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小说中的“闲人”群体

我们知道,改造国民性,这是鲁迅前期的基本指导思想。这种思想,既表现在他的小说中,也反映在他的杂文里。就小说而言,既体现在主要人物身上,也体现在环绕着主要人物活动的次要人物身上。许多研究者在探讨鲁迅小说中关于改造国民性这一深刻思想内涵时,恰恰忽视了这一点,即鲁迅小说中许多看来不大重要的人物,对表现主人公性格,反映国民性思想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而只是通过对小说中主要人物的分析、评估得出结论,如忽视     

小说·性格·美学传统——《中国小说美学》读后

叶朗同志新著《中国小说美学》,描述了中国小说美学历史演变的轨迹,揭橥了中国小说独特的理论范畴,提出不少独到的见解,如“小说的美学风貌”、“情节要适应读者美感心理”、“艺术形式美的规律”、“闲笔”等,最使人感兴趣的是作者对中国小说美学关于人物塑造这一基本课题的理论阐释和总结。重性格的美学传统《中国小说美学》认为,“中国小说美学强调,小说的中心是写人,是塑造典型住     

《伤逝》——悲壮动人的诗篇

<正> 鲁迅并不以写诗见长(虽然他也写过新诗和旧诗),但却早就被称为伟大的诗人。这不仅是因为他具有思想家兼诗人的气质,而且也因为他的许多文学作品——不论是小说和散文,都饱含着诗的成分:诗的感情、诗的想象、诗的语言。对于这一点缺乏足够的认识,是无法深刻了解鲁迅的作品的。许广平说过:鲁迅的性格特点是:“对于有些人过于深恶痛绝,简直不愿同在一起呼吸,而对于有些人又期望太殷,不惜赴汤蹈火,一旦觉得不副所望,便悲哀起来了。”这正道出了鲁迅的喜怒哀乐具有较强烈的敏感而热情的诗人气质。自然,他的这种感情和气质     

钱钟书小说艺术初探

以一大学者而兼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乏其人,新文学的奠基者鲁迅、郭沫若都如是。四十年代,钱钟书也如是。他于治学之余,从事创作,计有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1941)、短篇小说集《人、兽、鬼》(1946)、长篇小说《围城》(1947)。钱钟书的创作,无论散文抑小说,都显示出一种特殊的风格,处处让你感到作家学识的渊博,精深,中外古今,皆能贯通。以这种学识为利器,品察人物,判析世相,犀利、睿智,自能给读者一种特殊的美学享受。当然,小说不是学术论文,不能徒以学识去论证某个观点,必须尊重小说的特点,这是一切以学者而兼作家的人都不可不虑及的。清代纪昀是一位“位高望重”的大学问家,鲁迅批评他的笔记小说《阅微革堂笔     

反对阿Q典型性研究中的修正主义

修正主义者歪曲鲁迅先生所创造的不朽典型——阿 Q,用它来作为修正主义理论的根据。修正主义及一切资产阶级学者都在阿 Q 典型性研究中贩卖过私货,现在我们又在蒋孔阳先生的“谈谈阿 Q的典型性问题”(载学术月刊八月号)一文中看到了这种东西。对蒋先生的论点我们表示不能同意,特别是,这种论点代表着前一时期典型问题研究中的不良倾向,因之,我们认为有提出来加以讨论的必要。蒋先生在文章中着重提出两点:一、阿 Q 是一个活生生的典型形象,他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不能够仅只从阿 Q 的性格当中,概括和抽象出某些具有本质意义的特点,就轻易地得出结论说:‘阿 Q 是什么典型’”。二、他认为“讨论阿 Q 的典型性问题,还应该把典型性格与阶级性格分开。”对于前者,我们认为,在分析文学作品的时候,应该反对简单化的贴标(?)的办法,应该看到生活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艺术形象的鲜明的个性特征。但是,性格本身不管如何丰富和复杂,它仍有基本的一面;艺术形象的个性特征总是和他的阶级性密切结合的,我们仍然可以根据这基本的方面来分析从而得出结论说:这是某某典型。决不能因为性格的复杂性就否认有认识典型基本倾向的可能性。这种说法实质上是典型论中的自然主义和认识论中的不可知论、绝对相对论。     

