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农民皇权主义的理解

什么是农民的皇权主义?皇权主义的要害和实质是什么?这是当前史学界讨论农民战争皇权主义的一个中心议题。一切分歧意见,几乎都同对皇权主义的理解有关。皇权主义一词是斯大林在《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一文中,评论俄国农民战争领袖拉辛和普加乔夫时提出来的。据此,有的同志认为:皇权主义就是反对地主,拥护“好皇帝”;也有的同志认为:皇权主义就是“帝王思想”。的确,几乎历史上所有的农民起义,都要打出“好皇帝”的旗号。有的拥护现存的“好皇帝”;有的愿意别人当“好皇帝”,自己来拥护;有的希望自己当“好皇帝”,要别人来     

皇帝制度的另一面——以高宗龙朔二年的两道制敕为中心

皇帝制度之下,皇帝行使国家最高权力,此权力通常也称作"皇权".在唐朝的制度中,法律的制定之外,日常皇权是通过"王言"来实现的,"王言"就是皇权的日常表达式.那么,作为皇帝本人与皇权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通过龙朔二年的两件诏书,这里展示皇帝意志遭遇挫折的过程,试图揭示皇帝制度的另一个面向.这对于认识皇帝制度的丰富性,无疑是有所帮助的.     

试论“皇权主义”与“农民政权”

中国农民战争史,历来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过去受封建文人及资产阶级历史学者的歪曲与篡改,使有关资料混沌不清.尤其受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成了“禁区”.今天在党的“双百”方针指引下,我们应当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努力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农民战争史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皇权主义”问题关于农民战争中的“皇权主义”问题,史学界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如对1.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中皇权主义思想是否普遍存在?2.中国农民战争中有没有“皇权主义”?     

嘉靖初年的政治格局

“大礼议”是嘉靖初年的一个重要事件。传统的研究认为 ,“大礼议”的过程是明世宗借重张璁等一批低级官僚的力量打击内阁 ,是皇权与阁权相互斗争的过程。本文认为 ,“大礼议”一方面反映了皇权与阁权既合作又斗争的关系 ;另一方面 ,也反映出当时朝内几种主要势力 :皇权、阁权、宦权、勋戚权力相互整合的复杂互动。皇权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原因不在于议礼新贵们的理论优势 ,而在于明世宗藩邸的“从龙功臣”充实锦衣卫 ,具备了武力优势并进行武装镇压的结果     

谈农民皇权主义产生的根源

农民的皇权主义是怎样产生的,它的根源是什么?有的同志认为“皇权主义是农民本身的问题,它的根源主要应当到农民身上去找。”我认为这一命题并不完备。农民有接受皇权主义的土壤,但农民本身并不会产生皇权主义。农民的皇权主义是地主阶级皇权主义思想影响的结果。“皇权主义”属于地主阶级观念形态,其产生的经济基础是地主阶级所代表的封建经济制度和封建生产关系,而农民阶级的阶级本质和观念形态则主要表现为平均主义、平等思     

试论中国古代的“审出多门”

审判是司法运行中的重要环节,中国古代司法审判制度在运行中,由于审判权不能划一行使呈现出“审出多门”的怪状.文章认为中国古代“审出多门”的现象具体表现为各不同机关及皇权的审判,并从限制各机关权力、行政兼理司法、加强皇权以及权力一体化的政治体制几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反思当今司法需要走出“审出多门”的历史巢臼,汇入“审出一门”的时代潮流.借古鉴今,这对促进当今的司法制度改革,加快现代法治建设有重要意义.     

