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对国际人权机制的参与——基于利益与身份追求的考察

二战后,联合国在人权领域主导并构建了一系列公约、条约和人权机构,形成当代国际人权机制。韩国对人权机制的参与渐趋积极,表现为批准、加入和落实核心人权公约;在联合国人权机构中表现活跃,尤其是参与人权理事会;倡导和传播新的规范,例如保护的责任。韩国的行为可从利益与身份追求两个维度解析。利益驱动力来自国家、朝鲜半岛和国际体系三个层次;身份追求表现为韩国欲通过"中等强国外交"寻求国际社会"正常国家"的定位。     

论人权的国际法律保护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人权问题开始从国内法领域进入国际法领域。１９４５年《联合国宪章》第一次将人权规定在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的文件中;１９４８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是国际社会第一次就人权问题发布的国际宣言。人权的国际保护是主权国家以公认的国际法原则或国际公约为行为规范承担国际义务的结果。国家之间签订的有关人权公约,是人权的国际保护的法律依据,国家相互承担这些条约的义务,是实现人权的国际保护的基本方式。人权国际保护活动应遵循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人权高于主权”和“人道主义干涉”等论调都是与《联合国宪章》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驰的。     

《巴黎原则》--中国国家人权机构改革之借鉴

国家人权保障机构是一个国家人权保障的基石,联合国对各国人权机构的建设赋予极大的关注,并通过了<巴黎原则>,为各国建立本国人权机构提供了参考标准.中国国家人权机构在过去几十年间发挥了重大作用,但仍存在一些不足,在某些方面也不符合<巴黎原则>的标准.为使其能够适应未来人权工作发展的形势,在人权保护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有必要借鉴<巴黎原则>的标准对其进行改革.     

论国际人权条约的准司法监督机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制定了一系列国际人权条约。为保证缔约国履行保护人权的国际义务,这些条约设立了相关的监督机构和程序,形成了具有准司法性质的监督机制。但由于各国国情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各国政府和学者住住从自己的利益和立场出发,对人权条约的监督机制提出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本文试图从国际监督的角度出发,对国际人权条约的监督机制作一探讨。     

论《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下的公司人权责任

经济全球化给全球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何在全球治理的进程中融入人权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从本世纪初开始,受全球契约的影响和鼓舞,联合国人权机构试图制定相应的治理准则。公司人权责任有着坚实的法理基础。人权理事会通过的《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所设置的“保护－尊重－补救”框架不仅为公司的人权尊重责任规定了一套规范性的指导原则,还设立了公司履行尊重人权责任的一般原则,确定了公司人权责任的范围,提供了人权负面影响的防控、缓解和消除以及相关救济措施。这些规定对于塑造公司人权态度,传播人权理念和促进国际人权法的发展将带来深远影响。     

论国际人权条约的准司法监督机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制定了一系列国际人权条约。为保证缔约国履行保护人权的国际义务，这些条约设立了相关的监督机构和程序，形成了具有准司法性质的监督机制。但由于各国国情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各国政府和学者往往从自己的利益和立场出发，对人权条约的监督机制提出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本文试图从国际监督的角度出发，对国际人权条约的监督机制作一探讨。     

论后巴黎时代气候变化遵约机制的 建构路径及我国的策略

遵约机制是国际环境条约特有的履约监督保障机制,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第15条也规定应设立一个遵约机制。该机制的设立应遵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吸收其他气候条约遵约机制的合理内核,灵活措施与强制措施相辅相成。在机构设置、受案范围、程序安排上,遵约机制应充分体现《巴黎协定》的目的,并协调与其他机制的关系。我国应加强对遵约机制相关理论和实践的研究,积极参与《巴黎协定》遵约机制的谈判与建构,为气候变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贡献力量。     

国际人权条约实施的国际监督制度

国际监督制度对于人权条约的实施在实体和程序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国际人权条约实施的国际监督制度主要由条约机构的缔约国报告程序、缔约国间指控来文程序以及个人申诉来文程序等三种国际监督程序所组成.在实践中,条约机构主要依据缔约国报告程序和个人申诉来文程序对缔约国实施人权条约进行经常性和具体监督.国际监督制度在促进缔约国实施人权条约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仍有待进一步完善.     

