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郊祀新论

《后汉书》虽未正面记录光武帝之后的郊祀活动,但爬梳史料仍可发现东汉中前期诸帝多有亲郊之举。如章帝元和三年北巡前曾分祭南郊、明堂,安帝元初元年、六年的亲郊皆是在邓太后专权的政治背景下展开。与元始仪稍有不同,东汉更重视皇帝亲郊、合祭天地之礼,相对忽视二郊之别祀。延光三年安帝东巡前曾行包括南北二郊在内的五供之祀,该故事可能经蔡邕辗转收入《续汉书·礼仪志》,长期被视作东汉常制。     

复古与革新的错位:对北宋天地分祭与合祭之争的再探讨

祭祀天地是中国古代帝王的特权与神圣义务。北宋时期,宋神宗熙丰变法时期对礼制的改革,引发了关于郊祀礼的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天地应该分祭还是合祭。伴随着北宋中后期最高当权者的更迭和新旧党争的形势变化,这场争论也不断反复。在这个过程中,以恢复古礼相标榜而主张天地分祭的许多新党,表现为食古不化的保守,而以适应宋朝现实为依据,主张实行天地合祭的许多旧党,却表现出与时俱进的革新精神。由于时代变迁、财力的局限和皇帝事务的繁忙,按照古礼恢复天地分祭的主张已难于实行,天地合祭,皇帝每三年亲祀一次,遂成为宋朝郊祀礼的主流。宋人对天地分祭与合祭的争论既是礼制、学术之争,更牵涉北宋中后期的党争,从一个侧面彰显了宋朝士大夫政治的时代特色。     

略论唐中宗时期的政治风云

近年来,学术界同仁对唐朝前期的政治进行了很多深入的研究,但这些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太宗、武则天和玄宗三个时期,而对于中宗、睿宗时期,则很少有人涉猎。其实,中宗、睿宗时期的历史虽然很短,但这一时期的政治变化却异常复杂,有许多问题值得深入研究。而且,摘清这一时期的历史变化,也有助于更好地认识玄宗盛世的出现。因此,我们不能忽视对这一时期政治史的研究。     

孔子的丧祭思想研究

本文对《论语》、《礼记》中孔子有关丧祭的语录进行了研究,认为其主张为敬哀为本、丧祭有度和推崇三年之丧。孔子这种＂慎终追远＂的丧祭观,与其以礼待之的生死观和敬而远之的鬼神观密不可分,但其出发点和根本目的则在于通过丧祭礼仪实现＂民德归厚＂的政治主张。     

唐代参天可汗道设立时间考

唐代为了加强和回纥的联系设立了参天可汗道,其设立的时间应在设立瀚海都督府后,故应设立于贞观二十一年。而《资治通鉴》所载在＂永徽元年＂设立瀚海都督府则可能是记载错误。所载＂龙朔三年改日瀚海都督府＂,应是＂瀚海都护府＂之误。     

唐宋时期穆斯林的来华和留居

从先秦时起,中国同中亚、波斯、阿拉伯等地区各民族,已经开始了经济和文化的往来。西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年),张骞出使西域回到长安。此后,中国不断遣使西域;而西域的商人、使者则更多地来到中国。 一 唐朝(618—907)是中国古代经济文化兴盛发展的一个时期,唐朝政府鼓励发展对国外的商业贸易。贞观十七年(643),太宗谕令在广州、泉州、扬州置“三路市舶司”。太     

明代王国庙制的演进及礼制特点

明代分封同姓诸王,封藩建国。明代王国宗庙制度以亲王"之国"为契机,初定于洪武九年,是在师法周代诸侯宗庙礼意的基础上,参酌本朝太庙礼制并有所降杀而建立,至万历朝臻于成熟,其制对清朝宗室家祭制度有一定影响。明代王国宗庙以支子立庙,为小宗之祀,以始封者为始祖,立五庙,祀五世。王国宗庙与太庙构成一个祖先祭祀系统,等级分明,层次丰富,与分封制相表里,具有礼制与政治上的双层蕴涵。     

唐国史中的史实遮蔽与形象建构——以玄宗先天二年政变书写为中心

先天二年政变是玄宗最终掌握最高权力的惊险一跃,而这一事件牵涉到玄宗与睿宗父子间激烈的权力争夺,因此唐代史官在国史中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全面的讳饰。然而以张说所作的郭元振《行状》为切入点,结合相关文献记载,则可展示玄宗与睿宗及太平公主在政变之前激烈的政治较量、七月三日政变当天的整个过程,同时揭示政变后玄宗通过削弱政变功臣郭元振的权柄、最终掌握所有权力的真相。对于这场政变全方位的探索,显示唐代国史的书写通过遮蔽政治事件的关键性细节、重塑参与其中的政治人物,从而使史书记载最终符合其"政治正确"的逻辑。     

