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腐败行为的社会心理透视

“权力腐败”是一种出于私利而对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它是世界各国政治机体中普遍存在的毒瘤,直接威胁着全球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稳定。社会心理因素是导致权力腐败的直接内在原因,从心理的层面上透视腐败行为产生的原因,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和治理各种权力腐败现象。中国社会中存在的腐败行为可分为集体腐败、群体腐败和个人腐败。权力腐败行为的社会心理,在最终作出腐败行为以及在整个社会上导致腐败现象严重恶化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催化作用。它通过心理互动、心理沟通,使各种消极的社会心态和腐朽思想不断滋生蔓延,从而形成一种共同的心理尺度和社会心理环境。因此,要把反腐败斗争落到实处,必须注意消除种种导致腐败行为最终发生的“腐败心理”。     

一类不可忽视的腐败现象——准腐败现象透析

本文对“准腐败”进行了定义和剖析,从准腐败的视角对腐败现象进行了揭露,阐释了准腐败的特征、危害、原因,以及打击准腐败所必须采取的措施。     

炫耀性腐败透视

从微观行为的角度来看,所谓炫耀性腐败就是公共部门或公职人员滥用公共权力、挥霍公共资源以满足炫耀性需求的行为.炫耀性腐败的行为特征呈现为炫耀性腐败行为的日常性、炫耀性以及灰色性.要从多个层面进行综合治理炫耀性腐败:加强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警惕炫耀性腐败认同感的蔓延;完善社会监督机制,建立以社会为中心的国家反腐败体系;强化人大预算监督和控制功能,健全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着力推进行政务公开,使政府运作规范化、透明化等.     

试析腐败行政规模弹性之富有定律

腐败的程度是与行政规模的大小紧密联系的.腐败促使行政人员过快增加,而行政人员过快增加又迅速推进腐败.腐败状况的变化和行政规模的变化是同方向的,富有弹性是腐败的行政规模弹性的定律.基于这一定律,如行政规模缩小,则可使腐败迅速弱化.因此,严格控制或减少行政机构和行政人员,是反腐、防腐的迫切要求.     

腐败的成因及其治理的经济分析

本来,腐败(本文专指“官员腐败”),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现象。不过,就中国而言,处在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腐败自然成为突出问题。于是,有必要认真分析腐败的成因,以便弄清如何才能卓有成效地治理腐败。为了简便,本文仅分析官员的经济腐败。在此基础上,对于官员的政治腐败、生活     

论教育腐败

教育腐败现象是当前社会关注和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本文在概述教育腐败涵义的基础上,分析了教育腐败的主要类型和特点及教育腐败的产生原因和影响因素;并进而从教育与腐败的关系视角,提出了进一步研究教育腐败防范对策和惩治措施的构想.     

非典型腐败及其制度治理

基于生发的场域视角,非典型腐败主要包括政治域的隐匿权威、法律域的立法腐败、经济域的信息腐败、社会域的语言腐败、学术域的学霸腐败和艺术域的权威腐败。本质是民主政体和市场体制不完善及相应制度规范缺失状态下权主为个体或集团利益实施的一种滥用公权、私权和共权侵占公共利益的行为,且具有隐蔽性、全域性、泛权性、阶段性、群体性、相生性、致损性等行为特征。非典型腐败的动力机制可解构为其生发运行的人性基础、内生力量、心理基础、社会条件、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和制度条件。从体制转轨角度看,大量存在于夹缝中的制度租金不但诱发了寻租行为,而且因以权力粗暴干预市场为特征削弱了治理寻租的正当性,也为非典型腐败的形成提供了条件。相对于权力治理,非典型腐败宜采用制度治理。以制度约束权力,建立对市场和个人权利的尊重,重塑社会治理结构;制度供给及时响应制度需求,消除制度租金,并坚持以市场化为制度供给的基本导向;强力反腐,制造“奥尔森震荡”以改变反腐制度的演进路径,推动反腐制度变迁退出低效路径依赖。     

政府官员腐败行为的决定机制--对寻租腐败与代理腐败的数理分析

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分为代理腐败和寻租腐败两种类型,通过建立博弈模型,可以运用数理模型分析影响两种腐败行为的相关因素.要遏止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就要提高检查腐败行为的工作质量,加大惩处力度.同时,还应针对不同的腐败行为,实施相应的惩处,使政府机构的腐败行为减少到最低程度.     

腐败的文化透视--理论假说及对中国问题的探析

文化因素论和现代化因素论通常是国际学术界有关腐败发生学的两种主要理论假说.腐败的发生与特定的社会文化因素有关,在某些文化背景的社会中腐败现象显然比另一些文化背景的社会中更普遍.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腐败已渗透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或"腐败的民俗学".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腐败的发生是现代化因素和文化因素的叠加结果,其中文化因素尤其不可忽视,既有一般性的腐败发生的文化诱因,也有特殊主义的"二元文化结构"的作用,其后果是形成了具有相当广泛性的"腐败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廉政文化的建设对于中国的反腐败的成功具有重要的意义.     

