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争性是事物发展的动力”质疑

张凌云同志的《“斗争性是事物发展的动力”不能否定》①一文,(以下简称《张文》)从事物发展的动力的角度,将同一性和斗争性之相对绝对命题的争论引向了新的深度。阅读之后,颇受启发。但是我们认为《张文》的观点只向辩证法的深度迈出了不彻底的一步,因而仍有片面性。张凌云同志在文首指出:“斗争性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是对“矛盾是事物发展动力”的深化,从方法论上理解这并不错。但是文章仅仅停留在这一步上作出结论说:“斗争性是事物发展的动力这一命题,是不能否定的。”则片面了。我认为:矛盾的动力性既然在自身的深化中最初     

一年来若干学术问题讨论综述——文艺 美学

关于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什么是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发展不平衡的真正含意第一种理解是,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的发展存在着矛盾,艺术生产不是按照这个时代生产力达到的水平成比例的发展,人们不能按这个时代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去衡量文学艺术发展的水平。历史上曾有过这种现象:处于生产力发展水平极低的时代,艺术上却呈现出繁荣的局面,从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的发展来说,这是一种不平衡的关系。第二种理解是,马克思所讲的“不平衡关系”主要是揭示从生产、经济到艺术等精神领域之间的曲折、复杂的关系:经济作为必然性通过上层建筑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和它们对经济的影响,对与之相适应的精神生产起着最后的决定作用。第三种理解是,“不平衡关系”是指艺术的繁荣     

“恶”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

黎澍同志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观点完全错误”。其理由之一就是,“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辩解”,这就“把‘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看做是善,是人民的勤劳、勇敢和智慧”,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承认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所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就是错误的。(《再论历史的创造者及其他》,《光明日报》1986年7月30日)在黎澍看来,要么承认“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要么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两者不可同时而语;他用承认“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来否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对于他的这一观点,我不敢苟同。我认为,承认“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与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并不矛盾,两个命题是一致的:前者是就历     

读刘少奇同志《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的体会

刘少奇同志《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这篇著作明确指出了新中国恢复经济,发展生产的任务、方针、路线和政策,是一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珍贵文献,对于我们今天肃清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探索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 这篇著作写于一九四九年六月,正当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的前夜,少奇同志明确指出:“今后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恢复与发展中国的经济。”这是因为“我国是一个产业落后,发展又不平衡的大国。”     

如何理解“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和刘锋、张传芳同志商榷

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明确地提出了“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这一命题。究竟如何按照列宁主义的本意来理解这一点,这是我们认真探讨和合理解决事物发展的动力问题必须搞清楚的一个关键问题。多少年来,我国哲学界大凡论述矛盾斗争是事物发展动力的文章,都引述了列宁这一命题作为依据。刘锋、张传芳同志发表的《矛     

从生产力到生活实践：一种广义唯物史观

西方一些学者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学说斥之为“经济决定论”、“唯生产力论”,进而否定唯物史观。这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学说的误解。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肯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同时,从未否认过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生产力无疑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社会发展的理解、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就应止于生产力。生产力源于人类的实践活动,实践是人本质的存在方式,是人类社会历史存在与发展的逻辑起点和内在动力。从生活实践出发去理解社会历史就形成了广义唯物史观,广义唯物史观对于现代社会的发展更具现实意义。     

论毛泽东的社会发展动力观

早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于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阶级、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不懈的探索。解放后，他又结合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对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第一，明确提出“社会基本矛盾”的范畴，特别是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基本动力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这是毛泽东社会发展动力观最为精彩的部分。要理解毛泽东对这一理论的贡献，不能不对这一理论的发…     

“双循环”格局下旅游新业态的培育逻辑

旅游产业是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追求的综合性服务产业。以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指向的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应当聚焦于旅游产业关联效应的充分发挥,以旅游新业态创新、培育和持续运营为关键手段,持续促进旅游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深度融合,不断推动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旅游产业融合与业态创新的内在动力源于旅游业的无边界性和强关联性等特点,而其外在动力则由市场需求推力、合作竞争压力以及技术创新拉力三个维度进行揭示。旅游新业态的创新、培育和运营过程也是旅游产业边界分离、重构和融合的过程,通过要素之间的融合与重组,将逐步实现旅游产业与其他关联产业边界的交融和围合,最终将赋能我国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逆向工业化”：云南新型工业化道路选择

