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清灭洋”思想与近代教案的关系

一八九八年七月,四川大足余栋臣再次起义,首树“顺清灭洋”旗帜。同年十月,义和拳在山东高橥“助清灭洋”的旗帜而兴起。这些斗争都是以反对洋教为主要目标的起义,是近代教案的继续与发展。因此,探索“扶清灭洋”思想(或“顺清灭洋”、“助清灭洋”、“保清灭洋”、“辅清灭洋”等)与近代教案的关系,显然是很有意义的。一“扶清灭洋”,诚然是一八九八年余栋臣起义第一次提出来的,但事实上,它却是近代中国人民反洋教斗争直至义和团运动的主题思想和政治纲领。“扶清”的“清”,是指朝廷、皇帝、国家。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传     

再论“扶清灭洋”思想与近代教案的关系

笔者在《“扶清灭洋”思想与近代教案的关系》①(以下简称《关系》)一文中,曾提出“扶清灭洋”,是近代中国人民反洋教斗争直至义和团运动的主题思想和农民与官绅联合反对洋教的纽带;参加反对洋教行列中的地主士绅,主要是该阶级中的顽固保守派,等等。文章发表后,听到一些不同看法,但都认为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讨。为此,不揣冒昧,仍按原来主题,就官绅反对洋教的原因和目的,以及“扶清灭洋”思想不能振兴中华等问题进行粗浅的探讨,以裨有助于对传教、教案和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和讨论。一、官绅反对洋教的原因官绅参加反洋教斗争的原因,主要有三。 (一)反抗外来侵略,保卫社稷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迅速。为了夺取原料产地和市场,西方列强用大炮作为支柱,以“布道运动”作为辅助工具,进行开拓市场、占领殖民地的争夺。地大物博的中国,成为他们猎取的重要目标。然而,清王朝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成为阻挡他们进入中国的最大障碍。     

论景廷宾“扫清灭洋”起义

一九○○年的义和团运动遭遇帝国主义联军和清朝的血洗之后,革命形势博向低潮,又正是革命高涨的前夜。历史的进程,迫切地要求革命重新配备力量,即要求中国人民——主要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和农民群众(当时中国工人价级尚未长成) ——在某种程度上联合起来,结束单纯的农民战争,过渡到正规的民主主义革命。     

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剖析

<正> “扶清灭洋”是义和团提出的主要政治口号。对于这一口号的评析,是义和团运动史讨论中的焦点之一,也是全面估价义和团历史作用时必须解决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为此,本文拟对“扶清灭洋”口号作些粗浅的分析,以就教于史学界的同志们。一自1898年10月在直、东交界的冠县一带,赵三多、闫书琴领导的义和拳最先提出“助清灭洋”的口号起,山东、直隶各支义和团都陆续出现了同样的情况。1899年10月11日,朱红灯的义和拳队伍在平原杠子李庄战斗中树立了“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旗帜,     

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的解读

相当多的研究者把“扶清”解释为扶持清政府之意,从而把“扶清”口号纠缠在义和团与清政府的关系上,是对义和团口号的误读。通过对冠、威义和拳举事口号的考证,可厘清义和团口号的演变轨迹;通过语言结构的分析,可以证明“清”是作中国解。义和团在打出“扶清灭洋”时,使口号的主体发生了“转换”,所谓“扶清”、“助清”,是神扶神助。义和团正是企图通过这种方式,强化自己的作用。“扶清灭洋”等口号表现了义和团对国家的笼统认同,集中体现了义和团运动的民族主义性质。民族主义带有非理性的色彩,因而,正确解读“扶清灭洋”一类口号,对恰当认识与评价义和团运动所表现的民众民族主义的种种特点,认识近代民族主义发展的历史道路,是有重要意义的。     

