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性: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价值取向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当前我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选择,公共性是公共管理的本质属性,在公共管理活动中政府的公共性存在偏离的倾向,理解和把握政府公共性的起源及其重要性对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转型期政府行为公共性不足及其规避

转型期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方面明显不足,表现出自利化、人治化和低效化。政府行为公共性不足有其深刻的主客观因素,分析其成因并从政府官员公共行政意识的培养、政府行为模式根本转变、行政法律法规和各项管理制度的完善、政府公共行政生态环境的优化以及电子政务建设力度加大等思考路径,探讨规避政府行为公共性之不足。     

服务型政府：公共性的本原价值回归

从哲学的、伦理的谱系来认知公共性,挖掘出确立于公共性最深层次的情境道德与行政价值,使新公共服务理论获得了超越传统官僚制行政与新公共管理理论范式的耀眼光辉。我国的行政改革以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共行政范式为镜鉴,也已走过了三十个春秋。回顾与反思这三十年的改革历程,贯穿于行政改革全过程的一条主线就是政府公共性的不断凸显,服务型政府的兴起正是政府公共性的本原价值回归之应然逻辑与实然诠释。     

找回失落的政府公共性

“公共性”概念在不同学科领域和话语体系中有不同的内涵。公共性作为讨论现代政府基本属性和目的追求的一种重要工具,主要是探讨政府在代行公民权力时,怎样最大程度地体现公民的共同意志和增进公民的共同福祉。具体地说,“政府公共性”是指政府为解决公共问题、满足公共需要、维护公共利益、实现公平正义而行使公共权力、承担公共责任、处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及塑造公民的公共精神。当下全球化浪潮和公共性危机、公共性缺失凸显了政府公共性研究的当代价值。     

论政府投资的公共性

政府投资是政府配置公共财政资源的重要形式,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公共性是政府投资的本质属性,在根本上决定着政府投资以增进社会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针对政府投资公共性可能存在的流失问题,应在职能、政策和项目三个层面上不断规范政府投资行为,不断增强政府投资的公共性,从而使政府投资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     

公共性视角下的政府信用问题研究

政府信用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本文基于公共性的视角对政府信用的相关问题展开了深入的分析与探讨,从政府信用产生的逻辑入手对政府信用的内涵进行了界定与公共性分析,从政府实际的运行状况出发系统地提出了权力行为、责任行为、伦理行为、服务行为以及公共形象五个公众认知与评价政府信用的依据,并从这五个方面有针对性地论述了当前提升政府信用的对策与建议.     

政府与大学的高等教育公共性责任研究

高等教育的公共性是政府与大学发生关系的基本逻辑起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大学的的关系及责任应以公共性为价值目标构建高等教育的法律保障,优化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建立和完善政府和大学问责制度,并积极探索治理理论下政府与大学新型关系。     

论政府公共性的实现条件与实现形式

实现政府公共性需要一定的条件和形式。政府公共性的实现条件包括软环境即主观条件、硬环境即客观条件两方面,公共理念和公共精神的确立是其主观条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权力规制等制度建设、公民社会的培育壮大是其客观条件。政府公共性的实现形式可以采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的社会化和市场化形式,因此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政府不应该也不可能垄断政府公共性的实现形式。     

论马克思的政府公共性理念

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包含着关于政府公共性的理念,这一理念超越了政府为阶级利益存在的局限.马克思认为,早期资产阶级国家的性质决定了其政府只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政府公共性的回归要通过变革经济基础来实现,根本途径是取消私有制,在生产资料公有化基础上建立的政府能够体现公共利益,更具有公共性.     

论社会转型期公共政策公共性偏离及矫正

国内外学界普遍认为,公共性是国家(政府)和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是其应然状态.国外学者认为,造成公共政策公共性偏离的因素主要有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公共政策公共性偏离的主要表现是:一方面,政府应该作为,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政府迟迟不作为和作为不到位;另一方面,政府作为了,但是由于主客观原因,偏离公共利益的方向,导致公共政策公共性偏离.造成公共政策公共性偏离的直接原因是:政府角色错位,社会转型期法制的"软约束",公共政策的供求关系失衡,在公共政策议程的确定、制定、执行、评估中公共性偏离等.克服公共政策公共性偏离的对策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创新政府文化;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建设透明电子政府;完善行政责任追究机制,建设道德责任政府;完善公共财政体制,为公共政策公共性提供物质保障.     