适应现代产业发展和商业利润增值空间转移新趋势,加快云南现代服务业发展,走一条适合云南省情的“逆向工业化”之路,即不拘泥于从农业到工业再到服务业的一般产业发展规律,而是在农业产业化和工业化过程中率先发展现代服务业,充分发挥服务业的“黏合剂”功能和动力作用,有效地推动云南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加快云南第一、二产业结构转换和升级发展,是实现云南经济又好又快跨越式发展的必由之路。“逆向工业化”应是云南新型工业化过程中与其他省区不同的重要内容和特色。云南一旦形成了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型”产业价值结构,真正成了服务经济强省,将极大地增强云南的产业竞争优势,在区域分工和交易中获取更多的利益．真正实现建设富裕、民主、文明、开放、和谐云南的目标。     

对国有经济控制力的动态理解

自从党的十五大提出“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这一命题后,一年多来,学术界在关于国有经济“控制力”这方面作了大量的研究,就对国有经济“控制力”理解而言,基本的思想观点是:国有经济“控制力”体现在国有经济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部门、关键领域和战略产业中占支配地位。这种理解虽然没错,但过     

历史的创造与历史的动力——与黎澍同志商榷

最近,黎澎同志先后发表三篇文章（《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历史的创造者和创造历史的动力》、《再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提出了两大观点: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命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从来没有这类提法,只是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照黎澍同志的解释,这就是“各自创造各自的历史”。二、历史发展的动力是恶,是个人的卑劣的贪欲。 笔者不同意上述观点,但由于水平有限,不敢自是,因此提出自己的看法向黎澍同志求教,向理论界和史学界求教。     

要全面理解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

如何理解阶级对立社会中的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是当前关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讨论中的一个焦点。正确理解这一重大理论问题,对完整、准确地掌握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发展与繁荣历史科学极为重要。(一) 自原始公社解体以来,人类社会是在阶级对抗中前进的,社会生产也是在阶级对抗中发展起来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指出,除原始公社外,以往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这些阶级的斗争决定着社会的发展”,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但是,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动力的同时,总是提醒人们注意: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阶     

对构建政治民主化和谐社会的法理思考

“和谐社会”这一现代政治学、社会学概念,不能简单地套用于法学范畴。与“和谐”相对应的法学范畴是“平衡”,它主要体现为公民的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的平衡,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平衡,社会主体之间的权利平衡,以及国家与社会的二元格局的相互谐调,互补互动。建构和谐社会是社会矛盾运动的过程。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化解因社会分配不公而产生的诸多社会矛盾和冲突。这一冲突的阶级性实质是权贵资产者阶层与工农弱势群体的矛盾与对立,而建构公民社会则是解决这些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和动力。     

防止跨国公司整合中国战略产业

2005年全国科技大会以“自主创新”代替“开放创新”,是国家确立正确产业发展战略的关键一步,但国家与企业谁为创新主体,认识还不一致。我们的经济学非主流派在2000年提出“战略产业”概念,是为了在理论上超越传统的“公与私”,“军与民”,“民族与外资”,“市场与国家”之争,为发展独立而强大的国家新产业提供新的概念和理论。战略产业以国家为主导,主导权是在国家手里的。21世纪国际竞争的主体,是大国超级产业竞争,跨国公司拥有品牌与核心技术,主导行业标准,就能控制整个产业,这是比股权控制更加直接有效,更加隐蔽的“非股权控制”。静态的比较利益论、依靠外资技术输出论、以市场换技术论等一系列观点有害于中国战略产业的发展。最新的“学习效应理论”,论证了动态比较利益和适度保护的意义。     