浅谈中国农民战争的皇权主义

怎样认识中国农民战争的皇权主义问题,在史学界虽然是旧话重提,但却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值得进一步深入讨论。要搞清这一问题,应该首先弄通什么是农民战争的皇权主义?皇权主义产生的阶级根源是什么?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本文试就以上两个问题,略谈管见。一“皇权主义”一词,见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三日斯大林《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斯大林在论及鲍洛特尼柯夫、拉辛、普加乔夫领导的起义“是农民反对封建压     

日本天皇即位仪式“大尝祭”的历史演变与社会分析

“大尝祭”是日本天皇即位最重要的仪式,是日本神道信仰的集中体现,它作为权力实践和权力技术的仪式来实现神权与王权的统一。它的变迁演示出民间社会与皇权集团互动、变异的过程。天皇即位时举行的“大尝祭”,来源于每年举行一次的“新尝祭”———庆祝国民平安、喜获丰收的纪念仪式,“大尝”意为“大的新尝”。“新尝”其最初由日本民间水稻丰收节———“吃新节”演变而来,究其根源乃出于中国大陆古老的稻作文化。     

试论中国农民起义领袖不是皇权主义者——剖析明中叶刘六、刘七起义

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有没有皇权主义,农民起义领袖是不是皇权主义者?过去,史学界对这个问题展开过讨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现在,应该从历史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讨论清楚。我认为,中国的农民战争不具有皇权主义特点,历次农民起义领袖,从陈胜、吴广到洪秀全,其中绝大多数不是皇权主义者。为弄清这个问题,试图对明中叶刘六、刘七起义加以解剖,以求窥其一斑得知全豹。刘六、刘七起义,由明武宗正德五年(公元一五一○年)十月至正德七年(公元一五一二年)七月,历时两年,转战山东、河北、河南、山西、江苏、安徽、湖北、江西等八个省,是一次全国性的农民起义。在以往的争鸣中,大凡持“农民起义领袖都是皇权主义者”之说的同志,几乎都接引刘六、刘七起义为佐证,依据的材料就是这次起义领袖之一赵燧的答皇帝招抚书,即“乞陛下睿谋独断,枭群奸之首以谢天下,即枭臣之首以谢群奸”(《明史》卷     

论"三君"

东汉桓灵之际 ,窦武、刘淑和陈蕃被天下士人尊称为“三君”。在三君中 ,“不畏强御”的陈蕃是清流派士大夫官僚的代表 ,是党人集团的政治领袖 ;窦武则以外戚的身份成为政治权力的靠山 ;宗室刘淑则为党人集团精神信仰的依托。以“三君”为领袖的党人集团的形成 ,是延熹二年以后政治格局的基本特点。在皇权已经异化 ,不能代表封建国家的整体利益的情况下 ,以“三君”为代表的党人集团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 ,建构自己的政治权威和道德权威 ,以维护封建国家的整体利益。如果说党人集团的政治权威在皇权面前显得微不足道的话 ,那么他们所建构的道德权威却远远地超过了皇权 ,并得到了全社会的认可     

西汉国家建构视域下的“承秦”“过秦”探析

“承秦”与“过秦”二者看似矛盾,却内存于西汉国家建构过程中。刘邦集团在秦末与群雄逐鹿以及随后的“汉制”构筑过程中,一方面据秦之地,用秦之人,承秦之制;另一方面,又对秦政的暴行酷施以及其官僚制度中所存在的组织结构缺陷予以指斥批判。探究其由,一方面,秦帝国所开创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的皇权政体乃其时最适宜的制度,“承秦”可谓是刘邦集因应现实格局的最优选择。此外,秦制的核心在于确立了皇权的至高无上,“承秦”可以实现并满足人性中对于权力尤其是皇权的觊觎,故其亦成为刘邦政权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过秦”不仅旨在以秦为鉴,纠秦之偏,避秦之祸,而且还可以使得原本凭“力”而胜的刘氏政权由此具有道义上的合法性。     

《二年律令》所见汉初国家统治思想

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的设置原理与政治基础看,这一法律文书是围绕二十级军功爵制制定而成的,汉初承纳分封制并建构“内”“外”结合的政治结构是这一法律文献形成的政治基础。汉初国家统治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在暂时承纳分封体制的前提下,围绕二十级军功爵制制定法规,并以此来建构新的统治基础,同时,又通过限制分封,消解“内”“外”格局中制约皇权的政治因素,逐步使皇权成为支配国家权力、财富的中心力量。在这一国家统治思想体系中,黄老无为与“汉承秦制”是交替运用的统治技术,而非国家统治思想本身。     

