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比较文学寻根

比较文学作为一种跨越性的文学研究,其产生有赖于“人类意识”和“世界文学”观念的形成,但全球化会使“人类”和“世界”都染上西方色彩。中国比较文学在不断“西化”的过程中,虽然得到了一些新的养分,却失去了较多自身特有的一些东西,失去了自己原创的民族化的声音。传统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可以说都是建立在西式背景上的,当比较文学研究在整个知识质态、谱系上都是西方的时,中国比较文学也就没有了自己的文化之“根”。面对比较文学的无边与无根,寻根就是寻找存在的家园。跨文明研究,着眼于中西文明冲突、对话与交流的跨越东西方文明的研究,将是中国比较文学乃至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跨越东西方异质文明的研究,这将是比较文学从危机走向转机的一次重大突破,是全球比较文学研究的一次意义深远的战略性转变。     

论“总体文学”的设想及其可能性

随着多元时代的到来,"总体文学"再度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总体文学"的概念是在比较文学发展过程中被提出而日臻完善的。"总体文学"对民族文学、比较文学的发展与繁荣具有重要意义。建构"总体文学"的立足点是民族文学与比较文学;建构"总体文学"的基本途径是跨文化对话。"总体文学"不是梦想,而是可以达成的现实。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其发展前景

当代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在对比较文学的认识上存在四大误区:异同论、学科论、比附论与扩展论。比较文学学者要注重解决以下五个问题:更清晰地认识与准确地理解中外文学特点;探讨其他学科的发展对文学所产生的影响;建立具有整体性的世界文学观念;建立与完善面对世界所有民族文学的共同诗学,为文学研究提供理论支持;为世界各民族文学与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建立平台。只有有效地回答与解决了这样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才能迎来开阔与自由的发展前景。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全球本土化”历程及其走向

中国的比较文学与美国的比较文学的不同之处在于,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文学在中国依然生气勃勃,并在中外文化学术交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尽管中国的比较文学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其发展速度之快是令世人瞩目的。它迅速地进入了国际比较文学的学术视野并参与了理论争鸣,且成为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的一个重要成员。既然比较文学早在80年代的中国就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因而它既与“区域研究”相结合,同时也具有跨越学科和学术领域之特征,目前它的一个重点就是中西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即使在全球化的时代,当整个人文学科都受到冲击和挑战时,比较文学在中国依然有着相当的活力,并与世界文学有着紧密的联系,甚至在近几年里在学科建制上与世界文学合并为一个学科。此外,国际学术界的一些前沿理论课题也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发挥和拓展,从而使得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完全有能力从本土文化的视角出发参与国际性的理论争鸣和对话,并发出日益强劲的声音。     

文化诗学：中国当代比较文学学科建构的视野、方法与路径

回顾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比较文学学科正在批判、吸收、继承中进行整合与超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科形态,这就是走向文化诗学视野的比较文学形态,在这一过程中,“和而不同”是文化诗学理论建构的基本方法,而从比较、对话到融汇则是文化诗学理论建构的基本路径。     

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兼论第四种比较文学观

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中存在一种强烈的欲求,就是希望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实际上这是争夺文化话语权的一种策略,是对西方强势话语的反抗。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的最大问题在于方法的缺失,即无法找到与平行研究和影响研究相比肩的研究方法。这恰恰显示了中国学派吁求的致命伤,即根本找不到所谓中国独有的比较方法。本文将比较方法与比较观念分开,指出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只是一种基于民族本位情绪的比较文学观念,并不一定要有自己独特的方法,所以,我们不妨把方法问题悬置,只要是从中国当代文化出发思考问题、贴近事实,无论使用哪种方法,都可能会成为中国自己的东西。这也是提出第四种比较文学观的原因。     

何为中国话语?为何比较文学?——论“异同游戏”对“可比性”问题的遮蔽

“中国比较文学”在国际学界的发声固然十分重要,但其不能由是而成为争相举异的仓促之学,更不应将“比较文学”毫无底线地降解为“异同游戏”。即便其冒“中国学派”之名强“异质性”为“可比性”,亦只是源于对“法国学派”和“美国比较文学”的草率抽象而已。这种喧哗一时的“中国声音”不仅未能建构出独特的“中国话语”,反而聒碎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初心。在重访“法、美之争”并钩稽二者之深细牵连的基础上,比较文学的“可比性”问题应该被功能化为一种“可汇通性”。这一理解既无违于“比”和“comparo”在古汉语及拉丁语中的“本义”,又可消解实体化的“可比性”所潜藏的范式规训,并阻遏其向“文学比较”的隐秘滑落。“可比性”犹如门户之“枢机”,入于中空之环,始可纵横捭阖、以应无穷。具体于“比较文学”,即是因由“后设语言”而对“比较之第三元”的先行组建,遂使“前两元”之间亲密相交、互文以见义。     

移动的边界:比较文学的百年学科发展定位

比较文学是20世纪新生的一种跨越民族、语言、国家和文化边界的文学研究.在比较文学一百多年的学科发展史上,“跨越”是比较文学学科扩张的一个显著标签,既包括比较文学发展早期对于语言、民族、国家边界的跨越,也包括其后发展过程中对于文学边界的跨越.与之伴生的是比较文学的“危机”,其核心是如何科学地定位比较文学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而解决比较文学的危机之道,则是比较文学研究范式及发展方向的“转向”,其中两次重大的转向就是从早先的文学史研究转向诗学研究,以及自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由比较文学研究转向比较文化研究.“跨越”一“危机”一“转向”构成了比较文学百年学科发展的中心线索,其揭示的比较文学学科边界的移动性质,在给我们当下判断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的激烈论争带来了困难的同时,也无疑为我们理性地看待比较文学未来学科发展走向,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启示.     

论比较文学的“贫困”及其根源——比较文学研究的学理思考

比较文学从19世纪兴起至今已有一个多世纪了,然而围绕着比较文学的涵义、研究对象、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争论却从未间断。虽然世界各国的相关理论家都励精图治,但这些争论仍未得到统一。原因是比较文学研究自始至终都存在着学理上的局限性和缺陷,也就是说,都错把手段当目的,没有抓住比较文学的真正要义所在——比较的目的和意义的学理研究。理论体系的学理缺陷导致了比较文学始终与“贫困”相伴。只有弥补了比较文学研究的学理缺陷,也就是找到其应有的目的和意义,才能让比较文学研究脱离“贫困”。     

多元文化与比较文学的发展

为了世界的多元文化的发展,为了世界不至为一种霸权文化所覆盖,我们需要不同的制衡。不同的制衡需要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之间需要沟通、对话、互相宽容、互相支持、互相吸收。比较文学的目的在于跨越文化,跨越学科,让人类通过文学互相交流、互相对话、互相理解,共同创造一个不同文化共存和互补的和平新时代。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