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爱叙事:文学史意义上的价值建构——论中国文学史上三次性爱文学创作浪潮

性爱作为一种基本的生命体验存在于人类的生命过程中.每当历史转型、秩序变更之际,性爱价值观的"革命"常常成为思想启蒙和文化变革的催化剂并被转述在文学创作中.中国文学史上性爱文学创作曾呈现出三次浪潮阶段明清之际;"五四"时期;20世纪90年代.本文对三次性爱文学浪潮的历史文化语境、性爱话语的生成机制、时代的道德价值理念以及性爱文学的艺术表现形态进行了审视和阐述,试图从文学史的意义层面发掘其具有价值建构性的因素.     

启蒙策略的调整与文学的变迁——从《安徽俗话报》到《新青年》

发生于中国20世纪的现代思想启蒙并非是一个均质性的概念,而是受制于中国自身不同的历史语境,形成一种流动性.由启蒙先驱陈独秀创办的两份重要报刊《安徽俗话报》和《新青年》,历史性地透视出中国现代启蒙思想所发生的这种时代性变迁,前者以"开启民智"为职志,后者以"唤醒青年"为己任,这种启蒙策略的历史性调整也使内生于启蒙思潮的"文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与五四思想启蒙的历史个性相一致,革命后的新文学在与知识阶层达成精神同构的同时也与普通民众疏离,使自近代以来由"启蒙"聚拢起来的"文学"与"民众"的亲密关系在"五四新文学革命"后再度分裂.但是五四新文学与民众的疏离状态正是启蒙思想共同体的凝聚期和现代价值的建构期,五四启蒙的巨大历史价值即在此.     

"启蒙"语境里的"审美"艰难——论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文学变革的价值取向

以梁启超为切入点,从近代"启蒙"的思想来源、文化语境、审美迷思以及"民族-国家"书写等层面,对中国近代文学变革"启蒙"与"审美"价值取向的矛盾性进行再解读:在"启蒙"的语境里,文学的"审美"追求遭遇时代的艰难.     

性爱文学:在中西比较中阐释

性爱是人类基本的生命体验形式.性爱文明的缔建取决于一个成熟、健全的文化语境与发展机制.中、西性爱文化呈现出不同本色和发展进程:前者基本上是在道德意识形态严格制导下的一种单线延展,后者则是在或对立并举、或抑扬有致、或多元兼蓄的形态中发展."性爱"也是古今中外文学创作的永恒母题.西方的性爱文学创作往往超逸出既定文化的视域、在符合文学创作本质的方式中不断调整、演变并在一种颇具变革性张力的形态中运行.中国性爱文学则基本与性爱文化取同步发展态势,具体呈现出明清之前、明清之际、20世纪初期和末期等三个不同阶段.从共通性层面审视,中、西性爱文学可分为激情之性爱、浪漫之性爱、融汇之性爱、异化之性爱、不伦之性爱等五种叙事类型,文章对此进行了艺术评析和文化阐释.     

启蒙主义语境中的存在主义选择——论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的历史文化语境

从五四伊始有关现代性的话语建构都和启蒙语境紧密相连,在20世纪中国"启蒙"与"现代性"具有价值目标的一致性。而存在主义蕴含着启蒙主义的基本价值维度——人文主义的话语诉求,因而成为20世纪中国启蒙主义的结构性要素。显然,从存在主义之维介入人本主义之域是理解文学启蒙叙事的要径。20世纪中国的存在主义文学大致历经了五四时期、40年代左右、80年代以来的三次创作高峰,并呈现为"文学与个性独立"、"文学与自由诉求"、"文学与本体性存在的体验"的历时性阶段。质言之,在启蒙主义语境中把握存在主义文学的生成和演化进程,并将其视为一种世纪性的文学思潮正是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的逻辑发展所致。     

精神生态视野中的20世纪中国文学

从精神生态视角关注20世纪中国文学,属于精神史研究的范畴。从隐喻的意义层面,肺结核、疯癫、阳痿分别构成了20世纪不同历史阶段中国社会精神生态的典型病相,通过这些典型病相研究,可以发现20世纪中国社会精神生态的某些特征和侧面:肺结核病在文学作品中的大量出现和写实性病相描写,赋予这种病症一种更为深刻的社会文化思想的本质性内涵,隐现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压抑、黑暗、寒冷的社会精神状态;疯癫是一种精神畸变和异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疯颠”,主要有两类:被现存文化秩序“命名”的疯癫和自我“命名”的疯癫即“佯狂”。疯癫作为一种精神畸变,隐喻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封建文化的非人道本质和20世纪中国启蒙思想的悲剧性历史境遇;性与政治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呈现为复杂的逆向关系,大量“阳痿”形象的出现,在20世纪下半叶极“左”时期专制主义文化中,成为特定历史语境中“乌托邦”政治的同构语。肺结核、疯癫、阳痿,作为“身体政治”,共同建构了20世纪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价值走向,以及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生态的某种历史真相。     

