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现代的五四浪漫主义诗学

英国浪漫主义和其他西方话语,始终是中国五四时期浪漫主义诗学视野中的主要理论资源,是构成中国诗学由古典走向现代建构的重要知识背景.中国五四浪漫主义诗学在规模上不及英国浪漫主义诗学;在诗学理论上,它是在英国浪漫主义诗学的影响启发下建立起来的;在文学创作上,中国浪漫主义诗学是通过对英国浪漫主义作品的译介并与中国古典诗学理论相结合形成自己特色的.中国五四浪漫主义诗学呈现出同英国浪漫主义诗学的诸多共同或相似的特质和样态,包含着本国传统文化典范的"潜在倾向",事实上制约着对外来文明的解读,进而规定了接受外来文化的重点、范围,也规定了外来文化的影响所能达到的深度.     

浪漫主义诗学中的天才意识

天才作为浪漫主义运动的核心口号之一,凝聚着浪漫主义诗学之精髓,对天才意识的体悟是理解浪漫主义时代精神的重要途径。从莎夫茨伯利到康德,天才一词的意涵不断被丰富与充实,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生命体验思潮的萌动奠定了基础;区别于柏拉图诗学,天才标志着艺术创造力由神力向人力的转变,艺术家取代上帝主宰现代艺术发展路径;鉴于浪漫主义诗学内蕴的超验维度,天才化身为普罗米修斯式的斗士肩负着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其扮演的先知形象亦是深入人心。以上三个方面是梳理浪漫主义天才意识的重要线索。     

中国现代浪漫主义诗学的发生及其命运

中国现代的浪漫主义诗学有一个复杂的发生过程,这个过程经历了由充分肯定到完全否定再到部分肯定和部分否定,由对西欧和美国式的浪漫主义的模仿到经过日本和苏联式的政治变迁再到中国式的“结合”的历史过程。中国现代浪漫主义诗学不是西方浪漫主义诗学的翻版,它具有现代中国自己的个性和特征。从总体上来看,西方浪漫主义诗学输入中国后,虽然失去了许多浪漫主义固有的“本质规定性”,但同时也获得了更多的“中国性”,我们之所以还承认它是“浪漫主义”,是因为它的基本倾向仍然保持在“主观”的范畴,它所糅进的“现实”因素更多的是带有“想象”的性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想象性的现实”正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特点。     

浪漫主义诗学的三种倾向

浪漫主义诗学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倾向:一是从18世纪批评传承而来的情感主义诗论;二是由柏拉图的美学思想改造而来的柏拉图主义诗论;三是从亚理斯多德那里演化而来的有机整体论诗学.唯有对它们进行深入辨析,我们才能系统把握浪漫主义诗学的特征,作出较为全面的评价.     

论杨万里的讽刺诗及其诗学底蕴

杨万里的讽刺诗内容丰富,对朝廷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不良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也对作者自身的行为缺失作了检省和讥嘲;艺术上具有委婉隐晦、含蓄蕴藉的特点。这是作者“诗者,矫天下之具也”,追求言外之意、味外之味的诗歌创作主张践行的结果,因而具有深厚的诗学底蕴。     

比较的视阈：1940年代中国两种浪漫主义诗学的文化精神

1940年代中国浪漫主义诗学呈现出两种文化路向,即“七月”浪漫主义诗学继续按照卢梭的浪漫主义美学和五四新文学所开辟的浪漫主义传统之路前进;而“延安诗学”的浪漫主义则更多地承继了高尔基的政治学的浪漫主义之精神内核,更加突出了政治功利色彩。这两种浪漫主义诗学的最大区别是：前一种诗学是一种思潮,是一种哲学,它主要通过主体与个性精神的高扬来反帝反封建并进行思想启蒙。而后一种浪漫主义则是一种创作方法,这种浪漫主义就是对政治概念或政策图解后的一种主观理想与想象的展望和乐观的自信。其情感只能算是感觉论情感。它们都与政治结缘,但在表现时却有着审美的差异与分歧。     

论梁启超诗学理论与中国诗学的现代转型

梁启超的诗学理论与中国诗学的现代转型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其早期诗学理论主要围绕诗歌创作如何创新,从意境、语句、风格三个方面阐述,在导引新风的同时蕴含着理论危机;其后期诗学理论中对审美主体的关注、对情感表现的倡导、对文言白话的比较和对新诗艺术的阐释等方面,均凸显出他对中国新诗发展中存在问题的思考,对中国诗学理论的现代转型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现代化诗学的发生与限度

现代化先后经历欧化和西化的修正,由工业、经济渗透到文化和文学领域,承载了中国文艺复兴的想象.新诗现代化属于理想主义范畴的现代性话语,与民族国家的现代进程与文化身份建构密切相关,当它启蒙具体化为复杂形式的创造与接受,现代化诗学也就建立起面向未来的合法性基础.新诗通过解构音韵、格律、抒情等规范突破传统诗歌知识谱系,但在学习西方技巧与经验时面临文化本位迷失困境时,传统资源又经常被当成补救的武器而启用,这一点构成了"现代化诗学"的边界与限度.     

