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与中国教育的近代化

洋务运动在促进中国教育由传统封建制教育向近代化西式教育的转变中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不可低估。其改革科举制度、创办新式学堂等措施 ,开创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先河。同时也为中西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打下了基础     

简论西方女学对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影响

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变迁与西方女学的传入密切相关。以西方女学的传入为视点 ,不仅梳理出中国女子教育的近代化历程 :西方女学传入的肇端与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孕育、西方女学制度的传入与中国近代女学的兴起、西方女权思想的传入与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制度的确立、男女同学教育的传入与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发展 ;而且对每个阶段西方女学传入的特点及其意义进行了总体的把握 ,进而展示了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全过程     

清末商部与近代实业教育的兴起

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在中央创设商部负责振兴工商实业经济。商部成立后，采取了一系列的发展近代工商业经济的措施，其中，大力倡办近代实业教育，培养实业人才是重要措施之一。商部主导倡办的近代实业教育影响深远，对中国传统经济向近代工商业经济转型意义十分重大。     

中国近代逻辑学教育的几个问题

在中国近代教育体系建立与发展过程中,不同类型的学校对逻辑学教育给予了充分重视,是中国近代学校教育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传播近代新学,培养和造就一代新人产生了积极影响。中国近代逻辑学教育在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和师范教育中有其独特的内容与特点,对推进近代教育体系和教学内容的完善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基于逻辑学在知识体系中的基础地位,在中国现当代教育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逻辑学需要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中国近代早期教育思潮考察

中国近代教育思潮以龚自珍、魏源的实学教育思想为其嚆矢,洋务教育思潮为其启始,维新教育思潮对其推波助澜,教会教育思想对其催化激励,清末新政将其推向高潮,辛亥革命则带来资产阶级教育思潮的争奇斗妍,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新教育体制的建立,预示着中国近代教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近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研究综述

随着近代女学的创办,中国才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女子教育.近代中国女子教育是近代中国社会中一个特殊而又重要的方面,本文从中国近代女子教育、教会女学及外国对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作用等方面,对近十年来发表的研究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成果进行了梳理、综述.     

中国近代教育科学精神的缺失及原因探析

中国近代学校科学教育是中国教育近代化的重要内容,但科学精神的缺失是中国近代学校科学教育的致命弱点。探其原因,近代学校科学教育的产生动因是科学精神缺失的直接缘由;畸形的科学文化理论构建是科学精神缺失的深刻缘由;传统的治学方式是科学精神缺失的重要缘由。     

美国传教士与中国近代学校教育

近代美国来华传教士在中国积极从事教育活动,他们开办的教会学校把欧美先进的教育体制输入中国,其先进的办学方式、崭新的课程设置、高效率的管理机制,冲击了衰朽的中国传统教育制度,充分显示出先进文明的魅力。教会学校实际成为中国近代化学校教育的模版,并为中国培养了大批近代新型的知识分子,美国传教士对中国学校教育近代化的贡献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赤峰地区近代教育的发展及其启示

清末新政期间的教育改革,大大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赤峰地区虽然地处边僵,但近代教育起步较早。本文通过对赤峰地区近代教育发展状况的梳理,来分析其对当今教育发展的启示。故对近代教育的发展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中国近代教育思潮引论

目前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史的研究,与整个中国教育思想史的研究一样,大体停留在将一个个教育家依次展现给读者,他们之间各自孤立,缺乏联系.这种研究难以反映一个时代教育的特征以及所讨论的教育中心问题,也不容易总结出其内在的发展线索.研究近代教育思潮,就是要从整体上把握教育思想发展的历史,探清其发展演变的脉络,以有助于推进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史的深入研究.     

黄帝文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黄帝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黄帝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活水。研究黄帝文化,传承黄帝文化,弘扬黄帝精神,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研究黄帝文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系,对黄帝文化的发展历程与内涵等进行研究,认为黄帝文化指的是黄帝族创造的并经后世传承、阐释和重构的文化,黄帝文化与中华民族相生相伴,双向互动。中华民族经常处于多核凝聚的状态,以黄帝文化为基础、包容了各民族文化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源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导性价值观,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资源,而黄帝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精神滥觞于黄帝时代,发端于黄帝文化,“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黄帝精神,符合时代需要,是复兴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黄帝文化是中华文化之源、中华民族之根,欲复兴中华民族,必先复兴中华优秀文化;欲复兴中华优秀文化,必先传承黄帝文化、弘扬黄帝精神。     

论司马迁的黄帝观

司马迁撰写《史记》,以黄帝为首,其中体现的黄帝观影响后世深远,值得专门研究。学界研究黄帝,多以司马迁的记载为基本材料,但目前尚未见到专门研究司马迁黄帝观的论著。根据司马迁《史记》文本,从材料出发,用历史学方法归纳、概括司马迁黄帝观的内容,分析和揭示其背后的历史背景和条件,有助于今人科学认识历史上的黄帝观。研究认为,在司马迁之前,黄帝只是神话传说,司马迁一变而为正史实录,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文明起源的书写形式,完善了中华文明史系统;从司马迁描写的黄帝看,黄帝实有其人,有家有业,有家人,有后裔,而且有生有死,“黄帝崩,葬桥山”,传说中的人物由此变成了客观存在的历史人物.而和司马迁同时的汉武帝却惑于神仙方术,相信黄帝铸鼎飞升;司马迁的黄帝观以理性的描述内容,抑制了当时一些人神秘化历史人物的消极倾向.司马迁在描述中还隐含了道德史观在内,在他看来,黄帝之所以做出了杰出历史贡献,是因为黄帝“修德”;所以,司马迁表彰黄帝就在“彰明德”。这一观念,延续了西周以来的道德史观传统,更加凸显了道德在历史上的作用。     