对商纣的重新评价

<正> 商纣是我国历史上的著名暴君,这是传统史学的基本观点。如何运用唯物史观作重新评价,这是当代史学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便是对这一课题所作的尝试性的解答。一、重新评价的原因与根据我国传统史学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对于历史人物评价始终以宗法道德为标准,这是否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确乎值得我们重新思考。同时,更由于传统史学对人物评价的典型化要求,好的就绝对的好,为了美化某些人物,就将一切善行归到他们的身上,尧舜就因此而成为圣君的典型;坏的就绝对的坏,为了丑化某些人物,就将一切恶行归到他们的身上,桀纣就是这样成为著名的暴君的。对于这种违背事实的方法,二千五百年前的孔子弟子子贡就指出:“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故君子恶居下流,恐其恶归之也。”(《论语·子张》)     

一位“封建统治的君主”——《激流》人物谈之一·谈高老太爷

<正> 在巴金笔下的反面形象中,最成功的要算高老太爷了。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人物画廊里,作为封建专制制度趋于崩溃之际的“封建统治的君主”的艺术典型,能够具有久远艺术生命力的恐怕也少有比得上高老太爷的了。这个属于彻底批判、完全否定的人物形象,是作为封建叛逆者觉慧的对立面出现在《激流》之一的《家》中,作者对他的刻画描写,着墨并不多,直接写他的情节不过是管教觉慧、训斥克定、临终发善等几处。但由于作者对这一类人物非常熟悉,对这种人物研究认识的非常透辟(他的祖父就是一个高老太爷,他在《谈<家>》中就有对其祖父的很切要的分析),把握住了这种人的神魂,所以在不多的笔墨中就勾画出了他的典型性格,使他活立在读者面前。     

胡适历史考证方法的分析

二十四年以前,在全国的规模上,曾经有过一个批判胡适的运动。那是在建国初期,为了使知识分子能够分辨清楚什么是唯心主义、什么是唯物主义,推动大家学习唯物主义,改造旧的世界观,而掀起的一场学习运动。在这中间,胡适成了鹄的。当时,我个人也写了文章。事隔二十四年,我对自己的文章颇有感触。今年逢到“五四”六十周年,大家对胡适的谈论又慢慢多了起来。谈论中,无形也形成了一些原则,如说功则功、过则过;不要因人废言,也不要因言废人;不能爱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不要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等等。对于这些原则,我个人是衷心赞同的。那么,胡适的功过,我们如何评说?应该肯定的与应该否定的界线怎样划?这中间有     

“吴用“形象的性格美学意义探讨

吴用是《水浒传》中的线索式人物,是众人物的灵魂。作者在对他的塑造上注重其性格的双重性、矛盾性,即美丑的对立统一,赋予他平民、凡俗的色彩。因此吴用的形象不同于诸葛亮的高大全形象,他性格上的“不可爱”、缺陷正反映了真实的人性,他的形象是真实可感的。这正是吴用形象的性格美学价值所在。     

回忆与断想

《社会科学》的编辑同志向我约稿,说是和鲁迅先生生前见过面,通过信,有过交往的人,如今还健在的,已经不很多了,要求我给他们的刊物写一点纪念的文章。是的,我和鲁迅先生生前,的确见过面,通过信;在鲁迅先生逝世以后这四十多年中,我也曾经不止一次的写过纪念的文章,虽然这些东西毕竟都是很粗浅的。不过,在这纪念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伟大日子里,我还得尽自己的可能写一点有关鲁迅先生的回忆与断想。     

典型环境不是历史的平均数

当前,文艺界在对一些作品的评论和争论中,提出了不少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文艺理论问题,典型环境就是一个。 长期以来,流行这样一种观点,即典型环境=历史生活的平均数=主流=时代精神。这种观点现在还很流行,从最近的一些评论文章中,就反映了这个问题。 《乔厂长上任记》是一部比较优秀的短篇小说。可是,有的批评者指责说:“乔光朴上任的时间是‘四人帮’倒台两年了。78年又过去了六个月。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全国人民正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深入开展揭批查运动”,“他理应大抓揭批查,而不应去搞什么转移”。“文学创作应该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意思就是说,《乔厂长上任记》没有表现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没有真实地反映历史。在这位评论者看来,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典型环境就是揭批查运动,凡是反映这个时期的作品,如果不这样写,环境就不典型,人物也就不典型了。生活真实不等于艺术真实。每个作品都有它特定的题材和主题,独特的艺术构思,独特的人物性格。因此,它的典型环境也不     

凤姐之我见

《红楼梦》中的王熙凤是曹雪芹着意刻划的人物之一,也是《红楼梦》艺术画廊中极引人注目的一个成功的艺术形象。曹雪芹以他如椽之笔,一破“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传统写人方法,使读者见到了一     