香港文学对于"重写"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意义

在1980年代后中国内地"重写文学史"的学术格局中,香港文学的历史存在潜在而强烈地影响着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建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较具包容性的社会空问接纳的左右翼文学格局挑战了以1949年为界形成的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分期;1970 年代后的香港文学与香港稳定的多元价值社会结构相呼应,以其在全球性背景下开始的多元化进程和雅俗课题上的突破揭示出20世纪后30年中国文学的整体性.这些都根本性地拓展了中国内地学术界建构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思路,使之得以摆脱"中原心态"、"启蒙思路"等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遮蔽,建立起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文学互为参照的格局.     

文学消费与20世纪中国文学——以长篇小说为例

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生与发展,都是在文学现代化的另一个维度——市场文化和文学消费的语境中进行的.因此,文学生产与读者消费诉求的关系,作家作品在文化图书市场上的命运,文学的消费价值,成为全面而客观地考察和评价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视角.本文着重以最具有图书出版物特性、与大众读者文学消费最为密切的长篇小说为例,宏观考察各个历史阶段文学消费与文学存在和发展的关系,试图敞开一直被意识形态或“纯文学”的文学史所遮蔽的20世纪处于文学生产与文学消费现实关系中的“文学事实”,凸显时代社会的经济体制、传媒出版、大众读者、图书市场对于20世纪文学生存和发展的制约与影响,以期建立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新的评价标准,即在确立文学作品的价值时,将社会的影响和读者的文学消费状况作为评判的一个重要维度.     

文学审美者的审美救世之途--论现代中国审美文学批评的学理特征与功能悖论

中国现代审美文化批评,自它形成之初,一直受到西方近现代艺术哲学,特别是康德、叔本华,以及博克、布洛、克罗齐、谷鲁斯等审美经验主义和艺术形式主义美学理论的影响.但是,在现代中国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生成的审美文学批评,又受到中国的、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多重语义制约,逐渐形成"中国式"的文学审美论.文章认为,现代中国审美文学批评的学理特色在于文学审美的大众普适性,文学审美的超功利机制、文学审美的潜在社会功能.进而,在现代中国文化语境中,评析了审美救世在政治革命、思想启蒙这两种文化思潮之外的多种文化意义,并结合20世纪人类技术文明时代艺术"自为"的全球性文化语境,评析现代中国审美文学批评的功能悖论.     

梁启超群治文学观初探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文化转型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20世纪初期,梁启超引进西方文化观念,首倡近代多种文体的革新,提出了著名的"群治社会构想",反映在文学思想上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即聚合现代民族精神,展示历史进化趋势,"言文一致"语体风格和构建市民文化空间。梁启超"群治"文学观的提出及其有益实践对启蒙国人思想、推进中国文学发展和社会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     

道家文化与"人的文学"观

中国现代文学革命是一场文学变革运动,这决定了现代文学观念必然以"人"作为视域核心.以人为中心的启蒙语境,"人的文学"观的强调,理性与情感的调和,都与道家文化一脉相承.     

怎样认识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我的"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整体观及其"四阶段论"

在宏观的历史视野下,20世纪中国文学先后掀起了四次文学潮流,即"清末民初启蒙主义(思想)改良主义(语言)文学新潮"、"五四新文学潮流"、"工农兵文学潮流"和"改革开放新时期文学潮流",彼此各有特点而显出其不同的阶段性,但都共处于"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总体之中,有着共同的对于科学、民主和人的解放不断追寻的现代性特征;其中"五四新文学潮流"及其传统的接续,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具有特别重要的革命意义,不仅规范着"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总体方向,也标示着它启蒙主义、民主主义的基本性质.回顾一个世纪的文学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源于启蒙,兴于启蒙,衰于脱离启蒙向"政治文学"的演变;取得经验教训之后,最后又回归启蒙,复兴于启蒙和科学民主的继续追寻.这样看取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才能深刻认识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演变的规律性及其经验教训,正确把握其主体倾向和基本性质,将我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的认识和研究大大深化一步.     

