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赋体文梳理

赋体文是一种介于诗文之间、以夸张铺陈为特征的特殊文体。本文以郭豫衡《中国散文史》对赋体文的分类为基础,将先秦两汉的赋体文分成三个部分进行疏理:歌颂之文、牢骚之文和政论文。先秦两汉辞赋散文家众多,尤其是西汉文人,继承了《楚辞》和战国论说文的传统,文章非常讲究文采和修辞,形成“赋体文”这一散文的特殊群体,对后世散文的骈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庄子语言表达方式的特性

先秦散文的绚烂文采,多样化的风格历来为人们所公认。庄子散文在诸子百家中更是独树一帜,精采绝伦,在语言表达方式的运用上具有鲜明、独特的个性。郭象在《注庄子序》中称其为“百家之冠”;马叙伦在《庄子义谊序》中誉之为“辞趣华深,度越晚周诸子”;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亦论定“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庄子散文历来为人们所推重,庄子散文的语言风格特性更为人们所重视。它不仅开启了中国古代文学浪漫主义发展的     

梁启超新文体与新文化运动

梁启超创立的新文体(又名“新民体”、“报章体”)在中国近代散文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可是几十年来由于种种原因对此缺乏研究。本文作者不揣浅陋,试论新文体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以就正于方家。 (一) 新文体不仅是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进行维新变法宣传的利器,面且同新文化运动也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守旧派胡思敬也不得不承认:“当《时务报》盛行,启超名重一时,士大夫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自通     

论胡适对中国新文学文体建设的贡献

胡适认为“中国文学有生气的时代多是勇于试验新体裁和新风格的时代”,由此,胡适以西方文学名著为范本在诗歌、小说、戏剧、散文诸方面提出了中国新文学的文体建设理论体系。胡适文体建设理论的指导思想和批评原则可以用“解放”和“创造”概括。胡适既是中国新文学文体建设的理论倡导者,又是中国新文学文体建设的积极实验者,其对中国新文学文体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具有筚路蓝缕之功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新探——王家嘴楚简《孔子曰》的新线索

《论语》“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一语中“道”的含义,历来众说纷纭。王家嘴楚简《孔子曰》所见异文“三年无改于父之所”以及新见语录“君子不以其所,无孝”,为我们进一步明确“道”的含义提供了新的线索。通过《孔子曰》与《论语》等传世文献的对读可知,“道”当理解为正确、合理的行事方式。在此基础上,可进一步审视以往诸家之说的得失,并进一步认识孔子及儒家的孝道思想。     

先秦格言体源流

格言是上古哲人发表思想的重要文体。这些上古格言以高度凝练的语言和相对整齐的形式来讲述宇宙、历史、自然、社会、人生、军事、政治各方面的道理,堪称是上古时期的"子书"。春秋战国之际,中国出现了三部与格言有关的子书:《老子》、《孙子》和《论语》。《老子》和《孙子》分别是商周以来史官格言、兵家格言的集大成者。《论语》中有一批格言式语录,这应该是七十子后学对孔子言论进行格言化改造的结果。进入战国以后,短小精炼的格言由于不能适应百家争鸣的需要而走向衰落,由"语"体发展而来的专题说理散文成为人们发表学术观点的主要形式。     

大江一路高歌,卷起千堆雪——学习毛泽东政论的文学手法札记

政论,无疑是以议论作为主要的表达方法的。但凡好的政论,都不是从抽象到抽象,而是把抽象的概括同形象化的具体描述结合起来。理论一经形象化,就会由抽象变得具体而生动。古人是很注重文采的。孔子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庄子》之文,“寓言十九”,引物连类,随物赋形,文采之富,古今称奇;“战国之文,深于比兴”,“深于取象”;《左传》《战国策》,既载史事,又杂纵横,分析形势,指陈利害,“亦可喜,皆可观”;唐宋八大家,才高学富,或深奥古倔,或如行云流水,雄姿纷呈;近代章太炎“战斗的文章”,梁启超的“新文体”,也曾风行一时……毛泽东同志就是批判地继承和发扬了我国优秀的政论传统,独创了具有民族特色和民族风格,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一种文体,这就是毛泽东政论。     