平衡概念探索

一、自然科学中平衡概念 发展的三个阶段 远在自然科学尚未萌动的时代,哲学就已经提出了含有一定辩证法因素的平衡观。如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把“整个天宇当作一个和谐与数”。这种和谐论把平衡理解为对立面的“协合”或“和解”,是一种动态平衡观。但是这种平衡观说到底还是建立在直观观察的基础上,而且具有神秘性。所以,尽管它在整体上、在本质上是比较正确的,可一旦建立在     

宗教学研究的“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读段德智教授之《宗教概论》所思

《宗教概论》一书反对那种泛泛地将宗教思想视为“宗教学”的观点。宗教学之发展可以归结为三大阶段:用实证的“描述性”方法排斥其他方法的“一元性”阶段;接受哲学的“规范性”方法的“二元”阶段;以及重视理解的“对话性”方法的“三元”阶段。这三个阶段的特征在《宗教概论》一书中得到了深入阐释,并清晰凝结为宗教学研究的两个重要原则与研究方式:“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     

构建和谐社会的动力机制体系研究

和谐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必须构建由创新力源机制、均衡力度机制、同向合力机制组成的动力机制体系。创新力源机制,是通过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把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与启动力矢量同向强化统一于创新的社会实践,开拓和谐社会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源泉;均衡力度机制,是通过“三度”均衡、“五个统筹”和“二律”和谐,有效化解社会非平衡发展中的各种矛盾,把握和谐社会有序稳定发展的统筹度、均衡点;同向合力机制,是通过民主执政、“人本”“公正”、“四个尊重”、和而不同,把推动社会发展的一切积极力量同向融合起来,形成和谐社会创新发展的浩荡潮流。     

城市化释义

城市化一词的出现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不同学科对城市化理解不同。其实质是一个以人为中心、受众多因素影响的复杂多变的软硬件系统化过程,是从传统向现代全面转变和变迁过程。不仅是农业人口向非农业、并向城镇的聚集,而且是城镇在空间数量、区域规模、功能作用诸方面的扩大,以及城市经济关系、居民生活方式改变的过程。城市化与城镇化、农村城市化、农村城镇化及城乡一体化等相关新概念有所区别。从区位论、结构论、人口迁移论、非均衡增长论到生态学派论,从梯度推移、增长极与地域生产综合体论到产业集群论的演进,体现了城市化发展理论的深化。不同学者对城市化“推拉”动力机制认识不同。不同阶段和同一发展阶段的不同地区,动力机制相异。中国现阶段城市化动力机制包括农业工业化推动、比较利益驱动、农业剩余贡献和制度变迁促进等。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困境与路径选择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制度动力和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乡村振兴具有相互促进、互助共赢的内在逻辑关系。在“三新”实践中,常出现因缺乏对“三新”思想理解从而使得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建设效益不高、发展方向与方式不明确;资本逐利性使得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出现偏离与异化;经营管理机制不健全、不合理使得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能力不足等问题,致使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助力乡村振兴时陷入困境。为克服这些困境,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应系统性引导乡村发展综合性产业,并将产业发展嵌入本地生态与乡土文化,创新经济增长点,倒逼乡村生态、文化价值观念重塑;以“三变”改革促进参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农户成为利益共同体,建立内部化收益、成本、风险保障、考核、监督、激励发展机制,结合乡村非正式制度,有益于乡村产业顺利发展,生产生活有序进行,农民权益得到保障,更稳定、更多地分享收益;搭建与其他组织协作发展平台,实现城乡融合、要素互通,促进产业发展、乡村有效治理。     

从非遗的系统性看非遗文创与“本真”的背反

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称“非遗”)亟需存续保护,另一方面文创产业催生了非遗“非物质”的物质化、符号化生产形成的纷繁的文化样式被广泛推崇。文创产业往往被期冀能够推动非遗的存续,然而文创产业的复制性生产和对最大化利润的追求恰恰是拆解非遗伦理的过程,由此形成了悖论。发展和经济都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不可否认文创产业对丰富文化多样表现形式的贡献,而且手艺人设计制造的手工艺品可以申报专利或知识产权的相关内容,但如果“以文塑旅”被简单地理解为用文创生产刺激旅游产业、旅游经济的增长,并片面地将经济增长设定为文化发展的目标,则可能对非遗保护传承产生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