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公民环境权、生态公民与环境NGO

［摘要］“环境公民社会”的发展，需要传媒构建、拓展环境“公共领域”，促进环境议题的“公民赋权”，用“媒体理性”引导公众环境运动的“理性参与”；需要在法律上明确界定公民环境权，实现“公民环境权”由道德“应有权利” 向“法定权利”、“实有权利”的飞跃；需要普通公民向“生态公民”蜕变，需要环境NGO积极承担吸引民众环境参与和培育“生态公民”的重任，实现普通民众与精英知识分子在“环境公民社会”中的深度融合。     

学生社团:高校公民教育的实践场

公民教育日渐成为中国教育的现代诉求,成为了当今中国教育发展的新方向。充分认识高校学生社团开展公民教育的有利因素,并注重社会实践、过程指导和师生互动,有利于在社团实践中培养学生的独立人格、民主意识和公共理性,进而有效地开展高校公民教育。     

略论公民参与的社区社会资本性质

参与是＂价值＂和＂工具＂两个因素的有机构成,公民参与既有＂内在价值性＂,同时具备＂外在工具性＂。因此,公民参与的社会资本具有公共和私人的双重性质;对于公民参与而言,应该看到,社会资本的作用和意义又存在积极性和消极性之分。     

论公民精神

公民精神是指公民所固有的内在品质、品格和品性。如果我们以＂公民＂一词的＂文义＂解释或者以＂以权利为中心,以权力、权利和义务的相互运行关系＂的公民实质为根据,公民精神主要包括爱国精神、公共精神和民主精神三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爱国精神是爱国情感、爱国主义的升华,是爱国行动的最高境界;公共精神包括公民的平等性、责任性和宽容性等由低级到高级的三个层面;民主精神则包括私权自主性和公权受托性两个方面的内容。     

中国的公民社会与市民社会

＂公民社会＂与＂市民社会＂的英文对应词都是civil society,但实际上＂公民社会＂与＂市民社会＂有着完全不同的内涵,意指不同的组织和领域。在当今中国,公民社会指的是享有公民权的公民组成的政治共同体,指向政治领域;市民社会是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私人生活领域和社会组织,指向经济领域。     

我国公民新闻的发展现状与问题

为了界定“公民新闻”的概念以及探究“公民新闻”在中国的发展现状,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结论认为“公民新闻”不同于“公共新闻”、“国民新闻”和“市民新闻”,它有着本质的规定性;中国“公民新闻”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还处在初级实验阶段;“公民新闻”代表着新闻事业发展方向;中国“公民新闻”存在机制问题和“去农民化”倾向,只有政府、媒体和公众三方共同努力和协作,才能为“公民新闻”的健康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媒介素养与中国公民社会构建

公民社会建构的实质是建立当下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新型互动关系,正确理解国家和社会、国家和个人的相互关系,建立各自相对独立而又共存一体的功能界限。大众传媒为公民社会建构表达和交换意见的公共空间。媒介素养教育的目的在于提高认识媒介和利用媒介的能力。提高媒介素养,有利于我国公民社会的构建。     

政治文化视域下当代中国公民意识的生成研究

本文以中国政治文化流变为线索,分析各时期政治文化同公民意识发展的关系,认为中国公民意识的生成路径完全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具有＂后发外生型＂特征。这就要求国家和社会对公民意识进行自觉的理性建构,大力发展公民教育,为其生成和培育创造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     

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关系模式的实现路径探析——兼论我国公民社会组织发展的困境及对策

建构合理的契合中国现实状况和政治文化环境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内容,＂良性互动＂关系模式的提出让中国公民社会论者看到了希望。但如何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成为了理论和实践当中的难题。借鉴西方以＂公民权＂的概念来打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把公民社会组织作为沟通中介,以公共治理为路径,将成为寻求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现实选择。依据这一思路,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的建构问题即可化约为通过培养和完善各类公民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社会管理职能,在具体的治理实践中寻求两者的良性互动。     

网络公共领域对公民精神的影响

公民精神是现代化的主要指标,是国家和民族的核心竞争力,而政治、文化和传统等因素造成了我国当前的公民精神水平远远滞后于现代化的需要。通过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阐述,指出网络公共领域作为"理想"公共领域,有助于培育公民自由独立平等的意识、积极参与公共事务、表达自我、培育社会责任意识、具备批判精神等公民精神,进而提出完善网络公共领域、提升其对公民精神培育功能的对策。     

高职女大学生公民教育问题的现实性研究

公民社会是论证现代社会合法性的根据,合格公民的培育是公民社会的基础,社会主体必须通过公民教育的涵育成为现代公民。当代高职女生所面临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现实境遇与传统伦理性别角色模式的双重制约,决定了权责意识、公共意识、独立意识、协商意识成为高职院校女生公民教育体系的实践建构必须确立与彰显的四种价值追求,需要以求真的理论研究、务实的平台建设以及长效的机制建设作为选择路径。     

