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生命政治谱系的更新与智能现代性的未来

资本逻辑的诞生直接开启了现代社会,并生产和规制了现代性的叙事体系.福柯在对现代性的反思中,进一步揭示了生命政治治理术实乃资本逻辑背后隐秘的"政治算数",使得资本逻辑实现了更好的增殖和积累.但在人工智能全面赋能现代社会的今天,生命政治大大超越了福柯那个时代的想象,现代性也远远胜出以往的叙事风格.高频的数字矩阵以极速的算法重塑了生命政治,生命政治以智能化、数字式的规训和培植对生命进行新一轮管控.然而,无论是焕然一新的"数字生命政治"还是"智能现代性",都仍囿于资本逻辑贪婪的增殖本性,从而充当资本逻辑的"马刺".一种面向未来的智能现代性迫切需要积极的"数字生命政治",并借助数字化、智能化的生命政治治理术实现自身的良性筹划.     

西方平台资本主义的兴起与《资本论》当代空间

西方平台资本主义是数字技术和金融资本携手以平台装置实现资本根茎式布展,它以数据为生产要素通过技治手段以时空塌缩形式实现精益高效的交互活动。平台资本主义的兴起带来社会结构重大重组,也为《资本论》开启了亟须回应的当代空间。尽管19世纪的马克思没有也不可能看到数字资本主义,但是《资本论》关于机器、科技、资本的本质维度探讨和“人的现代性”根本追求在世界历史发展中具有理论和原则高度的指导意义。《资本论》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和工艺学理论有助于理解技术事实、技术权力和科技风险,资本二重性及其权力批判理论提供揭穿平台资本主义政治叙事的本质原则,资本主义总体危机和未来走向理论是把握平台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思想武器。     

时间剥削与情绪剥削——平台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过程分析

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形式,平台资本主义利用数据生产资料进行资本增殖,数据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劳动过程的核心。资本的平台化,使生产主体逐渐完全依赖平台生产,同时依赖平台生活,从而造成主体生产劳动与日常生活的相互交织。平台的资本化,一方面使生产劳动突破了固有的时间结构,造成资本对主体闲暇时间的剥削,无酬的数据生产劳动充斥主体的日常生活全过程;另一方面,在产业转型与行业竞争的双重作用下,平台资本主义加速了新的生产劳动形式生成,主体为维护在平台中的声誉,必须被迫从事“情绪劳动”,接受资本的情绪剥削,并逐渐成为“情绪怪物”。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平台的开放性与“自由”性并未改变其服务于资本剥削的本性,反而使这种剥削愈发强烈。在资本的宰制下,平台成为资本控制、监视、剥削主体的新手段。     

“新常态”追问与发展出路的探寻——兼论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

中国与西方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均面临"新常态"现象,但二者有本质的区别。西方国家的"新常态"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金融资本时代的集中表现。而中国经济"新常态"则是国际资本主义危机和中国自身资本逻辑运动的结果,同时也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用社会主义力量克服资本主义矛盾的过程,并以"转型"与"换档"作为标志。与资本主义国家无力克服资本矛盾不同,社会主义中国可以充分发挥制度的优越性,用公有制经济力量和国家政治力量来引导资本、驾驭资本,以科技创新为动力开拓经济发展新空间,避免资本扩张悖论在中国发生,探索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路径。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本质问题研究述评

中外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其实质和根源并没有超越马克思的逻辑,根源仍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认为国际金融危机的实质,是以金融危机为突出表现的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是实体经济严重过剩、资本的逐利本性引起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越来越脱离,造成投机过度从而失控、爆发危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进一步演绎出各种新老危机,这充分说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危机终究会发展到在资本主义框架内无法调节和缓解的地步.     

资本逻辑的空间辩证法及其非正义地理症候的三个悖论——大卫·哈维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政治哲学阐释

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引申至空间维度,是大卫·哈维体认当前社会政治症候的理论手段。哈维由此归纳出现代资本体系无法规避的三个悖论:其一,罔顾个体实际需要的商品生产机制,存在价值过度积累同市场消费不足的矛盾,以及资本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彼此让渡的二律背反。其二,缓解资本"滞胀"或贬值的资本"时间修复"与"空间修复"策略,因资本地缘格局的间歇性破坏与全球金融体系区域性剥削的形式,表征出实体资本与虚拟资本在时空上的紧张关系。其三,确保剩余价值持续积累的资本地理性不平衡发展,促使空间单位间的协作关系被剥削和竞争所取代,从而在资本循环内部形成瓦解资本逻辑的力量。三者在资本生产、循环和积累层面,描绘出资本主义在面临危机与解决危机之间徘徊的辩证运动轨迹。而它身后的空间非正义政治景观,又佐证了资本逻辑的空间辩证法不过是资本主义制度异化属性的地理学隐喻。     