启蒙的迷津——传统道德的现代化及其文学问题

传统道德现代化是百年中国文学的核心命题.自五四文学革命以来,中国文学的传统叙述,一直笼罩在启蒙主义线性时间哲学虚构的社会"发展"神话与历史"进步"理念当中.这种启蒙的思想意理,造成中国作家对传统的理解和把握,存在着政治化约的简单化行为;作家们主要从社会系统而非文化系统来看待传统、决定自己对传统的态度,背离了启蒙作为文化系统工程的主旨.当下中国文学的传统叙述,需要反省五四启蒙主义的缺失,回到现代人文理性的"新启蒙"立场上来,重新建立一种具有"当代"和"中国"气象的审视传统的思想视野与方法.     

五四启蒙运动与文学变革关系新论

五四启蒙运动既受惠于欧洲运动 ,又以其对文艺复兴时期乃至 19世纪诸多文化思想的共时性吸纳与之有别 ,这是中国新文学获得新生的前提与价值所在。五四启蒙运动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变革塑造了新型的历史主体 ,提供了具有结构张力的精神场域和可供借鉴的多元性文化资源。然而中国新文学主体的自觉和文学相对独立性的实现 ,却并非产生于这一启蒙运动的高峰而是在其落潮之时。正是在落潮的过程中 ,被忽略乃至于被压抑的文学性才冲破理性等的束缚 ,获得了正当的存在理由 ,并散发出艺术和美的光辉。     

文学价值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

文章运用文学价值学、美国文学理论家阿布拉姆斯艺术四要素和刘若愚艺术过程四阶段理论,结合中国20世纪历史文化境遇和西方文化、诗学的影响,对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的社会政治意识、精神启蒙、审美感悟、语言形式、学理认知诸价值取向及其相互关系作了总体考察,为学界深入探讨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价值取向问题提供了逻辑起点和理论框架。     

《新青年》模式与文学研究会的生成

20世纪初,文化思想杂志《新青年》和纯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具有文化现象的同构性。在其彼此相互联系与共同的文化语境中,创造了现代群体生成的许多可以运作和实践的模式:诸如刊物组织模式、“运动化”思想启蒙模式、精神矛盾悖论模式、现代公共空间模式等。他们不仅仅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社群生成、聚散的文化内涵,而且有现代文学史研究中的文化、文学价值重估的意义。     

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整体批判

20世纪90年代文学作为一个独立断代,其意义和价值,尚未得到文学理论批评界的深入研究。20世纪90年代文学对于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整体性的农耕书写特征、整体性的启蒙叙事、革命叙事困境,具有主动性反拨的意味。重新认识20世纪90年代文学,我们可以梳理出三种叙事走向:探寻古典文化、皈依身体性属和走向民间话语。20世纪90年代,作为20世纪的"末世",其文学短处和它的成就一样鲜明,对20世纪80年代的厌弃(包含对20世纪80年代对五四文学的高扬策略的厌弃),使它带上了无起点又无终点的"世纪末"色彩。     

古代“神话”与现代启蒙的遇合──中国现代文学对古希腊文学的译介与借鉴

20世纪中国文学并不乏对古代希腊文学的研究和借鉴,但由于文化历史的隔膜,现代中国作家对古希腊文学保持着少有的冷静和距离。事实上,中国现代文学与古希腊文学之间无论在理论观念上还是在创作实践上都存在着某些联系,这是一种文化影响和文学承传中的不自觉的通合,这种通合从译介与接受、理论批评与建构以及创作趋向诸方面显示着古代希腊"神话"与中国现代文化启蒙之间潜在的对话状态。     

论“红色经典”的经典性意义和经典化定位

"红色经典"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一种文学经典化的历史遗产。对"红色经典"不能拘限于所谓"政治意识形态工具化"的简单化指认而放弃应有的学理评判。本文将"红色经典"置于"现代性"语境和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流程中进行考量和审视,从恒态经典与动态经典、文学经典与文学史经典以及经典的艺术价值与审美价值等三个话语关系层面对"红色经典"辨析和阐释,既确证其"经典化"的价值合理性又确认其创作中艺术本体性的某些缺失。     

新世纪中国文学与文论发展前景展望

20世纪中国文学与文论由于偏离民族文化的源流,在欧美文学理论的强力挤压下近乎"失语".本文通过历史分析的方法探讨新世纪中国文学与文论的发展策略和前景展望,即立足民族传统文化基石,批判性借鉴外国文学理论,兼顾全球化语境文化氛围,以民族性、原创性和现代性原则、以宽容的文化心态和普世性价值观重构当代中国文学理论体系,重塑民族文学新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