“顺清灭洋”、“灭清剿洋”两个口号在四川的由来及其影响

1898年春夏间,四川大足人民掀起第二次反洋教斗争时,打出“顺清灭洋”的旗帜。他们所进行的斗争,影响邻近数省及四川三十余州县,使中外为之震动。1900年夏,四川二十余州县人民响应北方义和团的反帝斗争,举起“顺清灭洋”的旗帜,掀起打教堂、逐教士、起“勤王”之师的反帝爱国群众运动,表达了四川人民同全国一致抗击外侮的决心。1901年5月前后,四川东部地区又出现“灭清剿洋兴汉”的口号,并成为1902年全川义和团大发动的战斗纲领。这场斗争,是继北方义和团运动以后,全国规模最大的反清反洋教的武装大起义。     

余栋臣起义和“顺清灭洋”口号

大足余栋臣起义提出的“顺清灭洋”的政治口号,在当时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是义和团提出“扶清灭洋”口号的发端。如何评价这一口号,在史学界曾进行过热烈的讨论。有的同志认为,这个口号“集中地反映了”起义队伍中封建士大夫的要求,并不代表整个起义队伍的政治目标。笔者认为,任何一个政治口号的提出,总是同当时的社会环境和阶级关系分不开。同样,“顺清灭洋”这一口号,首先是时代的产物,同时具有一定的策略意义,在当时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当然也有消极作用)。如果简单地归之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反映”,就可能忽略了口号的时代特征及与整个起义队伍的政治联系。本文拟就“顺清灭洋”     

清末山东教育“千门万户时代”——论杨士骧与近代山东教育事业

杨士骧是晚清封疆大吏,北洋派皖系文人之首。1905—1907年担任山东巡抚期间,热心改革,关心教育,"施行强迫教育法、倡设教育会;开留学风气、推动留学运动;创办山东法政学堂、山东高等农业学堂"。为近代山东教育事业繁荣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十九世纪山东新教与民教关系

与天主教相比,新教在19世纪的山东处于有利地位。这是因为:一、新教采取了适应当地环境的布道策略,如创办教育,提供医疗,参加赈济,引进农业新品种,传授手工技艺;二、新教比较慎重地吸收教徒,如对教徒考察时间长,要求一定的文化素养,清洗不合格者,慎重地雇佣中间人,注意避免教徒“吃教”、“仗教”。因此,新教引发的教案数量少,内容相对简单,背景比较单一,在义和团时期没有象天主教那样遭到猛烈的冲击。     

近代山东的商人组织

<正> 清季以来,山东各业商人、商号之间除买卖经营关系外,还经常按不同籍隶或行业组成各种行帮、会馆,以维护自身利益,协调彼此关系,实行内部慈善救济以增强对外竞争的实力。及至近代,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许多商帮、会馆逐渐改组,建立起新式商人组织——商会。但是,行帮、会馆、商会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依次嬗递关系,而经常是新旧交错、兼容并存关系。     

论近代山东的市场经济

<正> 近代山东的市场经济,与清代前期相比有很大不同。随着沿海和内地城市的相继开埠,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作用和影响下,传统的市场格局开始解体,市场的类型、分布和结构均经历了程度不同的变化,逐步走上半封建半殖民地市场经济的发展轨道。本文旨在通过对山东市场经济的个案研究,探讨其中的特点,以为全国市场经济的整体研究提供借鉴。     

“大跃进”与“洋冒进”之比较

人们往往把“洋冒进”和“大跃进”作为比对参照物联系起来,因为它们同样都是出自于不顾客观条件的“左”倾指导思想,都过分强调人的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但比较一般都是停留在表征层面,即把“大跃进”中“小土群”的“土”与“洋冒进”引进国外设备和外债的“洋”进行比较,而没有对二者进行多角度、深层次地分析和比对。其实,“洋冒进”和“大跃进”在社会经济环境、社会心理、造成的后果等方面都有比较明显的异同点。     

宋元海洋知识中的“海”与“洋”

宋元时期随着航海实践的空前发展,海洋地理空间认知中"九州—四海"的"天下"格局的知识框架逐步被航海实践突破和"遗忘",在海洋地理认知上抽象的"海"向具象的"洋"的转变,海洋被以多种方式划分和命名为不同的"洋"。宋元对"洋"的划分和命名仍表现为区域性知识,但其基于航海实践的知识生成路径奠定了不同朝代、不同国家形成共同海洋知识和海洋观念的逻辑基础。在中国接受和融入世界共同海洋知识和海洋观念的过程中,宋元海洋实践的空前发展开启了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新阶段。     

