以及中南半岛等资源丰富的区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均具有资源寻求动因,而在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并不具有这一动因。制度因素的影响效应也存在区域异质性,如在中南半岛和孟中印缅两大经济走廊,政治制度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而在中亚—西亚经济走廊这一效应并不显著,说明该区域资源寻求动因的影响效应超过了制度层面的负向抑制效应。在制度质量较差区域的资源寻求动因,意味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可能面临着较大的环境风险。因此,推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转型升级,实施多元化区位选择战略,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应有之义。     

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增长效应来源：母国特性还是东道国特性？

已有研究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能带来积极的母国就业增长效应。那么它会受到其他因素影响吗?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产业就业增长效应为研究对象,显示母国特性与东道国特性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母国就业增长效应的重要因素。在建立理论分析模型的基础上,通过研究发现,从总体上看,无论是东道国特性还是母国特性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就业增长效应都有一定程度的削弱作用。而通过赛马测试的方法研究则发现,母国特性对高水平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就业增长效应有更大提升作用,但对低水平与较低水平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产业就业增长效应有削弱作用,而东道国特性更多的削弱了高水平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产业就业增长效应。     

哈俄关系发展趋势及对"一带一路"影响分析

哈萨克斯坦既是中亚地区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也是唯一与俄罗斯接壤的中亚国家。苏联解体以后,两国不断开展各领域合作,并互为重要战略伙伴。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同为我国重要邻国,与我国有漫长的边界线,是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参与者。两国关系发展对我国在欧亚地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苏联解体后哈俄各领域合作取得的成果出发,结合最新形势分析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制约因素及对我国的影响,对我国正确研判当前欧亚地区国家间互动关系和“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主要风险与挑战有现实意义和借鉴意义。     

数字金融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机理与路径

“一带一路”是新发展阶段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数字金融有助于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下实现“一带一路”的资金融通。以数字金融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制约因素在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遍存在着数字鸿沟问题凸显,金融产业发展滞缓,可持续发展面临困境,经济风险逐步涌现等问题,导致沿线国家纵向无法联动,横向难成合力,严重制约“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我国应充分发挥数字金融驱动作用,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锻造数字发展动力,擢升资金融通效能,激发可持续发展活力,筑牢经济安全屏障,推动“一带一路”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继而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复苏的新动力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平台。     

"熵道":中国企业"一带一路"文化建设思辨

“一带一路”重大倡议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和对外投资发展创造了新机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语言交流、风俗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存在较大差异,企业在参与建设“一带一路”过程中无疑面临由多元文化差异产生的文化冲突,使企业的“管理熵”骤增,进而降低企业效率、增加企业管理成本。目前尚未发现基于“熵理论”对中国企业参与建设“一带一路”文化问题的研究。通过使用ZJW公司的实录资料进行验证后发现,管理熵测衡(MEM)模型可以有效地识别企业运营的有序程度,从而对导致管理熵增高的因素进行精准控制,帮助决策者将企业的管理熵调整至合理区间,在更大程度上确保企业实现预期经营目标。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企业参与建设“一带一路”提出识别并理解文化差异、进行跨文化培训,以及推进人才本土化等建议。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及其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从国家视角出发,在构建贸易投资便利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测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基础上,利用拓展引力模型实证分析沿线国家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对中国出口贸易流量的影响。研究表明,与GDP、人口、对外投资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等因素相比,贸易投资便利化对中国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更大。同时贸易投资便利化各分项指标对中国出口均产生显著影响,其中运输和基础设施指标影响程度最大。对于不同区域,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对中国出口均产生显著影响。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互动机理与中国表现

“一带一路”沿线参与国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更替主导产业、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等方式可实现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经济增长也能够利用需求效应、供给效应对产业结构升级起到正向推动作用;而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和营商环境的不断优化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便利契机,进而有利于促进相关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及经济增长。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国其样本期内的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负相关,主要由于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相对粗放,不平衡、不协调等问题突出,经济增长的同时未能及时完成产业结构升级,需要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断进行制度创新。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分析

本文选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具有代表性的47个国家作为样本,基于近12年来我国对样本国家直接投资的数据,研究我国2004—2015年间对沿线样本国家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与以往研究结果不同的是,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对我国对其直接投资具有显著负影响,表明我国倾向于向市场规模较小的沿线国家进行投资。此外,东道国的科学技术水平、资源储备、基础设施水平、税负水平是吸引我国企业对其投资的重要因素,而市场发展潜力因素影响并不显著。     