战后人权进入国际法领域的历史起因及过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虽然已有某些涉及人权问题的条约以及有关的制度,但一般都仅限于个别的领域,如保护少数者、禁止奴隶贸易以及战争法上人道主义规则等几个方面。当时在国际社会不仅缺乏保障基本人权的一般性条约和相应的保障机制,而且有关人权的国际保护问题也往往和少数大国的强权政治紧密联系。然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人权问题却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事项。尤其是战后新成立的联合国在人权领域的活动日益广泛深入,在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机构的主持下各国不仅通过了大量的有关人权问题     

国际人权条约的特点及其解释的特殊性——以迪亚洛案为例

国际人权条约解释的特殊性与其特点有着密切的联系:人权条约模糊抽象的特点为解释留下了较大的空间;非互惠性的特点使人权条约在解释时特别强调其目的与宗旨;解释主体的多元化使得人权条约难以形成特定的解释;人权条约在内容上的重合为各解释主体相互引证提供了客观基础。但是,无论国家及国际机构采取何种解释方法,它们解释国际人权条约的基础都应源于条约当事国的共同意志。     

井冈山时期人权建设实践及其启示

中国共产党自从产生之日起,就领导人民为争取人权而努力。中国共产党最早在井冈山根据地进行了人权建设实践：高度重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权,重视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政治权,使广大人民群众的发展权、社会权、文化权得到了保障。对井冈山时期人权建设实践进行探析,可以为当前我国人权建设提供有益启示。     

论美国人权与宪法、宪政的关系

个人权利是生活的核心所在,而且从美国建国以来就是宪法史的主线。美国宪法对人权原则的体现,是一个逐步发展和扩大范围的过程。美国的宪政在保障人权实现的同时,在处理国家权力和人权的关系上也面临着一些棘手的问题。      

有关民族自决权的几个问题

民族自决权是当今世界普遍承认的基本人权 ,但是国际社会上对民族自决权的认识存在严重的分歧。从民族自决权的由来和确立、当今国际社会有关民族自决权的分歧以及我国对民族自决权的基本立场三个方面 ,结合历史和现实系统阐述了民族自决权的若干重要问题 ,从而力求澄清对民族自决权的一些模糊认识。     

新干涉主义视角下美国的海地政策

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对外军事干涉政策有了新发展,主要表现在美国打着民主和人权的旗号,奉行一种不受国家主权限制和联合国约束的新干涉主义,美国对海地政变的军事干预就是一例。海地危机引发大规模难民潮涌入美国,威胁到美国沿海地区的社会稳定与安全,美国政府为海地政变开出一剂民主处方,不惜动用武力恢复海地的民主政权。然而,美国对海地军事干预的人道主义初衷和民主目标均遭遇现实挑战。     

蔡锷国权思想述论

民国初年,蔡锷就国权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观点和主张。他积极弘扬国权主义,主张国权高于人权,倡导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希望借此维护和发展国权,增强国力,从而形成了其独特的国权思想。     

论罪刑法定的宪政维度

作为宪政精髓的制约国家权力、保障人权是罪刑法定原则与生俱来的实质内涵。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通过刑法的契约性,在国家的刑罚权与公民个人的自由与权利之间划出了一条明确的界限,正好契合了宪政的价值理念,从而使刑事法治在宪政框架内获得了合理性。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需要在制度层面上保障司法权的独立性、刑法的谦抑性以及构建违宪审查制度。     

意识形态与美国对华人权政策

人权问题既是美国主要国内政治问题,是国家外交政策问题,也是意识形态问题;在对华人权政策上,美国政府和国会拥有共同的人权价值观念;美国对华人权政策背后永恒的动因来自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国家利益的需求。美国的人权政策属于霸权干预主义行为,直接体现为文化帝国主义和“法理霸权”。     

防止企业人才流失的人力资本产权的制度安排

目前企业人才流失现象使我们重新审视人力资本的激励问题,从而引出人力资本的产权概念,在阐述确立人力资本产权地位对防止企业人才流失的作用基础上,有针对性的提出了确立人力资本产权私有制度、构建人力资本市场化定价制度、完善人力资本投资制度、创建完全的人力资本收益权制度、营造良好的企业文化制度和形成良好的人力资本产权运行的法律制度等人力资本产权制度安排。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和完善

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仅是保障人权、维护法治尊严的需要,而且还能够促进发现案件的实体真实。笔者从我国确立和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必要性出发,分析在我国建立非法证据规则需要正视的问题,进而探讨了在我国建立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当确保的措施。     

沉默权制度应予确立

沉默权是无罪推定的核心内容,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正当权利,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体现。根据沉默权的起源、发展的历程,借鉴国际社会采用沉默权制度的经验,分析法学界对沉默权的不同观点和态度,结合我国的国情和司法实践,所得结论是应当在我国确立沉默权制度,以推进我国的法治建设,体现人权保障和人文关怀。同时,对沉默权制度不可照抄照搬,盲目采用,而应充分考虑我国的国情和司法实践,创立有中国特色的沉默权制度,从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