"五祀"祭祷与楚汉文化的继承

近年来出土的有关"五祀"祭祷的简文,证明古代贵族按照等级祭祷家居之神的说法是错误的,至少大夫以上的贵族应当恒祭"五祀",并无等级之别,郑玄关于前者为周礼、后者为商礼的经注并不可靠.楚地出土简牍资料也部分地支持了章太炎在<大夫五祀三祀辨>中提出的论点--<礼记·祭法>在"五祀"的基础上,吸收了楚地广为流行的"司命"和"厉"两种神祗,形成所谓"七祀".根据楚地出土简牍的相关记载,还可对"五祀"的名称和顺序在历史流变中产生的变异进行复原.     

唐太宗贞观十一年立法研究——以《贞观式》有无之悬疑为中心

唐太宗贞观十一年立法,所颁行的是《律》、《令》、《格》,但并不包括《贞观式》和《留司格》,以《旧唐书·刑法志》为典型的一组史料之所以发生贞观已有"《留司格》一卷"和"《式》三十三篇"的错误,是因为它们依据的是一个夹注混为正文的《国史》文本。两《唐书·刑法志》、《新唐书·艺文志》和《册府元龟·刑法部》等处关于贞观十一年与《律》、《令》、《格》一起颁行了《式》的记载,都存在着因其所据文本有误而倒错了开元与贞观时代的问题,是断然无法成立的。正由于此,《唐会要》述当时只施行了《律》、《令》、《格》而不及于《式》,《唐六典》关于"皇朝"之《格》始于贞观而《式》则始于永徽的记叙,就更显其准确而值得采信了。贞观十一年确未制行过《式》,但以"式"来指称某些规范的习惯和对各种诏令的审定编纂,则出现了新的趋向,《永徽式》的制定和《律》、《令》、《格》、《式》并行体系的诞生,即是承此发展的结果。     

唐高祖与“贞观之治”

唐太宗与中国封建社会的治世—“贞观之治”,向为史家所瞩目。举凡纳谏、取鉴、轻徭薄赋等均为贞观一世之美谈。然贞观治世政治,政策之由来却鲜为人谈,尤其是贞观治世的直接源头——武德政治、政策对其的影响,则更鲜有所论,应该说这是“贞观之治”完整认识中的一个缺憾。牛致功在《唐高祖与“贞观之治”》一文中,对此进行较深入的补充研究,谈来不无启发之感。     

祭祀炎帝的世俗崇拜特征

人文初祖炎帝,生活在我国远古农耕文化时期,距今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炎帝发明农业,首创农耕文明,为中华民族立国奠定了基础,他的英明和伟绩,受到后世的敬仰和崇拜。夏商以来,已有祭奠农神,祈求五谷丰登的典礼。春秋时,秦灵公于陈仓北的吴山之阳“作下?,祭炎帝”。唐代立三皇(伏羲、神农、黄帝)庙于国都,祀属中祀。后世历代封建王朝在京都,乃至州县都设“先农坛”,皇帝乃至州县官亲祭“先农”,祈谷藉田、劝课农桑,且成为祭制。宝鸡是炎帝故里,天台山有纪念这位“华宗汉祖”的“神农骨台”、寝殿等遗迹。历史上,宝鸡境内的府、州、县均有供奉…     

《西洱河风土记》及其史料价值

向达先生说:“唐与云南关系,高宗时始见于记载。”盖以唐高宗永徽三年(652)赵孝祖征白水蛮及大小勃弄为唐与云南关系的最早记录。这就把唐武德和贞观三十余年间,唐与云南关系的一些重要史料遗漏或否定了。这些史料是:唐高祖即位的武德元年(公元618年)以宏达为昆州刺史,这一年在云南设置南宁州;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嶲州治中吉     

农家源流与楚国的农家学者

农家学说基本内容:一是强调农业的重要性,力倡耕织;二是有关农田耕作之法和如何调剂丰歉(农业保障制度);三是主张"君臣并耕"。农家思想虽与其它诸子学派有近似之处,但它实际乃是原始农业社会部落首领与全体氏族成员共同劳动的遗风。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学术下落民间,原始"君臣并耕"的遗风和"耕籍田"、"祀先农"的礼仪主要为原居于楚地的神农氏后代所传承,故先秦的农家学说主要形成、传播和兴盛于楚地,它的先驱者可追溯于春秋末期的楚人长沮、桀溺、荷蓧丈人等"隐士",战国中期的许行、陈相师徒的学术和社会实践活动,则代表着先秦农家学派发展进入鼎盛期。     

