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大片”的叙事与意识形态

电影作为特殊的文化艺术产品,其意识形态特性是无法规避的,问题只在于如何传达意识形态。当“国产大片”试图以炫目的视觉奇观、超强的明星阵容来刺激观众的视听感官并进而达成意识形态企图的时候,我们可能恰恰忽略了一个问题：影像叙事是传达意识形态最为有效的手段。意识形态的有效传达,更多是借助有效的叙事来完成的。从创作层面来说,忽略对于影片叙事表达的重视,则有可能使电影直接成为意识形态的传声筒,而沦为抽象乏力的说教。从《英雄》到《无极》,再到《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夜宴》,“国产大片”在全知叙事/权威叙事的叙事形式背后,其文化内涵即文本意义上则呈现为“帝王”叙事或者“神性”叙事。《集结号》不但意味着“国产大片”的题材/类型转型,即由古装武侠向现代战争的转型,在叙事的意义上,也体现了导演打破权威叙事的尝试,而代之以平民视角来关注与表达战争中人物个体的命运,并由此拓展了为常规话语所界定的中国战争片模式。在中国电影中,电影叙事常常不是单纯的与影片文本有关的叙事,而是社会文化泛文本在影片文本中的一种投射。以《集结号》为标志的“国产大片”在电影叙事方面的努力,在改变票房与口碑、商业与品质之间的悖谬关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如何在主流意识形态诉求、大众文化心理需求和创作者的影像/叙事表达之间建构起良性的互动关系,已经成为“国产大片”真正走出票房与口碑、商业与品质之间悖谬关系的关键所在。     

商业与精英的两极 ——从冯小刚、姜文试论中国电影雅俗共赏之“殊途同归”

  冯小刚、姜文作品是世纪之交中国电影最具代表性的影像实践,前者的草根心态、话语狂欢表现出当代中国电影所罕有的市民气质,但冯氏想像抚慰、调侃语调的自我解构表达方式,使得其电影的怀疑精神转向批判与颠覆的反面,呈现出虚无主义与现代犬儒式的人生态度;姜文以一种近乎“偏执”的艺术精神在工业化浪潮下追求“经典”与“不朽”,成为《黄土地》以来中国人文/艺术电影最执着的“灵魂叩问者”。他怀抱“古典”电影艺术观,认为电影的思想艺术性是在拍摄过程中慢慢“生长”出来的,其间的意外、磨难、痛苦决定影片最终可能呈现出任何形态,但唯独不可能成为工业流水线上的标准产品。尽管冯小刚对商业元素的极致操作和姜文视艺术性为最高目标的努力并未达到各自的最佳状态,但他们的作品还是构成中国电影引人注目的“两极”探索,有望为已进退失据的中国电影提供一条摆脱“好莱坞效应”的本土化之路。     

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科学人文主义”史学思想述论

受“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20世纪中国史学走上了“科学化”的行程,但从20世纪20年代起,随着《学衡》派对白璧德人文主义思想的弘扬,以及40年代《思想与时代》杂志对新人文主义的传播,在中、西人文主义思潮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史学界力图矫正“科学化”之弊端,从“科学”与“人文”兼重的史学观,到逐渐萌生出“科学人文主义”史学思想,提倡义理与考据并重、科学“实证”与人文“虚会”方法结合、主体与客体交融互渗、知识追求与价值意义兼顾的治史新趋向,使中国史学走上沟通“科学”与“人文”的新史学之路。     

论21世纪中国电影发展面临的问题和选择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当代电影为自身创造了多种选择的空间,它的适应性与自我调节的能力越来越强。但电影政治、文化与商业在成为中国当代电影主要支撑维度的同时,也存在着严重的危机,面临着新的选择与发展问题。传记影片创作与英模人物表现联系到了一起,艺术向政治呈现出一种无原则的妥协。消费文化大行其道,电影承担了市场实践、创造时尚、情感宣泄等众多功能。但是,电影不能一味扮演商业先知、娱乐时尚等众多角色,也不能在商业主义、主流主义和作者主义之间自以为是地走钢丝。中式商业大片,受好莱坞“高概念”商业大片影响,类型丰富,强调视听奇观,具有电影想像力,而且叙述生动,人物形象鲜明,制作精良,有着比较强的影像张力。发展大片是基于国际市场竞争与华语电影快速发展的需要,是与电视剧市场、音像市场、网络市场等多媒体市场竞争的需要。     

中国大片走向穷途末路?

所谓大片,在传统的概念里是指耗资巨大、具有全球票房的好莱坞电影。而我们的所谓国产大片,几乎是指特定的几部影片:《英雄》《十面埋伏》《无极》《夜宴》《黄金甲》。不管人们愿不愿意接受,我们都不得不承认,这几部影片在商业炒作和票房回报上是成功的,但这是否就意味着中国商业影片在崛起和成熟?值得怀疑!     