西安杨官寨遗址是应确定黄陵祭祀为“国家公祭”的考古学主证?--论黄陵墓主即西安“黄帝都邑”杨官寨遗址族群盛期的首领

在古今黄帝及其文化研究中,从无人认真地把“黄帝都邑”与西安正式联系起来;也从无人认真地把西安之“黄帝都邑”作为陕北黄帝陵历史真实性的考古———历史学证据。随着西安杨官寨遗址(以下简称“杨址”)出土且被确认为“黄帝都邑”,以及其盛期首领即“第一届黄帝”为陕北黄帝陵的墓主,这种情况彻底改变。这不仅是黄帝及其文化研究中的质变突破,而且实际也是中国文明“探源”研究的质变突破。本文将在此前相关拙论的基础上,聚焦黄陵墓主为西安“黄帝都邑”杨官寨遗址族群盛期首领即“第一届黄帝”,从而证明杨官寨遗址是应把“黄陵祭祀”确定为“国家公祭”的考古学主要证据。     

《海经》“群帝”考

通过对《海经》中所载"群帝"或"众帝"的名称及其谱系的分析,认为黄帝、帝喾、帝俊、帝舜实为一人,乃是上帝;帝鸿即帝尧亦即太皞、昌意;少皞即帝挚,亦即《海经》中的戏,他应该是帝尧之弟继帝尧为帝者,《世本》《史记》中说他是帝尧之兄的说法不可靠;韩流为《竹书》中的帝乾荒,曾继帝挚为帝;帝丹朱即驩兜、驩头、讙头、讙朱,是帝颛顼之子而继颛顼为帝者。帝尧、帝挚、帝韩流、帝颛顼、帝丹朱是唐虞时代的五位帝王,一代为兄终弟及,其余为父传子,先秦所谓的五帝时代、唐虞时代是相同的概念。"五帝"传说是真正的古老史传,并非战国时人的杜撰,也可以证明战国时代儒、墨所谓"尧舜禅让"的说法根本是子虚乌有。     

论隋炀帝的文学思想

据现有文献资料梳理出隋炀帝文学思想的内容,并对隋炀帝文学思想的渊源作了探寻,在此基础上对隋炀帝文学思想作出一个基本评价.本文认为,在隋炀帝的文学思想中表现出1.隋炀帝对文学作品审美价值的评价标准是高指标的.2.隋炀帝对文学创作的评价完全是文学意义的,这是与齐梁以来文学与政治、学术分离而各自建立起不同评价体系的传统认识相吻合的.3.隋炀帝对文学创作评价的标准中无地域文化限制,却更渗透着多种文化因子融合的意蕴,眼界是宏阔的,有一种跨时空的襟度.本文提出:1.隋炀帝文学思想是萧梁时期刘勰等折中派和萧纲等新变派文艺思想的再融合.2.隋炀帝"非轻侧论"具有积极的文学思想内涵.3.隋炀帝的文学观,或说他的相关于文学创作的思想和主张,是建立在他的文学创作实践基础上的,同时亦得益于他的融通南北不同文化因子与不同文化传统于一体的文化旨趣和文化构想.     

春秋及其以前舜帝传说新考

考察孔子同时或以前的人物的言论,可以看出春秋以前的舜帝传说情况,主要是:至迟在西周穆王时已有人谈论舜帝,而舜帝传说其实在周武王时已经兴盛,而且此前还隐约可考,它与舜裔的势力兴衰和世系的详略成正比关系;虞幕是有虞氏之祖,应是颛顼之后,舜帝后裔自认黄帝为高祖的铭文可作确证;舜帝已是明德圣君形象,受三代王朝尊崇,禅让说和逼篡说都未出现,但禅让说更符合传说的原貌;九疑山舜陵在春秋时已经存在,其形制为楚章华台所仿照,与《山海经》和马王堆地图相合。     

“五帝新说”引发的困惑——向“五帝新说”诸位老师请教

"五帝新说"有两种说法。其一曰:所谓五帝,实际只是"尧舜二帝"。其二曰:根据对《山海经·海经》的研究,认为五帝不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真正的五帝是:帝尧、帝挚、帝韩流、帝颛顼、帝丹朱。所谓五帝时代与唐虞时代是同义词。由此引起笔者许多不能理解的困惑。     

儒生与西汉中后期社会批判思潮

从武帝未年开始，国家出现了政治危机，随着对武帝政策全面检讨的开始，在官的儒及时而大胆地对现实政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进行有力的批评，形成了一股持续上百年的有力的社会批判思潮。批判的主要内容是武帝政策的失误，元帝时宦官专权，成帝，哀帝时的外威把持朝政，君主的沉湎女色，以及吏治的严酷残暴。这批批判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但学术界对此至今未有充分的认识。     

先秦诸子的黄帝观

被尊奉为华夏人文始祖的黄帝,其真实的历史面貌若隐若现,需要深入的探究。先秦诸子有关黄帝的史事和传说的论述,对了解黄帝的历史真象是很有启发的。在先秦诸子的眼里,黄帝是上古时代的帝王之一,黄帝时代已进入了文明社会,礼乐文化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汉武故事》作者与成书时代辨析

自唐代始,班固、王俭为《汉武故事》作者两说并行,然两说均难以成立。自宋以来,刘弇等据《故事》中“今上元延”之语断定其作者为西汉成帝时人,此说亦非;盖“今上元延”之谓乃《故事》抄引前人著作原文的遗迹。从《故事》中“汉有六七之厄”、“代汉者当涂高”的谶语和潘岳《西征赋》化引《故事》典故等情况综合分析,《故事》的成书时代应在东汉献帝时期,其作者是一位看到汉家气数已尽、对汉家江山仍有些许留恋的文人,而非亲曹派的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