影响中国封建社会中央权力的二大因素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 ,影响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之主因有二 :其一 ,皇权势力是根本 :赋役之源枯竭 ,皇权根基衰亡 ;军队素质羸弱 ,皇权支柱脆危 ;监检纪纲松弛 ,上下官惰政荒。其二 ,政治制度是关键 :构建政治制度必须坚持军事优势的原则 ;权力制衡的原则 ;联动授权的原则 ;以统治者能力、资望为转移的原则 ;集权与分权、民主与独栽交替运行的原则     

国有企业领导要树立牢固的非权力意识——浅议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领导干部如何行使手中的权力,一直是各级领导和广大群众关心的话题。有关“权力”的认识,在长期的实践和总结分析中,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笔者认为,权力观实际上就是“观权力”,是得到权力和使用权力的统一,其核心是树立非权力意识。领导干部必须树立“委托”意识、“公仆”意识、“责任”意识、“绩效”意识、“奉献”意识和“监督”意识,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     

论明代中央司法权力的划分

厂卫干预司法是明代中央司法制度的一个突出特点,它其实是皇帝在司法中分割三法司权力、扩张自己权力的一种手段。厂卫的司法权是皇权在司法中的延伸。除了厂卫以外,皇帝还通过自己直接行使司法权、内阁和司礼监分掌部分司法权能以及各种会审制度来限制三法司权力,以期在司法中贯彻自己的意志。这是法司司法的特点和皇权存在矛盾的必然结果。     

爱情与扩张--浅析尼采的"权力意志"

爱情观是尼采精神世界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历爱情的沉重打击后,在痛苦和孤独中尼采孕育了生命的自我扩张,即“权力意志”。爱情的失败成为他“权力意志”提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权力意志”是什么?在其当中是怎样反映他的认识论、世界观和价值观?这一思想对后世有何影响?本文将对这些问题作简要的分析。     

漫论宽容

一“对人要宽容”。这是一个非常古老而又普遍的然而又是常说常新的论题。什么是宽容?社会心理学作了这样的解释:“有权力责备处罚而不加以责备处罚,有权力报复而不加报复的一种道德心理结构。”《大英百科全书》则认为,宽容就是“容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于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     

关于农民战争皇权主义问题的讨论

粉碎“四人帮”之后,许多同志发表文章,对封建社会农民战争的皇权主义问题,重新展开了讨论和争鸣。目前,争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问题。一、什么是农民的皇权主义对于什么是农民的皇权主义,即农民皇权主义的概念问题,有不同理解。姚雪垠同志认为:凡是起义农民领袖不能“摆脱帝王思想或皇权思想。他们或者是希望自己称王称帝,或者是拥护别人称王     

从巫蛊术看汉武帝皇权政治

巫术渗入权术是汉武帝皇权政治的一大特色。武帝时期爆发的三次巫蛊案并非偶然事件,是精心策划的家族较量、政治斗争。作为汉武帝时期影响政局变化的大事件,不仅体现出各个政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争夺,更是武帝加强皇权统治的权变之法。巫术只是外衣,以巫术这种令人恐惧、敏感的方式来平衡皇权与外戚、朝臣的关系,是武帝皇权政治的独创手段。利用新外戚打击旧外戚达到巩固皇权是武帝皇权政治的核心。透过武帝对巫蛊术的利用也为研究西汉社会信仰与国家政治的关系提供了一个观察视角。     

嘉靖初年大礼之争与皇权的强化

嘉靖初年的“大礼之争”,表面上是在争“考”争“庙礼”,实质上是皇权与阁权之争。嘉靖由藩王入登大位之时,左右无植根之党,皇权弱于阁权。在母妃蒋氏支持下,他利用干进之臣张璁、桂萼辈排陷阁臣,抑制阁权,从而不仅取得了争“考”、争“庙札”的胜利,而且大大强化了皇权。“大礼之争”影响了嘉靖皇帝的性格形成,改换了明代中叶的政治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