腐败问题的经济学角度思考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剧烈变革时期,由于存在体制性的缺陷,加上种种主观因素的影响,使腐败之风越刮越盛.而导致我国目前腐败问题十分严重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腐败的成本太低,腐败的机会太多,而反腐败的成本则偏高.     

集体腐败的形成路径及阶段治理对策

集体腐败有其特定的形成路径和行动方式,正确判断集体腐败各个形成阶段的特点,有利于及时掌握腐败集体的动向,制定阶段性治理对策,从而降低集体腐败的危害性。因此,在现实背景下,通过数据和案例来概括集体腐败在当今中国的现状,以集体腐败四个形成阶段为切入点,展开详细的阶段对策分析对于预防和打击集体腐败,根除社会走向"腐治"的祸根是必不可少的。     

构建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腐败风险预警机制

预防腐败的重点是能够发现腐败的苗头、把握腐败的发展趋势。因此,构建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腐败风险预警机制就十分必要,这包括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腐败风险防范机制、发现机制和警示机制,这三大机制构成了腐败风险预警机制的基本结构。结合教育、制度、监督等反腐败途径,以预防腐败为工作重点,依据腐败行为的发生过程,科学设定腐败风险预警机制的作用机理,保证预防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腐败行为的发生和蔓延。     

试论观照腐败的视角

观照腐败的视角是制定治理腐败方略的前提与基础。从理论与实践方面对“腐败”的定义进行归纳与分析,探讨腐败滋生的原因,从而科学地理解与把握道德论、现代化论、权力关系论、社会文化论、体制.制度论、政治经济学等各种观照腐败的不同视角,并对这些观照视角进行类型化的分析,可以探究出腐败的本质属性及其滋生蔓延的规律,为制定行之有效的治理腐败方略提供依据。     

刑事合规视阈下的企业腐败犯罪风险防控

现代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包括腐败在内的各种合规风险,而刑事合规是企业合规风险防控所必备的内控机制。我国目前企业腐败形势严峻,企业资产管理腐败合规风险、企业权力寻租腐败合规风险、企业管理权渎职腐败合规风险、企业管理权滥用腐败合规风险和企业国际业务腐败合规风险成为当前企业腐败合规风险的主要领域,而针对上述腐败合规风险开展企业刑事合规,从腐败风险点、腐败风险评估、合规计划制定、合规计划执行评估等方面具体展开,缔造企业腐败犯罪的企业内部刑事合规防控机制,将成为未来企业腐败犯罪预防的关键环节。     

从比较的视角看中俄两国腐败的特点

中俄两国目前的腐败已经非常严重,是世界上腐败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目前两国的腐败呈现如下特点:腐败涉及的面较广;腐败涉及的金额巨大;腐败屡禁不绝,而且有越来越严重之势;腐败往往与社会上的势力相勾结;腐败手法具有明显的转轨特质.中国的腐败还表现出:党政一把手腐败突出;腐败群体性特征明显;腐败境内外勾结,具有国际化特点;特权化特点很明显等等.     

公务员腐败心理剖析

本文对导致公务员走向腐败的侥幸心理、失衡心理、攀比心理等十大心理原因进行了简略考察,并提出了治理措施.这有助于对腐败者进行心理矫正和预防公务员腐败行为的进一步蔓延.     

腐败治理：基于维护和塑造政治安全的考察展望

政治安全在国家安全范畴中具有优先性和特殊性。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治理转型与政治安全变迁紧密互动,其中重要的因素就是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历经在运动式治理中依靠群众力量反对腐败,在制度化治理中依靠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在善治型治理中依靠一体推进反对腐败,保持了一以贯之建设清廉政治的行动自觉。新时代维护和塑造政治安全,应高度警惕党长期执政面临的风险挑战,特别是腐败这个党执政的最大风险。必须坚持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重要前提、以赢得人民信任为价值取向、以“三不”一体推进为实践逻辑、以做实党内监督为根本支撑,确保党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不断超越“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律。     

经济学视域下腐败标本兼治“四不机制”构建的策略思考

我国当前的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在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还没有取得压倒性胜利。究其原因,从经济学角度考察,最根本的就在于腐败的收益普遍甚至远远高于腐败的成本。必须从影响腐败主体的成本与收益的因素入手,努力构建"不好腐""不能腐""不敢腐""不想腐"的"四不机制",从而最终达到"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重构政治生态"的腐败标本兼治的目的。     

公务员腐败心理剖析

本文对导致公务员走向腐败的侥幸心理、失衡心理、攀比心理等十大心理原因进行了简略考察,并提出了治理措施。这有助于对腐败者进行心理矫正和预防公务员腐败行为的进一步蔓延。     

论腐败犯罪黑数

腐败犯罪黑数是指未被官方发现的腐败案件数,其存在不仅使犯罪数据难以统计和评估,更损害了“三不腐”机制的形成,危害甚巨。腐败案件,从案件发生到官方通报查处,如下任何因素,诸如权力运行失范、制约监督乏力、举报机制不健全、查处措施不力、科技赋能欠缺,都有可能导致腐败犯罪黑数。应通过综合施策,降低“腐败黑数”,实现腐败犯罪的标本兼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