论荀子和屈原的诗学观

荀子与屈原,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最早自觉地“作诗言志”的两位文学家。荀子通过作《佹诗》将已成为文献的《诗》还原为文体的诗,并界定诗人所言之“志”应在“圣人之道”的范畴,这对汉代诗学有着巨大的影响。屈原是新体诗的创造者,他在《离骚》、《九章》中所表现出来的诗学观念,归纳有三:一是“发愤以抒情”,“抚情效志”,确认诗是表达个人情志的文体;二是“露才扬己”,突出抒情诗歌的个性化表现;三是“怀质抱情”,“内美”与“脩能”并重,以“情”为文采与美的表现。屈原这些诗学观念,奠定了中国抒情文学的理论基础。     

异录与祛疑：《象山语录》考辩

《象山语录》与陆九渊亲著的文章存在许多差异,且不同语录之间也有差异,典型者如“不读书”“安坐瞑目”“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收拾精神”“扫去阶级”“只此一路”等话语。这些存有矛盾与争议的话语遮蔽了象山学本真。之所以出现“差异性记录”,除了语录体本身的局限、编写语录者的主观色彩之外,还与陆九渊“急于晓人”的言说方式有关,与丰富多样、重本轻末、“无所不用其极”“欲使其自悟”的教学方法有关,与象山资质高明却好争闲气的个人气质有关。《象山语录》提供了宝贵的象山学素材,其异录也可使后人困惑乃至误解,因此象山生前反对刊行。今人应将《象山语录》与象山著作、生平、思想相互参证,考证真伪,甄别孤证与疑语,区分象山话语与编写者语言,以同情之理解去阐释象山思想,方能还原象山学的真实面目。     

感觉符号与情感符号——论(台湾)郭枫散文的艺术语言

<正> 郭枫散文的语言是美的。他始终是把散文当作“美文”来写的。从《昭明文选》《古文观止》到现代散文,存在着一个源远流长的“美文”传统。“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诞生的中国现代散文,倡导者冠以“美文”的称谓,明确要求以缜密、漂亮的全新范式,在思想和艺术上超越古典散文,以显示新文学对旧文学的革命性示威。一代又一代的散文家作出了他们的历史性贡献。然而数十年间,自觉地把散文当成“美文”或者“诗”来写的散文家是少数人,而在语言上苦用诗心并见创造的更不多见。郭枫却是执意地在语言上苦下功夫,使之成为“美文”,在审美创造     

论20世纪90年代中国散文的文体变革

本文从文体的角度 ,对 2 0世纪 90年代的中国散文进行了宏观的描述和微观的分析。在考察了文体的历史演变后 ,文章从“文类文体”、“语体文体”、“主体文体”、“时代文体”四个层面对文体进行了新的界说 ,并以此为理论基点探讨了 90年代散文文体的变革 :一是“时代文体”的形成及其“破体” ;二是因“主体文体”的解放而带来的散文观念和艺术思维的改变 ;三是自由随意、侧重于感觉化、潜沉的隐喻和反讽的语体取代了过去浅显僵硬的“诗化”语言。最后 ,文章还探讨了文体研究的意义 ,并对散文文体的“自由”和“不自由”进行了分析。     

人心与人欲——《〈朱子语类〉中两条重要语录辩误》之辨误

《〈朱子语类〉中两条重要语录辩误》一文认为,《语类》卷七十八两条语录中"人欲"均是"人心"之误,指出此误造成较严重后果,并就国内多名知名朱子学者的观点提出商榷。《辩误》发表以来未见学界回应,其观点为台湾知名学者李明辉先生所采用。仔细体会这两条语录的语义,考察朱子人心、人欲说的分疏定位及历史渊源,从文献、义理及朱子后学的看法证《语录》不误,《辩误》实误,其误源于以绝对、单一、静止眼光看待朱子人心、人欲说,忽视了这一对概念在朱子思想中的多样涵义,遮蔽了朱子思想内涵的复杂性与形成过程的艰巨性。     

文体交互——论晚年孙犁散文的文体风格

晚年孙犁在散文创作实践中,突显了其独特的文体风格。文章以《耕堂劫后十种》为研究对象,对孙犁晚年散文创作文体的交融性给予关照,从文体互渗、散文的理趣追求、语言的文白交错,分析其散文的艺术魅力和艺术旨趣。     