美国主流媒体对“一带一路”报道的话语建构研究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如今已经走过十余年历程,取得了突出成就,为共建国家发展赢得新的机遇。随着美国对“一带一路”的关注度持续上升,分析美国主流媒体对“一带一路”的相关报道可以反映美国对该倡议的态度,便于中国做出有效应对措施。研究运用语料库文本挖掘方法,选取美国两大主流媒体《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中涉及“一带一路”的报道文本,从主题分布、主体建构、搭配词和索引行等维度考察美国主流媒体对该倡议的话语建构方式。研究发现,十年间美国两大媒体对“一带一路”的报道包括“一带一路”建设内容和中国影响力等多个主题。根据时间变化,报道主题存在三个阶段的差异:初期突出中国与亚洲国家的合作,中期重点报道中国的世界影响力,近期涉及新冷战等主题。两大媒体通过勾勒基础设施建设与投资、大国关系和中美贸易等内容建构“中国”和“一带一路”形象,对该倡议的认知从早期的中性态度转向中近期的消极态度。基于此,一方面适时开展舆论反击工作是应对美国舆论的关键,向美国媒体传递高质量“一带一路”信息以回击不实言论;另一方面事实胜于雄辩,继续坚持共建“一带一路”是长期发展之要义,展现大国的胸怀与担当,吸纳更多国家参与“一带一路”,推动共建国家合作共赢,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最低工资标准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影响与机制

探究最低工资标准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影响具有重要实践意义。文章合并CSMAR国泰安上市企业海外投资数据、317个城市最低工资标准及城市统计数据,分别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金额和次数两个方面考察最低工资标准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影响及机制,并采用2SLS、系统GMM、DID等多种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主要结论: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促进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金额和投资次数;动态检验发现,最低工资标准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效应呈增长趋势;在异质性方面,最低工资标准对流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直接投资的促进效应更加显著,民营企业、东部地区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作用同样较明显;机制方面,最低工资标准提高通过成本效应和生产率效应两条途径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金额和次数。     

论“一带一路”建设给人民币国际化创造的投融资机遇、市场条件及风险分布

“一带一路”建设,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难得的投融资机遇、国际分工环境和市场条件.同时,依托于“一带一路”沿路国家和经济体的人民币国际化也面临着市场竞争的不确定性、政治稳定性与政策变动、生态变迁与环境破坏、安全与利益冲突、货币与金融、外部力量干预等多方面的风险.我国需要积极倡导和推动亚洲自由贸易区和亚洲经济共同体建设,并在适当时期启动菲自由贸易区和中欧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进程.     

中国企业在美国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分析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企业加快了对外投资的步伐,政治风险已成为跨国投资回避不了的话题。本文结合中海油收购优尼科一案,分析了中国在美国直接投资所遭遇的政治风险,并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出发,认为中美之间在经济、安全和政治方面的竞争关系是引起政治风险的根源所在。在这三层竞争关系的影响下,美国对于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传播母国政治体制和价值观念,进而威胁和挑战其霸主地位和发展模式的担忧加大了中国在美投资的特有政治风险。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三维共生关系对中国贸易地位的影响

基于共生理论,从依存、竞争和互补三个维度对2011—2020年中国与“一带一路”57个国家的贸易共生关系进行了测算,并构建静态面板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三维共生关系对中国贸易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三维共生关系通过市场效应、产业效应和技术效应三个路径影响中国贸易地位。实证结果表明,整体上来看,双边贸易依存关系、互补关系和竞争关系对中国贸易地位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研究结果对于中国进一步优化双边共生关系,深化与“一带一路”国家的互惠共生,以及提升中国贸易地位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政策含义。     

“一带一路”战略的区位路径选择与化解传统产业产能过剩

国际金融危机过后,中国传统产业出现明显的产能过剩,然前期调整政策在化解产能过剩方面效果不佳。通过比较中国的出口、进口和投资,结合地理区位、资源要素禀赋、政治外交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本文认为,化解过剩问题应借助“一带一路”战略契机。当前提升中国传统产业效益和化解传统产业产能过剩宜采取对外投资为主、产品贸易为辅方式。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可从三方面展开：推进对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推进对中亚、西亚北非地区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推进与独联体（含蒙古）之间的国家产能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