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科学和艺术的相互关系

在古代以至中世纪,对艺术世界和科学世界的界限是认识不清的.十八世纪以来,由于各种文化发展的总的影响,才使科学和艺术有了明确的界限.但也仅限于用科学和艺术的比较来证明艺术作品是否具有认识现实的能力,在这一点上同古代对艺术和科学相互关系的认识没有多大区别.对这一关系的认识曾有过不同的理解:有的人是通过逻辑途径来解决的(如?别林斯基就认为,艺术与科学的差别仅在于解决认识往务的方式上);有的人是通过两者关系在历史上的反复变化来解决的(如谢林认为,根据原始神话来看,艺术和科学应当在将来重新融为一体).而马克思主义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则完全不同于上述这些认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就指出过掌握现实的艺     

再论科学和艺术的相互关系

二十世纪自然科学的杰出代表认为,科学认识能够变混乱为和谐,从而也创造了美.某些苏联学者也认为科学和艺术之间没有本质的差别.本文作者(列宁格勒大学哲学系伦理学和美学教研室教授,哲学博士)从艺术的认识作用,科学思维和艺术思维的区别,人类活动的两种心理机制,形象思维的特点,艺术激情的实质,艺术直觉和理性直觉的区别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批判了苏联当前学术界中认为科学和艺术将要走向"融合"的观点.译文略有删节.     

现行宪法体现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果和趋势

现行宪法的产生确认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所取得的成果。自现行宪法颁布施行以来,不断深入的政治体制改革也要求宪法相应地进行修改。现行宪法先后经过四次局部修正,其中有三次修正直接关系政治体制改革,即总结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反映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趋势。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得与宪法的基本精神相背离。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宪法的修改必须谨慎,过于频繁的修宪有损于宪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但基于宪法的适应性要求,宪法的修改也必须及时。只有如此,才能使现行宪法的文本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相适应。     

论道德和伦理概念及其相互关系

在西方文化中,尤其在黑格尔法哲学理论体系中,“道德”是作为主体的人的主观性自由的定在,“伦理”则是成为现存世界和自我意识本性的那种自由的概念;在中国文化中,“道德”主要是由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论证和阐发的“得道之‘德”’,“伦理”则主要是由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儒家学者们所阐发和构建的社会典章制度和人们的行为规范。在黑格尔法哲学理论体系中,“伦理”高于“道德”;在中国文化中,则是“道德”高于“伦理”。     

论宪法权威

观念形态的宪法权威有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具体的价值目标,它通过夺取国家政权、制定科学的宪法、进行系统的配套立法、建立健全机构和制度之四大环节,可以转化为包括民主政体、统一完备的法制、宪法实施保障机制三方面的制度形态的宪法权威。观念形态、制度形态的宪法权威在社会实际生活中的具体运作就是现实形态的宪法权威,其表现是宪法对于社会关系主要参加者的实际地位和作用,其状况取决于深层社会历史条件的成熟程度,其树立和维护的途径是宪法变迁。在我国现阶段,亟待树立“宪法至上”和“宪法也是法”的观念,正确处理宪法与改革的关系,尽快建立健全有关机构和宪法解释、修改、控诉及违宪责任的制度,从而确立和维护宪法的最高权威。     

论宪法意识

宪法意识是制度与社会生活联系的纽带 ,体现了宪政和法治精神的现实化过程。宪法意识对于社会实践的重要作用 ,决定了我们必须在全社会进行提高公民宪法意识水平的教育 ,以增强和深化公民的宪法意识。     

论程序化的宪法

宪法程序是宪法实施的途径和方法 ,是使宪法有实效的最关键的问题。它包括正当程序原则、国家权力运行程序和合宪性监督程序、立宪程序等内容。其中合宪性监督程序 (又称违宪审查程序或宪法解释程序 )几乎与宪法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它可以避免非程序的政治纷争中的难题     

五四宪法的民主政治渊源

五四宪法是近百年来国人民主政治追求的理论升华。近代的君主立宪运动和民主共和实践完成了中国民主政治启蒙,给中国留下了关于宪法和法治的最初印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为五四宪法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五四宪法铭记着国人为救亡、强国、民主和自由而前赴后继、浴血抗争的历史,夯实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根基。     

论宪法的最高权威性

宪法的最高权威性,是宪政史上历来为一切统治阶级所关心的重要问题。在全国人民认真学习和执行新宪法的过程中,在理论上弄清宪法的最高权威性的内在根据、重大意义和怎样保障宪法的最高权威等问题,无疑是十分必要和有现实意义的。 一、宪法最高权威性的内在根据 权威性是法律尊严的表现,凡法律都有其一定的权威性,宪法则具有最高权威性。宪法的权威性不是凭空形成或随意确定的,而是有其内在的根据。 首先,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是适应特定的政治、经济关系需要的产物,它的存在有其客观必要性和历史必然性。 宪法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资产…     

论宪法权利的主体

个人是宪法权利的主体,宪法权利主要是指人权.集体不是宪法权利的主体,至少不是宪法权利中基本权利的主体,集体中的个人所拥有的人权也不完全等同于集体中的个人作为其成员的权利.集体人权作为宪法权利主要是指集体中的个人的权利,而不是作为集体的权利.集体中的权利有三个层次,即作为个人享有的普遍权利,作为特定人群享有的某些特殊权利以及作为该集体所拥有的集体权利.国家有权利,但国家也不是宪法权利的主体.     