中国公民网络问责的现实基础追寻

公民网络问责在中国兴起和发展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民主化的推进、问责制度的实施是公民网络问责的政治基础;生活水平的提高、电脑与手机的普及、市场经济的深化,为公民网络问责奠定了经济基础;网络社会的逐渐形成、网络公共领域的出现、各种社会矛盾的凸显是公民网络问责的社会基础。未来中国,随着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社会网络化的推进,公民网络问责必将随之深化和发展。     

以得体的方式彰显公民形象

公民形象是公民品德、操守的外在反映,是公民全部言行构成的公众评价,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彰显综合国力的重要窗口。公共精神对公民公共主体意识形成的要约,公民在公共活动中体现的教养,良好人际关系的构建以及在公共活动中践行的礼仪规范都将成为公民形象塑造的要素。     

政府公信力失范行为分析

自20世纪下半叶开始,政府行政改革认为政府应成为社会向前发展的＂掌舵者＂而非＂划桨者＂,政府应当以实现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其宗旨,是一个＂公民本位＂的服务型政府,特别是基于公共管理的＂效率与公平＂的理念,从思想上树立＂满足公民所需＂、＂尊重公民意愿＂和＂重视公民参与＂的政府行政观念。然而,无论政府承担何种职能,公众对政府公信力的评价才是至关重要的＂一杆秤＂。     

论构建我国公民的公共精神

公民的公共精神为公民有序参与社会公共生活提供了价值规范,为和谐社会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从我国公民呼唤公共精神出发,指出公民的公共精神对和谐社会的形成具有重大作用,提出了构建当代公民公共精神的基本要求。     

重大历史事件与公民意识的养成——论公民意识在2008年的新发展

经过2008年重大危机和灾难的洗礼,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迅速觉醒和升华,具体表现在：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的热情空前提高;志愿者精神的弘扬重塑了国民的整体形象;公民意识的发展推动了中国＂企业公民＂建设。公民意识的新发展,加快了国民向现代公民角色的转变,进一步夯实了社会主义法治化的深层基础,丰富和提升了民族精神。     

公民性格对公共组织的影响

公民社会理论的研究使得公民性格正在成为一个新型的热点,实际上公共组织的发展源于公民性格指导下的公民行为。公民性格是公民对于自我主体价值的认识及在这种认识下所展现的行为方式,是推动公民行为的最终力量。任何形式的公共组织都是具有公民性格的公民个人组成的,其行为的开展必然受到公民性格的影响和支配,公民性格从静态、动态、生态和心态都将影响到组织的发展。积极加强对公民性格的探索,能够从深层次探寻组织发展的机制,构建高效的公共组织,进而去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     

当代中国公民社会建构的基础维度论析

公民社会的发育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市场经济造就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的发展要求建设服务型政府,实现四个根本转变.就文化特质而论,公民社会发展是从身份走向契约的历史进程.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的基本要素是:经济生活的多元化和相对独立的社会;自主的个人和社会组织;科学界定和规范国家权力;法治体系的完善和政治文化的重构.     

美国环境公民诉讼的理论基础之探析

美国环境公民诉讼的理论基础包括私人检察总长理论、公众参与理论、公共信托理论、环境权理论和妨害公众理论.私人检察总长理论是指私人为了维护公共利益而享有法律授权的类似于检察总长享有的起诉资格;公众参与理论是指为了弥补政府实施法律的不足,由私人以提起公民诉讼的形式参与环境法律的实施;公共信托理论是指为了监督政府履行环境资源受托人的义务,公民对于损害环境的行为有权提起公民诉讼.环境权理论是指公民享有在优良舒适的环境中生活的权利,环境权可以通过公民诉讼来实现;妨害公众理论是指对侵害公共利益的公共妨害行为可通过私人提起诉讼的方式加以救济.这些理论基础推动和革新了传统的起诉资格法律,使公众的环境权益通过司法得以有效救济.     

公民社会生成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治理向度

现代社会的转型是社会秩序趋向动态稳定与公民权益普遍发展的统一,公民普遍化政治参与和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是现代政治体系的合理化的重要特征。在社会转型过程凸显的公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是现代政治体系趋向合理化的伴随产物。公民社会的生成与社会政治体系的合理化是同一实践过程,亦是治理公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逻辑向度。公民社会依存的社会中间力量生成有助于理顺国家政府与社会领域的依存维度,以及公民社会内含的公民主体意识和公民文化有助于培育理性的政治参与主体。考量中国公民社会的生成进度,不能仅仅看在政府主导构建下的可量化的相关民间组织的数量及增长态势,而应侧重于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以历史的视界动态地考察公民社会组织在促进中国＂社会-政治体系＂合理化方面的实际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