数字劳动与虚体生产——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主体生产逻辑及其批判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为支撑的虚体生产日益上升为关乎社会关系和生命过程生产的重大时代性问题。从根本上看,数字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数字化转型的产物,是与数字资本的本质规定和特殊功能相适应的一种新型劳动形态。建立在数字劳动基础上的虚体生产,构成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主体生产的普遍中介形式。虚体的全面介入为主体生产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内在张力,并衍生出更具普遍性和弥散性的数字异化。现阶段的虚体生产呈现出一种以技术主体性为表现形式、以资本主体性为根本规定的扩张态势,这种态势貌似是在给主体的自由和解放创造便利条件,实际却加深了资本逻辑对人的个性和欲望生产的抽象统治。基于此,历史唯物主义应将数字权力批判作为自己的当代课题,并从"人的解放"的高度来探索数字正义社会的建构。     

由生态工业革命到生态社会革命——福斯特生态革命思想解读

如何为生态危机寻求政治解放路径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福斯特看来,全球性生态危机源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持续性,因此为了防止生态危机演变为"最后的危机",需要以一场兼具社会革命的生态革命对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变革。但是,依赖于"技术绿化"的生态工业革命因其被资本逻辑所主导,表现出与资本主义的同构性。因此,真正的生态革命有赖于生态革命与社会革命的联系,最终实现生态社会主义。虽然福斯特的分析主要立足于资本主义批判的视角,但其理论依据与分析结果对于推进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平台运作逻辑的政治伦理风险

平台通过数据垄断、资本加持已经成为新型“非国家权力体”,其背后隐藏的平台资本主义在双边网络效应的支持下无序扩张,容易带来政治伦理风险。互联网平台依靠技术理性、技术价值遮蔽资本本性,通过资本与技术的合谋俘获公共权力,侵害公共利益。互联网平台的资本遮蔽性、负外部性以及“技术黑箱”导致网络空间政治民主偏离,互联网平台存在的“数据鸿沟”“马太效应”“数据孤岛”带来政治正义解体风险。党和政府应发挥主体治理监管作用,通过建构责任治理、规范治理、底线治理的三维框架,化解互联网平台产生的政治伦理风险,实现平台良性发展和规范并重的目标。     

人工智能时代审计伦理的危机表征与治理路径

人工智能日益成为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引擎,其通过技术牵引与场景驱动,正重塑着审计工作的模式和流程。将人工智能应用于审计活动能够大幅提升审计效能,但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伦理危机。如何治理人工智能时代下的审计伦理危机,以使人工智能更好地服务于审计工作,已成为各类审计组织亟待解决的问题。文章在明晰人工智能时代审计伦理内涵的基础之上,从审计主体自身以及审计主体与审计客体、利益相关者、智能审计系统开发者之间关系等视角系统分析了人工智能时代审计伦理危机的表征,并基于伦理原则构建、政策与制度、数据与技术、个人与组织等层面探索了人工智能时代审计伦理危机的治理路径,旨在为人工智能时代审计伦理危机的预防、监测和控制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借鉴。     

全球资本主义批判:空间视角的理论建构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说,作为是一个现代性的概念,资本的全球空间布展伴随着资本的世界性扩张和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的流动,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存在逻辑的关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历了由福特主义向弹性生产的变化,全球化实际上就是解决资本过度积累危机的策略,就是资本主义世界性扩张的空间策略。资本积累的全球化趋势在给世界各国带来一定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在制造着贫困、不平等、差异和两极分化,以及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多样化,要抵制全球资本主义的剥削,就必须准确地解读其本质及其影响。在资本主义霸权仍然是我们时代中心问题的背景下,寻求一种普遍性政治和积极的全球主张应当对资本逻辑及其全球资本主义的空间规划保持一种激进的批判意识和实践理念。     

谁是信息时代的无产阶级？——关于激进左翼“新无产阶级”的驳析与重塑

近年来,以奈格里、齐泽克、朗西埃、阿甘本为代表的西方左翼思想家在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激进批判中力主"共产主义观念的复兴",重塑了新共产主义的政治主体,推出了"诸众""被排除者""无分者""神圣人"等主体概念,这些概念构成了信息时代的"新无产阶级"。但是,由于这些新主体脱离了资本与劳动相对立的历史场域和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场景,偏离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历史缘起、身份标识和使命任务的经典语境,所以已经不再是处于资产阶级对立面并受资本逻辑统治的无生产资料的现实的雇佣劳动者,从而滑向了理论层面的抽象的消极主体,发生了"去革命化"的蜕变。相反,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论域是理解信息时代无产阶级的锁钥,而数字资本与数字劳动的矛盾是当今无产阶级的发生域,人工智能资本化应用会使无产阶级重陷失业和贫困的境地。因此,无产阶级依旧是信息时代的政治主体,"两个必然"依然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指引。     

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视野下的当代资本主义批判及启示

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是对生产力达到普遍发展程度阶段后的资本主义制度有原则高度的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开辟的世界历史的一般规律。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集中体现为现代性的危机,本质上是当代资本在世界历史范围内异化扩张的危机。当代资本的扩张是资本的人格化即资产阶级对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劳动成果的占有,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是资本扩张在当代世界历史中最突出的体现。当代资本的扩张方式使债务危机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典型样式,而通过加强对国内、发展中国家和相对落后国家劳动人民的财富掠夺来度过危机的方式,必然会加剧资产者与无产者在世界历史范围内的对抗。因此,在新时期,正确认识并思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任务与命运成为重要的时代话题。     