“高概念”电影与国产大片

进入21世纪,中国电影产量逐年增长,电影票房持续走高,已逐步成为世界电影大国;在此过程中,本土生产的商业大片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这些大片真是拯救中国电影免被好莱坞完全吞并的“救命符”吗？通过文本分析,比较好莱坞“高概念”电影《拯救大兵雷恩》（1998）和国产大片《金陵十三钗》（2011）的美学风格和叙事手段,借此期冀对这个问题提供某些思考与启示：中国电影要在好莱坞“狼逼门前”的威胁声中真正“走出去”,需认真思考如何平衡本土与世界（故事题材、主题意义方面）、繁复与简洁（叙事结构、美学风格方面）间的关系。
      

当代中国电影明星的国际化之路

当代中国电影明星的国际化之路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其深层背景则是中国电影自身的发展及其在世界电影格局中位置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明星国际化的主要路径是走出国门,闯荡欧美,而在国际影坛上能留存一席地位的凤毛麟角,这一集体性行为的背后,则折射出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电影以及电影人急切地试图与世界对话的愿望;80年代、90年代之交,中国电影明星国际化的主要方式是通过自身的表演与本土电影文本及社会文化语境的结合,以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影片作为载体,以其在国际电影节这一平台的亮相及获奖为标志性符号,使演员走上国际影坛,巩俐作为依赖本土电影制造的国际明星,成为这一中国电影明星国际化方式的典型个案;21世纪以来,中国电影明星的国际化之路则呈现出多样性特质：一方面,章子怡、余男等依然沿袭着巩俐的国际化路径;另一方面,数量更多的明星则依托一些投资巨大的合拍影片,通过为其添加中国元素的方式,为本土电影市场提供一些“特别制作”的影片,其背后,则是好莱坞对于巨大而潜在的中国电影市场的觊觎与强势介入。     

中国电影研究学术发展史纲

 有关中国电影的学术研究可以分为中文和外文两个部分,其中中文是主体。中文发表的中国电影研究学术文献主要分布在中国的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这些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是零星的,之后进入了一个繁荣阶段,一直延续至今。由于政治、历史和工业的原因,三地的中国电影研究在一段时间内都以本地区作为重点,同时对其他地区选择感兴趣的主题加以研究。在方法上,大陆电影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以政治和意识形态为主要切入点,到八九十年代则转向以美学、文化和工业为切入点;香港和台湾的电影研究以工业、历史和类型作为主要关注点。进入20世纪90年代,两岸三地的电影研究对彼此的发展有了更多的关注和互动。在新世纪, “华语电影”这一超越政治边界、涵盖两岸三地中国电影的新概念为中国电影研究提供了新的学术视野。以外文发表的中国电影研究主要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其中在欧美以英文发表的成果居多。它自90年代以来发展迅速,日益成熟,并对本土研究产生影响。今天,中国电影研究（或 “华语电影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学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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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决裂》 ——文革后期被勾兑的“政治贺岁片”

建国60周年来,中国电影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中国电影史60年的历史画卷里浓缩了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和斗争史。在众多引发争议的影片中,作为1976年的“政治贺岁片”（元月一日在全国上映）,电影《决裂》是一部特别值得分析和回味的影片。美国具有冷战思维的电影史家汤普森和波德维尔在《世界电影史》中用了近一页的篇幅来讲叙这部电影,把《决裂》定位成“一部关于一所所谓农业大学的极具戏剧性的影片,极好地图解了毛泽东的思想”。［1］更奇怪的是三十多年过去了,最近不时地有人拿这部影片中的教育思想和政治理念来诟病当前几乎要走入死胡同的教育乱象。在人们提出现代化大学要追求“大楼、大师、大气”之时,有人用影片中的台词“看一个学校的好坏,不能只看有没有高楼大厦,也不能看有没有专家教授,要看这个学校培养什么样的学生”来寻求一种对旧有理想主义的追思。看好这部影片的人还不在少数。因为在《决裂》中不断被否定和批判的所谓资产阶级教育的一系列恶果,如工农子弟上不起大学、学非所用以及学生的价值观坍塌等似乎在当前都成了活生生的实例。因此,作为一个亲身经历过在共大的劳动生活,又亲眼目睹了30年中国教育改革和电影发展的过来人,笔者对这部电影的感受尤为独特。 关键词：     

近现代“文艺”概念在中国和日本的双程流传

“文艺”概念经历了一个从汉语到日语再返回汉语的传播过程。清末民初时期,其现代含义在日本确立之后影响了中国。在日本,中江兆民译《维氏美学》之后,“艺”的指涉逐步由“技艺”转变为“艺术”,广义“文艺”的含义也相应确立;20世纪初文学批评界对文学艺术属性的提倡催生了狭义上的“文艺”,并且与“文学”重合。在中国,杂志栏目与文艺理论的输入在两个维度上规定了狭义“文艺”的含义,白话文运动对“新文艺”的提倡普及了现代“文艺”的外延,“文艺”和“文学”的重叠也伴随着“文艺思潮”概念同步输入。      

好莱坞电影的中国想象——近年来好莱坞电影对中国文化元素的“拿来主义”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好莱坞电影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文化元素,如各色各样的华人形象、中国功夫、中国的风土人情,等等。好莱坞将中国文化元素＂拿来＂有拼贴、移植和融合三个层次,建构的也是＂美国式的中国文化形象＂,即＂美国式的中国人物形象＂和＂美国式的中国国家形象＂。好莱坞之所以将中国文化元素＂拿来＂,主要基于中国崛起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占据中国庞大的电影市场以及中国有着丰富的故事题材等原因。     

