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多重委托-代理关系的规制俘虏模型研究

在政府对自然垄断企业的规制研究中,大多假设规制者是公众的代言人和国家利益的维护者,而在实际运作过程中,规制者还是一个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这种双重身份有可能导致规制者利用自身的权力与受规制企业形成合谋,以便获取双方利益,从而产生规制俘虏问题,加重政府规制的不完备性。本文将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运用多重委托-代理模型,对规制俘虏问题进行探讨,并根据模型分析的结论,提出相应的抑制手段。     

规制俘获理论研究视角下政府与企业的行为选择研究

根据规制俘获理论的发展脉络,政府规制俘获问题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基于委托-代理关系的规制机构与被规制企业双方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的结果.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认为,这是政府规制者与企业之间达成的显性或者隐性的利益同盟,彼此之间相互勾结共同瓜分公共财产的现象.本文首先结合传统规制理论和新规制理论的相关论点,对规制俘获问题产生的原因做了简要的回顾,随后重点对规制俘获过程中规制者与被规制者双方的行为取向问题进行了详细的阐释,最后对矫正政府规制俘获问题提供了一些对策和建议.     

煤炭安全生产规制失灵与协同规制构建探析

政府安全规制的目的在于通过干预企业决策,使其增加在安全生产上的投入。但是。规制者同样会遵从“经济人”的理性,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需要出发来执行规制政策。企业与规制者从“经济人”理性出发的行动逻辑往往导致规制失灵。协同规制理论为解决传统的政府规制失灵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协同规制的核心在于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它可以对企业与规制者的“经济人”理性形成有效的制约,从而使煤矿工人的合法权益从规制决策到执行的各个环节得到有效回应,并最终保证安全规刺的有效性和公正性。     

政府食品安全规制决策的博弈分析——基于政府与企业微观行为的视角

食品安全信息不对称、不完全和外部性的特征要求政府必须对其进行适宜规制。基于市场主体行为的视角,构建了政府与食品生产企业的博弈模型,对政府食品安全规制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政府食品安全规制的决策受两类因素的影响:一方面企业从利益最大化原则出发可能违规生产,需要政府强化规制;另一方面政府须在规制的成本与收益之间权衡,当规制的社会成本过高时选择放弃规制。对此,应从加强规制力度、降低规制的社会成本两方面进一步优化政府食品安全规制政策。     

西方规制理论发展演进及其启示

西方规制理论的演进经历了五个阶段,它们分别是规制公共利益理论、规制俘虏理论、规制经济理论、可竞争市场理论以及激励规制理论.本文在对规制的含义作了相应介绍以后,依次评述了处于不同阶段的规制理论,并阐明了它对我国政府规制的启示.     

对我国企业并购规制的经济学思考

近年来,企业并购在我国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是,政府对企业并购的规制却比较落后,从规制经济学理论的角度审视,政府对企业并购的规制,反映了企业所有者、政府以及消费者三方的利益。然而三方力量各有强弱,政府制定的企业并购规制便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     

对自然垄断产业规制方案的理论比较

文章从理论的角度采用成本—收益比较的方法,就对自然垄断产业是放松规制(甚至是零规制)、采用高效能规制还是低效能规制进行了比较分析,着重考虑了信息不对称、规制俘虏、寻租、产品质量及安全问题。中国应根据国情来决定是否对自然垄断产业进行规制。     

环境规制中的公民参与

公民参与环境规制是其表达环境利益的必备途径,特别是在制衡传统环境规制工具理性缺陷、规制俘虏风险以及重拾环境规制价值理性的进路中,公民参与对于建构政府回应性、开放性和公开透明性具有极为重要的民主行政价值和多元治理意义.而在实践中,由于体制可参与性、公民理性参与能力和水平、政府网络治理水平以及公民参与意愿缺陷使之陷入了公民可参与性及公民参与性困境,极大地制约了这一途径的演进.完善公民参与制度中的激励机制设计,并基于我国基层自治组织分布特性,舍弃泛公民社会及社群主义意义上的相对虚无,构建有限范围的利益相关者比较真实参与路径成为了具有特定可操作性的公民参与机制选择     

政府规制下的中国石油企业成长路径探讨——以中石油集团为例

综合石油企业的特点,分析了石油企业在三种政府规制体系下的成长路径,即计划经济下政府全面规制单一型企业成长路径、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半开放规制主导型企业成长路径以及企业重组后政府开放规制多元化企业成长路径。从而得出我国政府在对石油企业规制时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对石油企业未来成长的建议。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的政府规制转型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新常态下经济工作的主线,关键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作用包括政府宏观调控和政府规制,为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政府规制提出新要求。根据国内外政府规制改革实践及政府规制特征,给出政府规制转型趋势,即规制合作、规制治理和量化规制。为实现政府规制转型,需要相关保障措施,如完善政府规制的法律法规、规制规制者等。     

碳排放监管中政府与企业演化博弈及策略研究:基于第三方监督视角

加强碳排放监管是实现政府"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战略方针的重要保障。企业作为环境的主要破坏者承担着碳减排的重任并接受社会监督。在政府管制下，企业被动参与碳减排，但偷排、超排现象时有发生。文章针对政府碳排放监管问题，分析了影响企业碳排放的相关因素。从第三方监督视角出发，在考虑政府、企业、第三方监督主体均为有限理性条件下，建立了政府与企业在碳排放监管中的演化博弈模型。研究了在第三方监督主体参与下，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有限动态策略选择和不同参数变化下双方的策略选择演化趋势，并运用Matlab软件对结果进行仿真。结果表明第三方监督在政府与企业碳排放过程中具有显著作用，可以直接影响政府与企业的决策选择。因此，加强第三方监督力度可以提高政府监管效率，缓解政府监管压力，降低政府监管成本，督促企业合规排放二氧化碳。但第三方监督力量过大会弱化政府监管效力。最后，为政府更有效地引入第三方监督主体提出对策与建议。     