近代山东盐政的二重性评析

近代山东成为独立盐区,但是仍然沿用传统盐政管理方式。时至清末,山东开始了中央盐政机关主导下的改革,自行管理的体制从此发生变化。民国时期,由西方资本主义参与管理的盐务稽核制度逐步建立起来,启动了山东盐政近代化。盐政改革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过清末,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是改革又具有很大的不彻底性。盐政近代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各种力量纠缠在一起,充满了新旧事物的矛盾斗争,传统和近代因素出现伴生现象,二者不断进行斗争、筛选、定型,呈现出二重性的特征。     

近代山东的征税体制与村落权力结构

近代山东农民负担沉重,田赋种类繁多,加之度量衡、亩制和币制的混乱,以及田赋征收制度不合理,致使晚清政府和民国政府的行政权力在农村基层统治结构中日趋虚弱,弊端丛生。为了通过征税系统实行国家权力对村落社区的统治,晚清政府和民国政府不惜任用土豪劣绅、盗匪恶霸充当农村基层行政管理人员。他们横征暴敛,武断乡曲,欺压百姓,从而使基于征税、摊款所产生的官民政治冲突,超出了土地占有基础上的经济剥削程度,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     

“经世学”与近代“新学”的发端

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发展到近代,无论是从其历史走向上还是从其形态和内容上来看,都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其结果是导致一种既不同于传统中学亦非西学的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梁启超语）的,充满着新的认知形式、新的价值观念的近代“新学”的逐步形成。毫无疑问,在传统中国“旧学”走向“新学”的过程中,西学的浸润渗透至关重要,但是,作为民族特性极强的近代“新学”,毕竟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近代形态。因而,传统学术文化本身就蕴含着由“旧学”走向“新学”嬗变更新的内在动因──那就是“经世致用”。道咸之际,在“…     

“三驱”小议

魏征《谏太宗十思疏》中“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句。新编高中语文课本第六册(一九八三年五月版)注“三驱”说:“古代天子诸侯射猎以三次驱禽为限度,叫做三驱。”什么叫“三次驱禽”?为什么要三次驱禽?都不甚明确。比较明确的注释有两种,如下: (一)阴法鲁《古文观止译注》(吉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九月版)注:“三驱:一年打猎三次。因为打猎时必须驱赶禽兽,所以称打猎为‘驱’。”(见第五五二页;冯其庸等《历代文选》下册、张撝之《唐代散文选注》等注释大体相同) (二)《古代散文选》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六三年七月版)注:“三驱,围合其三面,前开一路,使被猎的禽兽可以逃去一些。不忍把禽兽完全杀死,这是所谓好     

“妙手空空”与近代诗学精神

近代诗学理论家陈衍论述近代诗学时曾提出“妙手空空”一说,为汪辟疆、钱仲联等学者所继承.陈衍将近代诗学里的“妙手空空”现象归咎于诗人学问的匮乏,但这一解释有失偏颇.晚清民国之际,中国社会处于从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的转型阶段.借助于阿尔都塞的“症候式阅读”理论,可以说,近代诗歌创作里的“妙手空空”现象乃是近代士人及其诗学精神的体现.     

假洋鬼子土造“洋”书

《深圳特区报》载云中君文《外国题材畅销书鱼龙混杂 国内作者冒名当假洋鬼子》揭露:作者署名诸如谢尔、罗斯、乔纳森、林德尔的外国题材畅销书中,不少并非外国作品的中译本,而是土造洋书,是假洋鬼子们利用崇洋心理赚取码洋的手段。     

漫談洋“清官”

最近国內学术界,因討論《海瑞罢官》問題涉及到我国历史上关于清官的地位与作用問題。爭論方在开始,尚有待于深入展开。这里想就另一方面,即在西方历史中如何看待近似清官的問題,提出来供大家討論。首先遇到的难題是什么叫做清官?其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