论郑敏的诗学理论及其批评

郑敏的诗学理论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生命诗学,强调诗歌的本质在于生命,诗歌力量的源泉在于人的生命中的无意识结构,而诗的生命则在于矛盾运动。二是语言诗学,强调诗的语言以他自身的生命而存在,诗人应倾听语言,敬畏语言,而中国古典诗歌对诗语美的追求为新诗的语言创造提供了十分有益的传统资源。三是新诗批评,其中许多观点充分体现出诗人见解的原创性。     

梁实秋的诗学理想与新诗现代性的构建

梁实秋以民族传统为基础,以人性作为诗的原质,在多元开放的宏阔视景中建构起具有人文主义色彩的伦理人性的形式诗学。其重形式、讲法度的理性优雅的诗艺追求是在中与西、古与今诗学传统的碰撞与融合中而形成的对新诗现代化演进的独特探索,其“复古”的企图蕴含着现代的诗性品格。     

朴齐家的“味”学观与中国诗学的关系

朝鲜朝后期著名的北学思想家、诗人楚亭朴齐家的"诗味观"与中国文学有着重要的关联,他的文学观中最过人的见解之一便是和诗学观相连的"味"学观."味"学观就是以开放性的美意识为基础,积极吸收中国诗学的精华,创造性地应用于创作实践中而总结出来的美学理论.     

论黄溍的诗学思想

作为元代中期倡导雅正文风的台阁文臣,黄溍的诗学思想在主张鸣一代之盛、铺张圣德的同时,还表现出吟咏性情、出之自然的创作倾向。孟子诗学在史学、心性、文气等层面上深深影响了黄溍对诗歌的认识。黄溍诗歌创作中的林泉之想,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他的诗学观念,并形成了一种与山水画境界相通的清秀之美。     

中西文论化合中的郁达夫感伤诗学

郁达夫的诗学是一种感伤诗学,它在追究什么样的情感才是最适合文学表达的问题上,是对中国“言志”、“缘情”诗学传统的丰富和发展,而这种丰富和发展则是中西文化、诗学激荡化合的结果。     

形象诗学视野中的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审美化是现代社会物质文明高度发达所引发的生活的艺术化形态。但它要求的不是艺术的内蕴,而是艺术的形式,因此,导致了文学作品的物质化、平面化和猎奇化倾向。这样的文学作品缺乏对日常生活的穿越和提升,缺乏对文学内部机制的深刻把握,也缺乏对文学超越品格的追求。文学形象是内视形象,是人们确立自己心灵存在的最好方式。     

中西比较诗学再思考——以《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为导引

余虹教授的《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一书意在借助现象学还原的基础上区分中国文论和西方诗学这两个概念,并指出二者的不可通约性。他的研究为澄清这两个重要的学术概念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看法。也为后学跳出西方文艺理论话语范畴,重新发现中国文论的真意提供了可能的进路。本文有意对余虹教授的这一著作进行一个有关思想史脉络的梳理,进而提出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古典诗学存在一种先天共有的关怀。由此构成了二者在对人的教育问题上可以进行比较的空间。     

宋元之际诗学理论的不同探索——周弼、范唏文、方回诗学个案分析

周弼《三体唐诗》、范唏文《对床夜语》、方回《瀛奎律髓》是宋末元初三部重要的诗学理论著作。三者都是就近体诗或着重就近体诗而言的；三部书都以“情景论”为其重要理论基础。但在诗学旨趣、理论核心、宗法对象、排击对象上又有差异。周弼和范唏文在反江西诗派的取径上，以及范唏文和方回在都宗杜诗的前提下，对杜诗的取法上，差别尤为明显。     

论清代中叶妇女诗话繁荣的特征及成因

清代中叶妇女诗话出现了繁荣的局面,其特征表现在妇女诗学意识的自觉性、诗学著作体例的成熟化和诗学理论的个性化。其成因是来自于社会和女性自身两大因素的推动。     

主体性精神与全方位的诗学探索--论吴思敬的诗学思想

"主体性"在吴思敬那里一方面表现为一种诗学人格精神,另一方面也作为观念原则和逻辑原则贯穿在其全方位的诗学探索中,并由此构成其诗学基本理论的建构和诗歌批评的中心观念、逻辑脉络和评判标准.     

古典诗学的现代转换及其现代意识

中国“古典诗学的现代转换”工作在 2 0世纪初与世纪末得到了一种奇妙的响应 ,这一方面说明五四诗学革命中的东西方诗学互动式创造具有合理性 ,另一方面也说明现代诗学发展必须重新找回被丢失了的诗学传统。古典诗学现代转换的根本意义在于 :发掘民族诗学的文化生命价值使之成为现代人的真正价值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