基于食品安全的企业、监管部门动态博弈分析

通过建立食品企业与监管部门问的动态博弈模型,并结合三鹿事件分析,认为食品企业出于短期利益考虑可能忽视产品质量,并对监管部门行贿;而监管部门出于自身利益,可能放松对企业的监管行为;对食品企业免检会导致企业忽视食品安全;作为社会利益的代表,政府必须承担起相应责任。提出,结合新的食品安全法加强法治的同时,还需要重视营造食品安全的软环境。     

企业国有资产监管中行政监督法治化指标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原则性地建构了企业国有资产综合监督体制。但是，目前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存在出资人和监督人混同，规则的制定者与规则的执行者、受益者混同等问题，很难实现对企业国有资产的全面有效监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完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这对如何加强企业国有资产监管工作提出了更多挑战。企业国有资产监管工作应当兼顾不同的监管主体、监管手段和监管对象，明确各监管主体的职责边界，从不同环节监督和管理企业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行为。企业国有资产监管中行政监督的法治化程度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成效的直接反映。建立一套企业国有资产行政监督的法治指标和考核标准，就是为政府在企业国有资产监管领域提供可操作的法治化行为准则。监督主体在运用行政监督手段时，必须在监督依据、监督对象、执法问责等方面符合法治化标准。     

食品安全监管法律责任研究

当前我国食品生产领域潜在的安全风险十分巨大,食品安全监管也成为政府关注的头等大事.从国际经验来看,食品安全保障的核心是政府监管职能的实现.为此,不仅要克服我国传统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弊端,而且要落实政府食品安全监管的责任机制.这就要坚持食品监管公共利益原则,合理安排现代风险社会条件下政府食品安全监管的责任分配.同时,也必须考虑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监管的局限性,避免对行政监管的过度依赖,早日实现从单一行政监管体制向复合的市场化监管体制的转变,实现市民社会食品安全法治,使食品安全保障机制之上永悬利剑.     

环保税制下政府规制对企业减排的影响——基于演化博弈的分析

以新环保税制为背景,将环境保护税与政府其他环境规制行为结合起来,运用演化博弈理论,研究地方政府与排污企业的策略互动行为,并将公众举报纳入政府收益函数当中。基于地方政府及排污企业不同策略间净收益的大小,得到12种演化路径,以此为基础将企业减排创新的过程分为发展、成长和成熟期进行数值仿真。结果表明:政府监管强度对企业减排的影响程度视后者减排净收益大小而定,而前者强弱与否主要取决于监管成本的高低;企业减排发展初期过低的环保税率并不会引致企业进行减排技术创新;减排成长期的企业进行减排创新的决策则视政府策略而定;处于成熟期的减排企业则会主动进行减排技术创新。因此,在多种规制工具并行的前提下,政府应视企业所处发展周期的不同制定环保税率,同时辅以一定的税收减免和补贴力度,以降低企业治污成本,促使排污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向减排技术创新演化。     

治理时代西方国家的政府规制改革——兼论后规制政府的兴起

随着多元治理成为时代特征,政府规制作为一种治理模式和一种制度现实进入政治学者的研究视阈中。将治理理念与规制改革相结合成为后规制政府的重要特征。文章通过对政府规制的类型、政府规制改革的动因、内容及改革路径的分析,探讨治理时代后规制政府的模式,为中国政府规制改革提供借鉴。     

食品安全共同监管的多主体博弈

通过对食品安全监管过程中政府监管部门、食品行业生产企业和社会组织等主要行动主体进行博弈分析,发现：政府与生产企业的“监管—被监管”关系一直处于变动状态,主要表现为政府增强监管力度,促使生产企业规范生产,保障食品安全监管效果;而高昂的监管成本让政府不得不降低监管概率,从而为生产企业机会主义行为选择提供了空间,导致食品安全事件频发,政府继续增强监管力度。此时,政府选择与社会组织进行合作监管的概率决定了社会组织选择合作的演化稳定结果,影响了食品安全共同监管体系的建立;政府与社会组织在监管过程中的沟通协调成本以及对生产企业的监管力度,需要在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共治中不断探索和明确。     

政府创新支持与企业创新:制度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的整合

近年来,我国政府不断加大对企业科技活动的支持力度.与此同时,政府公共科技资源投入的合理性、有效性及其使用效率也一直受到质疑.以往研究对政府创新支持是促进还是阻碍了企业创新已有较多探讨,但结论并不一致.基于制度理论的观点,认为政府掌握着一些关键的资源,这些资源对企业创新来说至关重要.因此,加强与政府间联系,获得政府创新支持对企业创新会产生积极影响.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观点,则认为政府创新支持会产生委托代理问题,降低创新效率,不利于企业创新.事实上,制度理论侧重于探讨创新资源获取问题,委托代理理论侧重于创新资源的利用问题.因此,有必要将制度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进行整合,以全面揭示政府创新支持与企业创新的关系.文章以2011—2013年安徽省科技型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发现政府创新支持与企业创新间存在倒U型关系.此外,研究还发现不同类型的政府创新支持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存在差异性,产权性质对政府创新支持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存在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