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虚无、身份认同与历史言说的葛藤——陈映真“文学左翼”意味及省思

作为"台湾的鲁迅"和台湾左翼作家的代表,对应于台湾不同的历史阶段,陈映真的文学写作分别被赋予了针对不同反抗对象的"左翼"身份意味。陈映真从文学左翼、政治左翼而辗转进入文化左翼的"泛政治"写作之旅,为析解左翼文学思潮及实践与20世纪以来的中国乃至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命运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省思维度。     

台湾乡土文学的一面旗帜--陈映真乡土文学观释读

陈映真作为台湾乡土文学的主将,构建了完整而系统的乡土文学理论体系.他认为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提出要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主张文学为人生服务,文学要明确其"人间性"品格,并指出台湾文学具有鲜明的中国属性.陈映真的乡土文学观对于指导乡土文学的正确健康发展,对于台湾社会的思想文化及文学的发展,都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陈映真的文学悲情--兼评王向阳的《陈映真论》

通过对中国大陆的陈映真研究加以简单梳理,重点评析了<台湾的忧郁>和<陈映真论>.认为<陈映真论>的作者集中论述陈映真小说中的死亡意识、诗思交融的叙事策略,就是对陈映真"悲情"文学世界的重点阐发.如果说从<台湾的忧郁>中,能够感受到陈映真小说世界的"忧郁",那么从<陈映真论>中则能体悟到陈映真的文学"悲情".     

台湾作家陈映真:背靠祖地的中国人

由小说名篇而搬上银幕的《夜行货车》,使得海峡这边更多的人熟悉了台湾作家陈映真。其实陈映真在台湾早已声名大振,因为他的丰盛作品也因为他的坎坷经历。而今,《陈映真文集》在北京问世,陈映真以其文学成就当选中国社会科学院为数不多的境外院士之一,这是中国文化界对陈映真的充分肯定。喜讯传来令人高兴,我赴台湾采访时与陈映真先生有些交往,深知他当之无愧。     

勇开“夜行货车”的角色——论陈映真与其创作探索

陈映真是在 2 0世纪中后期,台湾文学由现代主义向现实主义回归的转折时期出现的乡土文学作家。在乡土文学论战中,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建立民族文学的思想。1983年,陈映真抱着将 历史真相 "告之于众的目的,发表了影响颇大的 铃铛花 、 山路 等力作。1985年,他又创办了大型报道纪实杂志 人间 ,着力于思想文化战线的战斗。尤其是 90年代以来,站在 中国人"立场上清理台湾社会历史,反思文学现状,直面现实,与文化台独和文学台独论者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战斗。从 1999年开始,陈映真的文学创作 再出发 ",为文坛奉献了 归乡 、 夜雾 、 忠孝公园 等力作。无疑,陈映真创作的震撼力再次迸发, 像一个文学领域的探险家,从不满足于脚下的获得,不断地踩着坎坷的路前行,不断地有所发现、有所创造"。     

论“底层文学”的精神资源及价值选择

既不要对"底层文学"作简单的现实主义囿限,也不要急于追寻其左翼文学精神资源。对底层文学来说,关键问题在于作家需要有清醒的身份分离意识,亦即社会身份与文学创作身份的分离。     

从陈应松看底层文学的现实主义特质

针对新时期出现的底层文学潮流,探索其现实主义的特殊形态。得出结论:底层文学奉行高尔基的"赤裸裸的真实"观,在消解政治意识形态和推进现实主义非经典化方面与新写实相通;在叙事立场上不同于新写实的"零度情感",而以强烈的人民性及批判性与"左翼文学"相连;创作方法上的"现实主义的创化"形态区别于"左翼文学"对现实主义的固守而表现出一种开放的姿态。底层文学的现实主义不是文学史上任何一种现实主义的简单回归,它是现实主义的发展与深化。     

文学台湾与民族认同——以陈映真的现代性思考为例

台湾文学与"现代性"语境下的民族主义有着紧密的关系,不同的文学叙述背后的"民族认同"取向亦迥然而异。台湾作家陈映真以其坚定的统一立场著称于海峡两岸。他从对现代主义文学的反省出发,长期思考着台湾社会现代性问题,并自觉地将之作为论述国家统一的依据,从文化根源上驳斥分离主义,代表了台湾"民族认同"的正确方向。     

论陈映真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

<正> 陈映真是台湾现实主义文学代表作家之一。他在以许南村为笔名的《试论陈映真》一文中说:“在每一历史时期中,人们总是在各种艺术作品中寻求他们生活中最急切的诸问题的解答;寻求指导他们的人生的理念,寻求他们起而变革生活和世界时所能信赖的认同的人物底形象;寻求经过各种艺术形式集中起来的民众自身的愿望和心声。”一切文化工作者应当“为更好、更合理的明日贡献力量”。陈映真在艺术创作上努力实现他的追求。他以自己对生活的独特发现,排击旧物,催促新生,艰苦地寻求台湾社会和台湾人民的前途。他的作品散发着台湾的泥土气息,蕴含着爱国爱民的胸怀。     

陈映真的红色抒情与1970年代台湾知识青年

陈映真作品中的红色抒情,紧贴台湾从戒严到解严的政治环境变化,经历了一个从曲折慎言到直抒胸臆的过程。为达到传递左翼信息的目的,陈映真对小说内容进行了艺术加工,而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读者接受与作家创作意图之间的错位。陈映真通过社会活动弥补这种错位,是无奈之举,也是其有意而为。1970年代台湾知识青年在青年时期对陈映真的阅读,影响了他们在日后对社会的参与,这是陈映真的红色抒情在台湾当下意义的一个重要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