现代战争与社会冲突中的好莱坞电影产业发展和流变——以三个历史阶段为例

战争与冲突时刻伴随着社会活动和政权的更替,而电影作为历史书写和群体价值观的载体,是超越记忆的存在. 包括电影在内的各种媒介塑造的美国形象由过去主要依赖地理条件来连接各自区块的熔炉,转变为由商业与技术相交织的混合体. 电影从诞生至今,持续保持的首要定位是一种商品,其次是满足文化意识的传承和美学艺术的发扬. 将艺术、商业与大众娱乐杂糅在一起的好莱坞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探究美国文化和社会历史的窗口. 好莱坞受惠于战争和社会冲突的成果不仅是有形的,也是无形的;而电影有超越媒介技术和文化宣传层面的更深的传播影响,能够双向助力于产业生产者和消费受众意识形态的变革. 与政治合作是好莱坞曾经的资源和策略,而全球化则是华莱坞的机遇与挑战.     

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以好莱坞冲击下我国电影业发展策略为视角

在全球化进程中,世界文化多样性不会消失,但却面临诸多威胁。就我国电影产业和传统文化而言,面临着来自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国文化霸权的强烈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方面要坚持自身独特性,建立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中国电影产业;另一方面,也要按照和而不同的原则,积极吸收和借鉴好莱坞电影产业发展的优势和经验。     

论市场需求与中西电影美学的嬗变

好莱坞类型电影市场成功的重要保证是戏剧电影美学,而在现代主义电影理论影响下的欧洲艺术电影创作中,故事性和戏剧性常常是被弱化或消解了的,这也导致其在市场上遭受冷遇、最终不得不向戏剧美学皈依的现状.好莱坞戏剧电影美学与中国历史悠久的戏剧理论通过市场的整合,产生了中国早期的电影美学——“影戏观”.中国新生代贫困人生电影既蜕变于传统的“影戏观”,但是在市场的压力下又有策略性的背离,可名之为“新纪实影戏观”.     

历史、嬗变与策略

“历史与前瞻:连接中国与好莱坞的影像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站在时间链条上就中美电影作了历史性的回顾。20世纪上半叶,美国电影在中国市场上占有重要地位,对中国电影业与电影观众产生了深刻影响。而后好莱坞电影也在消费作为东方奇观的中国武侠电影和香港功夫片的同时发生嬗变,并继续创造着影响世界电影的好莱坞标准。新的历史条件下,全球化时代,中国电影人重审好莱坞,为中国电影的出路寻求策略。     

现代化与本土化：好莱坞与香港电影的双向互动——兼论香港电影复兴之路

好莱坞主要以制片体制、建立企业文化、垂直整合等现代化因素影响了香港电影；而香港电影则以重娱乐、重类型、叙事极致化以及中国武侠精神等本土特色影响了好莱坞电影。香港电影只有立足本土化，继续借鉴好莱坞的全球化和现代代策略，才能走向复兴。     

中国品牌植入好莱坞电影的策略研究

电影植入式广告有着超过百年的历史,特别是在电影商业化程度最高并进行全球化营销的好莱坞,植入式广告已经成为其电影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近年来,中国品牌由于自身发展的需要而越来越多地被植入好莱坞电影之中,成为中国广告业发展过程中的亮点之一,而这一现象也随着电影的热映引起了学界、业界和消费者的广泛关注。采用文献研究法,并佐以案例分析法,从电影植入式广告在中国的发展和中国品牌近年来植入好莱坞电影的情况入手,结合中国品牌的自身特点,提出中国品牌植入好莱坞电影的运营策略,包括增强品牌内功、运用植入技巧、提高品牌文化影响力等。     

电视剧《解放》的艺术表达特点

作为多年来主旋律作品创作的一个典型代表与集大成者,大型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解放》,具有以下三大自身独特的艺术表达特点,一是历史教科书式的全景史诗描述,二是不同于以往的一些叙述视角的变化,再者就是关于艺术化的历史书写。     

电影《大地》与“中国形象”

鸦片战争以降，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运渐恶化。然而，20世纪30年代，“中国形象”却产生了重大转变。在此转变过程中，美国作家赛珍珠的小说作品《大地》及由其改编的同名电影扮演了重要角色。本文分析电影《大地》中所体现的正面为主的“中国形象”，以及这一积极形象背后的历史、社会成因。     

从《关山飞渡》看古典好莱坞影片的叙事模式

本文以美国电影叙事学家大卫.波德威尔最新的叙事学研究成果———故事与情节的关系为依据,以好莱坞经典类型片《关山飞渡》为文本,从人物、初始情境、因果关系、结构、结尾、时空习惯与风格、剪辑、视点等方面对该文本的叙事因素进行了全方位考察,试图以此来探索古典好莱坞电影的叙事模式,揭开好莱坞电影长盛不衰的神秘面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