中西散文比较研究二题

一中西散文的产生都可以追溯到文学产生的源头,西方的楔形文学,中国的甲骨文和钟鼎文字,应该算是最初的散文片断。散文一开始就是一种实用的文体、记事,祀事等等记载早期人类活动的,使用的都是散文文体。当然,作为口头流传的诗歌,如史诗,也是各民族先民活动的比较真实的记载,但从纪实的程度来看,是不能与散文相比的。由于中西方文明的起点和进程相距并不太大,所以今天我们仍有理由把中西散文发展的时机看成是同步的。当《论语》、《大学》等风流于世,苏格拉底的语录也由他的弟子们整理成文用以训世了.中国春秋时期诸子百家游说于文坛、政界的时候,罗马街头也有雄辩家     

理学家与语录体

提到理学家的著作,人们往往想到“语录”二字,语录体俨然成为理学家的标识性文体.印刷业的发达为语录体流行提供了强有力的“硬件”支持,这是促成理学语录流行的外在机缘,理学家对待口传与书写的态度、理学家的以道统自任的传道使命感、迫切感以及语录体文体自身的自由性、切己性则是语录体流行的内在原因.但语录著述因其口语、口传性质而存在可理解问题、可信性问题,以及与传统的经典著作之关系问题.因语录而废经典、废文章现象,则为汉学批评宋学语录体流行之两大弊端.     

“都市诗人”张岱的为人与为文

“都市诗人”张岱是中国散文史上的大家。他的散文所表现出的“空灵之气”,只可意会而难以言传。他的“自叙”文体 ,可谓是“自嘲”的艺术 ,“自嘲”中仍有对自我“真性情”的坚持与夸耀 ,并非如有的论者所说有“忏悔”之意。作为文明象征的都市生活及其艺术表现 ,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而张岱对于民俗文化和都市风情的理解与把握胜过史书与方志。张岱文章之妙 ,还在于有所寄托 ,他将“一肚皮不平之气”和“书史、山水、机械”等糅合在一起 ,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张岱散文看似平淡 ,实则有绚烂作底 ;他擅长在散文中写人 ,注重细节 ,三言两语足以传世 ,这种笔墨功夫 ,源于《世说新语》,又得益于张岱“好说书 ,好梨园。”     

关于散文语言的诗性特征探讨的反思--与陈剑晖先生《论散文的诗性语言》一文商榷

陈剑晖先生的《论散文的诗性语言》一文力图以诗歌为圭臬来探讨散文的审美特征,存在商榷之处。首先,把散文的语言特征归结为感性化、隐喻、陌生化、音乐性等诗性特征,背离了散文最基本的本体特征。其次,不合格律“如同说话一样”的散文语言并非是审美性缺失,而是显示了作家自我的人格特征,张扬了人的一种自由。再次,作为文学体裁的散文文体是在白话取代了文言、崇尚人的自由这样一种现代文化语境中形成的,它的发展并不需要从传统的诗性语言中获取资源。     

《朱子语类》与《二程语录》词汇的南北差异

宋儒语录采用文白夹杂的混合型书面语,以往的研究者对其语言成分及词汇系统往往不加分析,没有很好地挖掘其语言的独特价值。《朱子语类》和《二程语录》之方言词语,前者多使用北方汉语方言,后者则更广泛地采用南方的汉语方言。     

鲁迅和周作人的散文创作比较观

鲁迅和周作人都是“五四”以来的散文大家。郁达夫在1935年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时,虽然“忍心割爱,痛加删削,结果还把他们两人的作品选成了这一本集子的中心”,占了所选十六家散文作品总数的“十分之六、七”。这虽然和他的“偏嗜”有关,但是,“二周”在我国现代散文界的卓特贡献,也确实不能不使选家把他们提高一格来看待。郁达夫在散文集《导言》中强调指出:“中国现代散文的成绩,以鲁迅、周作人两人为最丰富、最伟大。”他对“二周”散文的这一总评虽未分轩轾,但以泛论而言,亦大体不失公允。     

试论《论语》的写作特色和修辞格

《论语》被后世学者誉为先秦诸子散文之首,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是中国封建思想文化的瑰宝。《论语》主要是记录孔子言行的一部书,是一部语录体的哲理散文。据《汉书·艺文志》载:“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孔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