理性官僚制与三重转型时期我国行政组织模式的重塑

理性官僚制已为实践所证明是工业社会的理想组织模式。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中。而全球化和知识革命的兴起又将正在进行这两种转型的我国推到了由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型的门槛。从整体上看,现阶段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将处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工业社会。但在行政组织模式上,我国至今尚未建立起理性官僚制。因此,重塑理性官僚制就为三重转型时期我国的现实选择。     

治理视阈中的公共性

在治理的视阈中,政府、市场和市民社会都蕴涵着一定的公共性,公共性具有特定的语境和含义.公共性是国家、市场与市民社会合作的基础及联系的纽带.同时,公共性的价值目标在国家、市场与市民社会的治理中得以实现.治理的公共性以公共利益为起点,以公共领域为场域,谋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在治理的特定活动中,公共性产生于公共领域,同时,公共领域为公共性的实现搭建交流合作的桥梁.由此,公共性表现为系统共生、协同共治和持续共享的特质,实现善治.     

社会转型时期的政治稳定

目前,我国正处在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的转型时期,以收入差距为突出标志的各种利益关系和利益矛盾的冲突,正使一系列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不断显性化。正确分析和判断变革时期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各种因素,并迅速出台一系列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已成为我国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试说转型期的社会形态与社会思潮--先秦史研究的一个视角

先秦是中国文明史的开端 ,是中国文明从逐步萌生走向繁荣昌盛的重要时代 ,其内涵十分丰富 ,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有待深入开掘的地方也比较多。其中对先秦社会形态的研究是近年来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 ,也可以说是一个学术热点。先秦社会形态的研究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大学术工程 ,其主要内容大体包括早期的国家形态、社会结构、社会经济基础、社会政治、社会文化和社会思想等方面。为了推进这一学术领域的探讨 ,本刊邀请国内部分专家学者 ,从不同的学术视角撰写了以下一组笔谈文章 ,并从各自的切入点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以期推动先秦社会形态诸问题的研究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转型时期国家工作人员的界定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自身职务便利实施的假公济私、寻租公权力的犯罪行为，极大地损害了国家的威信和其他公民的合法利益，不仅降低了国家机关运行效率，也使整个社会出现严重的信任危机，是刑法历来打击的重点。但是，原来较为明确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新的人事制度的出现，变得复杂起来。理论界和司法实务中某类职业人员是否属于刑法国家工作人员争论此起彼伏。鉴于此，试从身份犯罪构成入手，分析国家机关及商业领域中国家工作人员犯罪的主体范围。     

转型时期国家工作人员的界定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自身职务便利实施的假公济私、寻租公权力的犯罪行为,极大地损害了国家的威信和其他公民的合法利益,不仅降低了国家机关运行效率,也使整个社会出现严重的信任危机,是刑法历来打击的重点.但是,原来较为明确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新的人事制度的出现,变得复杂起来.理论界和司法实务中某类职业人员是否属于刑法国家工作人员争论此起彼伏.鉴于此,试从身份犯罪构成入手,分析国家机关及商业领域中国家工作人员犯罪的主体范围.     

谈社会转型时期的信仰危机

信仰作为人类特有的精神现象,是人生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柱。西方社会的信仰缺失从“上帝的死亡”开始,象征宗教信念的式微;东方社会的信仰缺失自“社会转型”开始,表征依附退出人生舞台的恐慌。国人信仰危机的历史、现实原因,主要源于文革时期信仰神化的沉重代价,还有喜唱高调的传统国民性,更有道德教育要求过高而不切实际的欠缺;在现实中主要表现为信仰“真空”、信仰“乏力”、信仰多元化、信仰功利化。摆脱危机而实现信仰升华,包含“对科学的信仰”和“科学的对待信仰”两大方面。     

转型中国的政法救济机制

新中国形成了政法治理的传统。在社会转型时期,政法模式下的救济机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理想化的权利救济机制尚不健全之时,政法救济机制有效弥补了权利救济的漏洞,并且是一个可供依赖的过渡路径。政法救济机制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政治权威为公力救济提供权力支撑、政法治理矫正程序主义的救济弊端、政法综治优化救济机制结构。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推进,对它的改造和完善是一项必不可少的任务。应当提高信访、泛行政调解、首长公开电话等一些行之有效的救济方式的制度化水平;同时从转变执法方式和坚守程序正义底线两个方面强化政法治理的权利伦理品位。     

论转型期我国的政治整合

政治整合是各国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的多民族国家面临的非常重要的现实问题.如何正确认识和定位当前我国的政治整合成为决定我国政治整合能否成功的关键.从探讨政治整合概念入手,对处于转型期中国的政治整合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对策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