数字经济视角下数字资本的无序扩张及其规制

数字平台的建构是数据生成、积聚及数字资本得以扩张的基本前提,“产消一体化”的新型数据生产方式是资本实现扩张的手段,对数据的商品化利用则是数据得以转化为数字资本进而实现积累和扩张的核心。在资本和数字技术所赋予权力的滥用下,数字资本在数字经济领域的无序扩张,导致了数据的“无规制攫取”、用户生命政治剥削、平台寡头垄断以及“反市场化”危机等多重困境。对此,必须通过数据的共创共享,增强数字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建构数字命运共同体才能摆脱数字资本的霸权操控。根本而言,只有建构并展望数字社会主义美好愿景,才能有效克服数字资本主义下数字资本积累及其无序扩张所造成的各种困境。     

人是如何变成机器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机器体系的生命政治批判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机器体系的批判揭示了资本对工人进行肉体规训的生命政治,展现了工人变成机器体系之"人手"的生存样态。以马克思的机器体系批判为切入点,以资本对工人的肉体规训为中介,我们可以描绘出从启蒙时代到后现代资本驯服工人的整个生命政治图景。启蒙时代的思想解放实质上是资本对工人的认知重构,以祛魅的方式确立工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使工人变成机器体系的"头脑"。后现代消费社会则是资本对工人的精神物化,以个性解放的名义掩盖全面监护的实质,使工人变成机器体系的"主体"。人变成了人格化的机器,不仅作为生产性的机器创造剩余价值,而且作为消费性的机器促进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从生产活动到消费活动,从物质活动到精神活动,工人的整个社会生活都处于资本主义机器体系的全面监控之中。     

为什么有些人总看不到当今资本主义的矛盾与危机

本文综合性地阐述了当代西方学界对资本主义危机与矛盾的分析,主要集中讨论了对资本主义问题的分析立场,资本利益全球化是否有利于世界各地经济的发展,全球化给资本主义国家带来的危机,"新美国模式"资本主义的危机等问题,揭示了在"普遍价值"掩护下的"新帝国主义"反人类的实质及当今资本主义的真实矛盾与危机所在。     

数字时代资本积累的空间化转型及其危机的克服

在数字时代,伴随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劳动作为新的劳动方式出现了,这推动了资本积累的空间化转型。尽管资本按照自己的要求不断生产新的空间,带来空间的内在属性与形态的变化,但这一转型并非不会遭遇危机。由于数字时代中虚拟资本的大量涌现并与投机性的房地产市场相裹挟,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叠加城市危机频发,特别是当劳动主体从工厂车间中的工人转变为游弋于各个城市角落乃至虚拟空间中的“朝不保夕者”时,人们的城市权被剥夺殆尽,这使得解放政治的空间重构迫在眉睫。     

金融危机、生态危机与马克思批判精神的时代价值

以资本为主导的全球化过程并没有传播资本主义制度的"福音",而是把西方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经济危机、生态危机以及集中体现为人的"物化"的人类生存性危机扩散到全世界.全球化发展所面临的现代性问题充分地暴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所决定的人的生存方式的局限性与片面性,也越来越凸显出马克思批判精神的时代价值.而西方左翼学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批判精神的吁求则是时代精神的曲折反映.     

人工智能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读

人工智能是生产工具进化的必然产物,其产生与发展体现了生产工具从人的体力延伸到脑力延伸的持续更迭发展。资本的增殖逻辑推进生产工具与技术不断升级发展,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造成机器大工业时期的“劳动贬值”以及人工智能时代的人“被边缘化”,人工智能在带来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其资本主义应用也造成了人的异化,创造了否定资本主义的强大物质力量,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深厚的物质基础。人工智能的发展步伐不会停滞,就如资本主义的灭亡不可避免一样,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与人工智能发展的现实逻辑共同指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个目标。我们依然处于马克思主义指明的历史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对当今社会经济中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依然具有强大的解释力。     

透视与反思：数字资本主义的生成及三重悖论

通过数字技术赋能，资本主义的组织形态和内部机制发生了迭代。数字、算法、物联网、无限宽带等已然成为数字空间的必备工具。然而，尽管发展到数字资本主义的新阶段，资本主义的本性并没有发生变化，资本不仅实施着公共空间的宰制，还时刻渗透着数字资本的权力话语。实际上，数字资本主义存在着三重悖论，在一般性表象之下，遮蔽并强化了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的“剥削—掌控—规训”的组织形式。这主要表现在：数字中立掩盖了数字资本逐利的进一步提升，导致社会财富占有愈益不平等的事实；程序民主遮蔽了数字资本和权力融为一体，加深社会政治领域更多权力落差的事实；自由至上庇护了数字资本与意识形态同谋，更深地塑造资本社会价值系统的事实。对数字资本主义这三重悖论的揭露，能够更明确、更清晰地把握数字资本主义的实质，从而洞悉数字资本主义发展的双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