王跃文的小说观

王跃文是一位有着理论自觉和理论素养、学者气质十足的小说家。他擅长通过随笔、杂谈和演讲发表对小说的真知灼见。在他看来,好小说必须讲好故事,而这也是好小说最起码的要求。但他又认为故事好编,日常难写。他本人更偏爱日常而非宏大、平淡琐碎而非离奇曲折的故事。因此,他所言的“讲好故事”本义是“讲好”故事而非讲“好故事”。在他的观念中,“讲好”故事的关键是写好人物,因此写好人物是小说家最起码的责任。写好人物则依赖于细节刻画。王跃文侧重讨论故事、人物和细节以及三者之间内在的逻辑关系,这非常符合他“顽固的现实主义文学者”的身份。     

谈汪曾祺小说的散文气

汪曾祺的小说有一种"清水出芙蓉"的天然美质,读他的小说总感到有一种温柔敦厚的美.在写法上,他不十分注意人物的性格和心理描写,也不十分留意情节的组合,而着力于氛围气的渲染和酿造,使他的小说在写人、写景、语言等方面都充满散文气.     

浅论鲁迅的怀疑精神

在评论鲁迅性格的时候,不少人责备地说:“鲁迅多疑”。人类,恰如鲁迅所说:“最好是不隔膜,相关心”。互相猜忌,总不大好。“疑”而至于“多”,又难免让人感到是一种变态的心理。这样,鲁迅的多疑便似乎和凭空猜想、疑神疑鬼混为一谈,而成为他性格中惹人讨嫌的缺点了。     

论《水浒传》人物性格的心理类型

古今中外许多作家和评论家都提倡小说要表现人物的性格。什么是性格?恩格斯曾解释说:“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做什么,而且表现在他怎样做。”做什么与不做什么,这是指人物对现实的态度而言;怎样做,这是指人物的行为方式而言。现代的一些心理学著作,将人的性格看成是人对现实的态度和行为方式的稳固性的表现,这种解释是科学的。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水浒传》人物性格的研究,大体上都是运用社会学的方法,根据     

《阿Q正传》与《太平天下》的比较研究

《阿Q正传》和《太平天下》两部作品的主要人物阿Q和尹直员身上存在着一些共性。首先是性格上的固执和荒谬 ;其次是将虚妄当成现实 ,并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再次是都被欲望冲胀头脑 ,且欲望不可实现。从美学意义上讲 ,两个人物都具有喜剧性。两个人物存在的共性 ,是由于作者鲁迅和蔡万植所处社会的社会状态、他们在世界观、美学思想和创作方法等方面的共同特点所决定的     

鲁迅、茅盾小说的历史价值与美学价值研究

鲁迅、茅盾的小说代表着中国现代现实主义小说的最高成就。本文将两位大师的小说放在一块研究，其意在于说明，两位大师的小说虽创作于不同时期，但在历史价值和美学价值方面却有相同的成就，这些成就代表了中国现代小说的思想深度和艺术境界。一鲁迅、茅盾小说的“两个价值”，首先体现在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方面。与同时代的作家相比，鲁迅、茅盾在塑造人物形象时，”不仅善于揭示人物生活的痛苦，而且“善于“显示灵魂的深”，因此，他们的小说，特别是写农村题材的小说所塑造的人物，往往是具有双重的性格和双重的悲剧。《祝福》中的祥林嫂…     

反对歪曲农民群众的革命面貌

我在武汉市郊农村工作。这里我打算联系农村情况,谈谈邵荃麟等同志鼓吹“写中间人物”是怎样顽固地坚持着资产阶级立場。邵荃麟等同志说广大人民群众是动搖于资本主义道路与社会主义道路之间的,是“不好不坏、亦好亦坏、中不溜儿的芸芸众生”。从农村来看,这是给广大农民群众脸上抹黑灰,贫农下中农听见了,非常气憤。我们绝对不允许这样歪曲农民群众的革     

“齐天太圣”解

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日《致杨霁云》的信中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太圣’,大可不必动手,然而言行不能一致.有时也胡诌几句,自省殊亦可笑。”(《鲁迅全集》第十二卷,第六一二页。) 鲁迅这段话中的“齐天太圣”一语,一九八一年版《鲁迅全集》对此语的注释是: “齐天太圣”原作“齐天大圣”,即孙悟空。孙悟空翻如来掌心的故事,见《西游记》第七回。这条注释说“齐天太圣”原作“齐天大圣”,认为是鲁迅写信时在“大”字上多写了一点,形成了笔误。其实不然。查鲁迅书信手稿,原信上写的确是“齐天太圣”,此四字并加有引号,清晰可辨,可见是鲁迅有意如此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