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曲终奏雅”到“发端警策”——论献、考制度对赋体嬗变之影响

在赋论史上,有两则文献颇有意味,一是《汉书·司马相如传》所言“曲终奏雅”,一是《唐摭言》卷八所载李程省试《日五色赋》中状元故事的“发端警策”,二者即“曲终”与“发端”的区别,因皆非单纯的文人创作,故而与文制发展紧密相联.从创作论看中国古代文体的形成,辞赋经典文本的树立,常与限制性写作的规范相联系.质言之,汉代献赋之功用限制与“曲终奏雅”文本形成相关联,而唐宋考赋之技艺限制则决定了“发端警策”文本特征的形成.例如献赋与考赋采取经义之方式的不同,就可印证其“曲终”与“发端”的文本差异,其中取辞与取题之不同,融织经义与点破经题之不同,以及隐用寄讽与直用称颂的不同,其义彰显.必须指出的是,献赋与考赋虽均归文制范畴,然其限制性创作对赋体的影响,则往往溢出文制,而表现出更为普遍的意义.     

从赋税之“赋”到登高能“赋”——追寻赋体发生的制度性本原

作为文体的赋字,其意义的生成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一方面,以贡赋为主要义项,赋字从一开始就是具有制度性的内涵;另一方面,王命使赋的赋政活动,又使赋具有了作为言说方式的直陈其事的意义。从瞍赋到赋诗断章,赋一直在直陈的意义上作为一种制度性的言说方式被频繁使用。最后经过登高能赋阶段的发展,赋在直陈的制度性言说方式之外,又兼有了属文造辞的创作之义,并最终演化为指代其语言成果的文体概念。通过屈原与荀子的创作实践的推动,作为文体之一的赋终于开启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发展之路。     

“解镫”：从诗格理论到赋学批评

“解镫”源于生活现象,过渡到军事术语,有解除马镫暂歇、延缓之意。后经诗论家撷取其延伸意于诗学病犯论中,旨在厘正五言诗创作节奏板滞、韵律单一的弊端,“解镫”成为初唐颇具影响的批评理论。随着科举试赋盛行,“解镫”由诗格范畴向赋学批评迁转,变成律赋创作中用一联隔句对解决两个限韵字的特殊形式。“解镫”韵作为一种批评方法,在赋学创作中呈现出较强的指导性与实践性,为律赋实现声韵与节奏的谐协提供了理论支撑,进而推动律赋的发展。唐抄本《赋谱》是最早探讨律赋“解镫”韵的赋格论著,标志着“解镫”由诗学概念进入赋学范畴。     

科举试赋:由才性之辨到朋党之争——以唐宋两代为中心的考察

科举试赋始于唐朝,起初以"赋兼才学"为核心,经学家、古文家、辞赋家讨论的是辞赋取士能否为国家择选真正的饱学之士.然而从唐代中后期至两宋,尤其是随着政治层面党争的加剧,文学意义上的辞赋取士与经义取士衍变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使得试赋之争具有浓厚的意气之嫌与党争色彩,由此辞赋的创作就不单纯是辞赋"因体代变"的纯粹文学意义上的变革,而具有了时代思潮、政党之见、君子小人之辨的政治品格.唐宋两代的科举试赋只有从这个维度上去理解,才能阐发其中的历史流变和时代特征.     

从乐制变迁看楚汉辞赋的造作——对“赋者古诗之流”的另一种解读

汉武帝时立乐府之制与献赋之风有着内在的联系,乐制思想的象德缀淫与辞赋创作的欲讽反劝也是一致的。从历史上看,孔子倡导“思无邪”、反对“郑声淫”,是对乐制和诗教的要求,而从殷商的《桑林乐》到战国楚人的《好色赋》,正显示了继“郑声”而归“雅正”的思想演变。汉代乐府的内廷娱乐性质与象德缀淫思想的矛盾,辞赋创作欲讽反劝的矛盾,均在乐制的变迁中得以展示。     

从遣唐使船到唐商船——9世纪日中交流的演变

在古代东亚地区,7世纪至9世纪中叶持续二百余年的遣隋使、遣唐使制度,是中国文明向周边诸民族传播的典型体现.尤其对古代日本国家的政治、社会、文化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从歌功颂德到体物写志的嬗变——论汉至建安咏物赋的意义转变

中国辞赋文学以散体大赋为正宗,而以短篇小赋为别体.汉末建安之际赋体变革,咏物赋篇数增多,多为短篇且富有文学情趣,成为赋体文学发展史中的奇葩.汉代咏物赋在创作主旨上呈现出歌功颂德的倾向,辞藻华丽,而在东汉末期咏物赋开始向抒情的楚骚传统复归,形式短小,这种端倪在建安时期得以成熟,真正走向了体物写志,呈现出题材多样化、描写通俗化、语言口语化、审美抒情化的特点,成为赋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试析中国传统农业文化对苏轼文化品格的影响——从《前赤壁赋》看

文学作品是对社会生活形象反映的产物,更是作家文化品格的体现.通过对《前赤壁赋》的分析,探究了中国农业文化对苏轼文化品格的影响,指出苏轼具有的实用理性精神、"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念、情景交融的审美追求、"恒常"与"变易"的辩证思维等是受中国传统农业文化影响的结果,从而为阅读和欣赏古典文学作品,继承和发展民族新文化创造条件.     