论宪法法律关系

宪法法律关系的法律性质,从产生过程来讲,是国家与全国的公民代表双方协商一致的意思表示,具有契约性。在宪法法律关系中,其主体只能是国家和公民:国家作为宪法法律关系的主体具有唯一性,公民作为宪法法律关系的主体具有普遍性。宪法法律关系的主要调整对象是公民与国家的关系,公民可以利用宪法法律规范来保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     

论和谐社会的宪法理念

公民的宪法理念是和谐社会的必要思想条件。在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中,公民应树立以下宪法理念:宪法至上理念、人权本位理念、契约理念、诉讼意识。     

论进化的宪法与宪法的进化——进化论理性主义视角下的宪法与宪法发展简析

进化论理性主义是哈耶克在批判笛卡尔式建构论唯理主义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对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基本洞见,它为重构宪法学理论提供了全新的视野。以进化论理性主义的视野,宪法是进化的而非构建的,是经验的而非逻辑的;宪法发展的科学形态实为进化.宪法的进化是连续的而非断层的,割裂传统的宪法必然不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宪法的进化是自主的而非附从的,因社会革命、政治运动、体制改革、政策调整而强行改变宪法不是宪法发展的正常形态;宪法的进化是持续的而非间断的,宪法的进化过程永远没有尽头;宪法的进化是模糊的而非可预测的,因为宪法的进化趋势取决于无数特定事实,而人们永远不可能全然预测和掌握这些事实。     

论宪法和法律的终极价值——社会和谐

宪法和法律作为社会调节器的价值功能,贯穿了人类的法律史和宪法史全部过程中,对社会和谐的价值理想做出了不懈和持久的追求。在当前建构中国和谐社会的热议和行动中,应当把主要注意力转移到宪法实施和宪政的建设和改革上来,以期最大限度地开发和利用宪法和宪政对建构和谐社会的那种不可或缺、也是其他任何社会调节手段所不能取代的价值功能与作用。     

论克隆人技术的宪法界限

克隆人技术与宪法密切相关,其涉及宪法上的人的界定、宪法上的人的尊严以及后代人基本权利的保护问题.克隆人技术会改变宪法上的"人"的基本定义,侵犯人的主体性、个别性和多样性,从而使克隆出来的人失去人的基本尊严.宪法学对克隆人研究应持一个基本否定的学术立场.     

论保证宪法实施的关键问题

实施宪法最根本的保证是人民的力量;国家机关和干部严格执行宪法是个极其重要的保证;而党的领导则是保证宪法实施的关键。本文着重就党的领导方面存在的问题,特别是贯彻“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个原则问题,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进行一些探讨。文中举了不按法定程序任免国家机关领导人员和违法招聘乡镇长的事例,说明要真正实现党章和宪法规定的原则并不容易。本文还分析了党的领导方面存在问题的原因,并且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论宪法诉愿程序的价值

在现代违宪审查制度的发展过程中,作为直接保护公民宪法权利的宪法诉愿制度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了在公民宪法权利与宪法秩序的价值之间寻求合理的平衡,宪法诉愿制度设计了统一而规范的程序。宪法诉愿程序有助于发挥宪法的人权保障功能,有助于发挥违宪审查制度的功能,有助于建立以宪法救济为中心的权利救济体系,有助于保持宪法诉愿制度的“补充性”功能。是缓和还是强化宪法诉愿程序应考虑各国司法体制的实际情况,从宪法诉愿所发挥的社会功能进行思考,力求在保障人权与维护宪法秩序之间寻求合理的平衡。     

论法官解释宪法的能动性

宪法具有法律的根本特征,法官在宪法性案件中可能会对宪法条文作出某种程度的解释。论文结合国外法官解释宪法的历史经验,在自由裁量权、法官解释宪法的能动性、对法官能动性的制约等方面阐释了法官宪法解释的意义。     

论《日本国宪法》

1986年11月3日,是《日本国宪法》正式公布40周年。这部规定战后日本基本政治制度的宪法标志着战后日本国家发展方向的改变。回顾这部宪法制订的背景和过程,对这部宪法给予事实求是的评价,对于深入了解日本战后政治具有重要意义。     

论宪法与司法适用

本文认为宪法的司法适用问题 ,应针对不同的诉讼作具体分析 ,不能一概而论 ,简单地归结为能与不能。民事诉讼适用宪法具有深刻的法理依据和必要性。刑事诉讼不得以宪法定罪量刑本身是宪法人权观念的要求。而宪法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问题 ,应从控制行政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立场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