长孙皇后对“贞观”政风的影响

身为“贞观之治”的开创者唐太宗之妻的长孙皇后，在贞观政局的建立、贞观政风的树立以及贞观政局的稳定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她内助夫君，铲除政敌，为创建“贞观”政权立下了特殊功勋；在进谏方面，她不仅勇于犯颜直谏，而且保护和鼓励谏臣直谏，促使贞观年间，臣下直言进谏，主上虚己纳谏蔚然成风；她谦逊勤俭，贤惠善良，促使“贞观”年间崇德尚俭之风盛行；她以史为鉴，避免了外戚专权悲剧的重演，保证了“贞观”政局的稳定。研究和探讨长孙皇后对“贞观”政风的影响，有利于深入了解唐朝政治权力的运行机制、制约机制以及唐朝前期兴盛的内在动因，于今犹有借鉴作用     

西周郊天礼考辨二题

关于西周的郊天礼,郑玄出于其"六天说"和"感生说",认为郊天与圜丘祀天有别:郊天是祭五帝,圜丘祀天是祭至上帝。王肃否认郑玄的"六天说"和"感生说",认为天唯一而己,不得有六,郊天与圜丘祀天是一回事。又郑、王两家皆以为行郊天礼必于国郊,且有坛。至于举行郊天礼的时间,郑玄以为圜丘祀至上帝在冬至,而郊祭五帝在夏历正月。王肃则提出所谓冬至、启蛰二郊说。礼书中还有立春郊之说。其实西周时期并无所谓圜丘祀天之礼,祭天唯郊礼而已。行郊礼也并非在国郊,"郊"字只可作祭名看,且行郊礼也不一定有坛。西周时期行郊礼时间的常制是在周历四月、夏历二月。冬至郊、立春郊,或启蛰郊之说,不过是据后世历法以推周制,并非周礼之实录。     

唐前期的东夷都护府

东夷都护府及其前身东夷校尉府主要负责管辖内附的奚和契丹的事务,它们在唐朝前期东北边疆的稳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后来由于唐廷国力和民族政策的原因,武则天时期被迫放弃了这个都护府。唐玄宗开元年间,在营州一带恢复了一定影响,但这时使职已很发达,故未再设立东夷都护府,而是以押两蕃使代之。东夷校尉设于贞观初年,它改称东夷都护则在贞观二十二年。东夷校尉府和东夷都护府与安东都护府毫无关系,那种认为东夷校尉是安东都护府前身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乙辛时期周祭周期例证

祭、、、彤、翌五种祭祀接连不断地举行,构成了乙辛时期的周祭制度。关于这一制度的周期,一般都认为有两种:三六旬和三七旬。如果抛开武乙文丁等在周祭中的祀序这一有争议问题,而仅用名甲先王图示的话,可以说诸家对周期为三六旬的周祭中五种祭祀间的接续关系的意见,是一致的。岛邦男先生的表述可作代表。他说,乙辛时期周祭的“三十六旬周期是由行祭工典于翌祀的最终旬,行彤工典于祭祀的最终旬而行翌工典于彤祀终了的次旬而得来的。”,这可由下面六片相连的甲骨作例证。它们是:     

鸡田李氏归属大唐时间考——略论《李良臣碑》的史料价值

唐朝少数民族大将李光进、李光颜兄弟的祖上归属大唐的时间应是在“贞观”初年，是在太宗贞观三、四年间随突厥降唐和四夷一起内附的，并非《新唐书》记载的“贞观中”。李光进和李良臣碑文所记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从“慕道”到“归化”:唐正州内迁归化部众居住区的“村”制度——以粟特人“村”和新罗人“村”为中心

唐朝前期,由于国势强盛,很多周边部族整体或慕道来归或从化内附,而散居的小规模蕃夷更是遍布贞观十道各地。对于大规模的内附部众,唐朝以羁縻制度统之。沙州依城而设的粟特人村、登州一带遍布山区的新罗人村则表明,唐王朝将散居的附贯蕃人的治理纳入县—乡—村(里)系列的行政体系之下。从唐初新推行的村制度的实施情况看,唐朝对正州地区归化部众的管理有章可循,归化部众没有治外法权性质的特权,所谓侨民村的自治情形在唐朝制度上则是不存在的。这些事实说明:对内地正州地区已经附贯的蕃人,在制度管理上已与土著百姓没有什么不同,附贯蕃人在居住身份上已完全成为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