张弛有度 收放自如——从翻译规范论看《前赤壁赋》杨、戴译本

文章从切斯特曼翻译规范论的视角对《前赤壁赋》的杨宪益、戴乃迭译本进行解读。研究发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本着忠实传达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主要采用的翻译策略是异化法,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期待规范;而在传达原文的意思和处理译文的逻辑衔接关系时,译者既能做到忠实传达原文大意,也能充分考虑目标语的文本语言规范,符合专业规范的要求。同时,译者在翻译活动中也发挥主观能动性,能够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调整翻译策略与技巧,打破特定规范的限制。     

登高之作的里程碑——谈王粲《登楼赋》的文学地位及影响

王粲的《登楼赋》可谓我国古代登高之作的里程碑。它是登高文化兴起的奠基之作，古代文学史上第一篇有影响的登高之作；几乎涵盖了历代登高之作的思想内容，是其后文人登高抒怀的母体；体现了古代登高之作的最高艺术成就。充分认识这篇抒情小赋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无疑有重要意义。     

从“不羁”到“逍遥”——试论向秀山阳之行及《思旧赋》的心态史价值

在魏晋辞赋文学中,《思旧赋》乃是竹林文学的最后收束。向秀山阳之行有着意味深长的生命仪式的意蕴,其嵇、李并提所体现出的生命哲思,透露出由魏入晋士人从不羁走向逍遥的精神世界的裂变与调整,在魏晋士人心态史上有着值得深究的重要意义。     

论国学修养与旅游审美情趣——以《前赤壁赋》为例

国学修养的高低与一个人旅游审美情趣的雅俗密不可分,息息相关,上乘的旅游审美活动离不开旅游主体自身渊博、高雅的国学修养。国学修养是提升旅游主体旅游审美情趣的必修课。     

帝国秩序与文学关系——前《楚辞》时代屈原赋的传播、诠释与接受

长期以来,屈原赋成为聚讼之的,关于作者、作品真伪争论不休。回到历史场域,坐实早期屈赋接受史,有利于避免在原始材料不足的情况下各说各话,臆测推论。该文从学术史角度,界定概念,正本清源,从最初楚文化的政治影响以及刘安、司马迁对屈赋人、文不同侧重关注与诠释内容,讨论屈赋传播所反映的帝国秩序与文学关系。依据史料,我们可以肯定刘安为《离骚》作传,但通过文本细读与社会学分析,可以发现他的《离骚序》是以意逆志,为我所用,完全是道家的内涵。司马迁以文传人,做到了知人论世。但与其说他是在写史,不如说他在诠释屈赋。诠释过程中挖掘屈原非儒非道的怨愤态度,是对人生的质疑,也是司马迁独立思考与个性体现。虽然他们的诠释存在不足,但与大汉帝国秩序密切相关,他们开启了后世屈赋(包括《楚辞》)研究的路径与方法。     

从军事重镇到工商重镇——重庆城市发展轨迹研究

隋唐重庆城是一个地区性的政治中心和军事重镇,至宋代生产力有了发展,开始向人口密集、商业繁荣的城市渐进。其功能由以军事政治功能为主开始向包括商业功能在内的多种功能发展,重庆城市化过程由此开始。开埠后的重庆,城市发展迈出近代化的步伐,其贸易兴盛,规模不断扩大,地位不断提高。     

从挣扎到屈服之路——唐婚恋传奇中男性形象分析

唐婚恋传奇所展示的美好爱情中,男性形象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大唐多元开放的文化氛围,使男性可以放胆与各种身份的女子发生丰富多彩的浪漫爱情故事,但当落实到婚姻上,无不陷入了心灵追求与社会规范即情与理的矛盾之中。尽管他们挣扎过,但最终都屈服于强大的社会压力,故事往往也以悲剧告终。造成这种悲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男女性格方面的负面因素,更有科举考试、门户偏见、等级制度、父母婚姻包办等方面的强大压力,故而他们在丧失了爱情的同时又承受着婚姻的不幸。     

从“太子读本”“诸侯读本”到“天子读本”——论《七发》《子虚赋》《上林赋》对刘彻的精神影响

刘彻"为太子闻乘名",一即位就"征乘",表明枚乘作品曾给刘彻带来特别的阅读体验。《七发》对楚太子宫闺生活的批判以及阐扬知性生活的主旨,显示出作为太子精神读本的意义。《子虚赋》为司马相如在梁府时所作,表达出劝诫藩王禁淫守职的时代要求,堪称为"率多骄淫失道"的诸侯精神读本。《上林赋》对天子校猎至壮的铺叙,对天子往而知返形象以及大一统文化中国形象的描画,诸如此类,堪称为"明天子之义"的天子精神读本。刘彻由太子时对《七发》的阅读到建元三年(前138年)前后对《子虚赋》《上林赋》的阅读,构成了由"太子读本"到"诸侯读本""天子读本"的阅读史。在初为天子的第一个六年中,刘彻遭受了以儒学建元的失败,但以不自觉方式拉开了以大赋建元的时代大幕。     

从天文到人文——汉唐长安城规划思想的演变

城市是文化的载体 ,都城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文化风貌的体现。汉长安城法天象地 ,焕若星辰 ;唐长安城周易礼制 ,政通人和。其规划思想反映了从天文到人文的转变 ,前者敬“天道” ,后者重“人事”。     

从阮籍到陶潜——晋人饮酒风气之演变

有晋一朝,从阮籍到陶潜,士人饮酒蔚为风气。随着时代的推移,士人饮酒的实质亦有所改变。简言之,魏晋之交,士人饮酒以避祸;西晋及东晋初期,士人饮酒以求名;东晋中后期,士人饮酒以达生。     

从林震到小林——略论当代文学中知识分子形象的演变

知识分子是作家们持续关注的对象,随着时代环境的改变,当代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也发生了变化：从50年代执着于理想的挑战者林震,到70年代痴迷于事业的奉献者陆文婷,再到80—90年代向世俗妥协的庸碌者小林。揭示这种变化对知识分子认识自身具有启迪意义。知识分子形象演变的原因可归结为两大方面：一是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出现危机,二是作家叙事伦理的悄然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