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文明倡议的内在逻辑、理论基础与时代价值

全球文明倡议作为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新型国际倡议,以“四个倡导”为主要内容,从前提条件、根本遵循、内在动力与关键路径为文明间交往提供了指引,是一个内涵丰富、层次清晰、体系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全球文明倡议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历史底蕴、以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为理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文明交往思想为理论内核,具备深厚的理论基础。全球文明倡议的提出一方面代表着中国外交在理念层面的重大突破,在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新动力的同时,推动中国外交向更高层次发展;另一方面也从全人类高度观照人类文明发展与现代化进程,不仅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新范式,而且为构建和生成多元化现代化模式提供了逻辑起点,具有重大的时代价值。     

全球安全倡议的提出背景、科学内涵与落实路径

全球安全倡议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安全领域的具体体现,是中国为应对全球安全形势变化、促进世界和平稳定贡献的中国方案。当前,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明显变化,大国之间信任严重缺失,各种安全问题层出不穷,而现有全球安全治理机制存在不同程度的短板。为此,国际社会亟需新理念、新方法、新路径来引领全球安全治理,切实解决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安全难题。全球安全倡议以“六个坚持”为核心要义,兼具理念指导性与实践操作性,系统回答了在新形势下实现世界和平应秉持的指导理念、基本前提、根本遵循、重要原则等问题。这一重大倡议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继承和发扬中国外交优良传统,体现了中国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深刻洞悉,为推动建立安定有序的美好世界指明了方向。全球安全倡议提出以来,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和积极响应。为推动落实这一倡议,中国应积极推动大国对话与合作,确保大国关系稳定健康发展;秉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坚持安全与发展并重,协同推进全球安全倡议与全球发展倡议;积极利用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加大对周边国家的安全援助力度,为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打造样板工程。     

大国产业政策转型下的全球产业治理

全球产业治理是从全球经济治理话语体系中延伸出来的分支。之所以有单独研究的必要,是因为随着地缘政治竞争的加剧,新干预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回归,主要国家隐性的产业政策不断显性化并加速转型,大国愈来愈重视产业政策安排和产业战略布局,大国间的产业竞争与合作以及产业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博弈不断加强。全球产业治理本质上是各国特别是主要大国产业政策的协调和互动过程,由此形成共同的治理规则和标准。构建全球产业治理的理论分析框架,不仅在于从产业领域考察和拓展全球经济治理理论和实践问题,也有助于在地缘政治竞争加剧背景下,提出中国加快产业政策转型、积极参与全球产业政策协调的实施策略。     

规范、制度与国际秩序

在国际秩序演变进化的过程中,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和自助体系、以权力分配为基础的现实主义的均势与霸权,一直是维持国际秩序的基本模式。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发展,国家间相互依存和交往合作的加强,规范和制度可以帮助我们走出"现实主义困境",通过国际组织这一规范和制度的载体,构建和维系和平稳定的国际秩序。     

全球安全倡议的生成逻辑、科学内涵与重大意义

全球安全倡议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内在的生成逻辑。从时间维度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关于国家安全、世界安全的思想认识不断深化;从空间维度看,百年大变局推动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深刻变革,带来东西方力量的此消彼长;从文化维度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和合思想”,为处理当前国际关系注入新理念。在此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分析国际安全形势、提出引领全球安全治理的中国方案,其所包括的“六个坚持”内涵科学、体系完整,既是对原有全球安全治理的理念创新,也为全球安全治理指明前进方向。在理论层面上实现了对西方传统安全理论批判和超越,在实践层面上为构建全球安全治理新秩序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特色全球治理观视域下的“一带一路”倡议及其特点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特色全球治理观演化进入最新阶段所提出的新构想,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开辟新路径的新举措。中国特色全球治理观演化的路径即"被规范(学习)→借鉴规范(内化)→修订与创新规范(反馈与创立)→践行新规范(示范)"经历了几个阶段:较被动的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适应阶段,由被动向主动转变的反馈式修订与创新规范的调整阶段,示范性地倡导与践行新规范的主动作为阶段。在第三个阶段,中国根据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总体态势,将中国利益与全球价值(人类共同价值)相融合,提出并实践"一带一路"倡议,反映了中国特色全球治理观的现状与要求,折射出当今全球治理格局的变动趋势,其实践中也潜藏着风险、面临着挑战。     

良知与全球秩序的构建

人类在“现代性”催动下的互动日益频繁,相互依赖更加深入,松散没有统一秩序但又紧密不可分割的人类共同体正在形成之中,人类共同体的伦理与法律秩序也在慢慢衍生。伦理秩序建设中的首要问题是共同的基础性的道德价值认知的协调与确认;从对康德和罗尔斯的批判考察看,法律秩序的基础也要回溯到文化观念的协调与认同上来。这样,一个普遍性的超越区域与个别宗教但又能起到沟通联结作用的基础性的道德概念急需建立,儒家的“良知”概念可以发挥这一方面的作用。     

新时期国际秩序的特点与变革

后危机时代,国际秩序的变革再一次成为国际关系和世界经济学界热议的话题。本文试图从新自由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以及建构主义等三大国际关系理论出发,探讨促进新时期国际秩序变革的因素。当前的国际秩序具有稳定性、实用性、失衡性、多变性以及区域性等五个特点,而金砖国家的崛起、金融危机的发生、全球治理理念的深入则构成促使国际秩序转变的主要因素。国际秩序变革的方向是进一步增强多边性和民主性,削弱失衡性,但这一过程能否顺利实现还取决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实力的相对变化。     

从国际主义到国际法治:中国共产党全球秩序理念的百年演进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国际主义理念,初生的中国共产党对于世界格局形成了很多宏远设想。在经典共产主义思想和苏联理论实践的引导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系列国际主义目标并努力实施。随着革命探索逐渐深入并取得成功,特别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从高举意识形态旗帜逐渐走向推进友好合作,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一致,追求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以面对逆全球化的环境,强调国际法治的崇高地位。从国际主义到国际法治,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对于国际秩序和全球格局的认知日益清晰。这也对中国共产党的治理能力、治理观念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要求。在中国规划进一步对外开放、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背景下,需要从工作认知的角度提升国际法的地位,并且提供更多的国际法职位与高等法学教育中的涉外法律人才培养相对接。与此同时,在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之中,应当进一步强调中国在对外开放体系中的高层次、高水平要求,以更具问题导向的思维提升法学教育及法学研究。     

从国际主义到国际法治:中国共产党全球秩序理念的百年演进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国际主义理念,初生的中国共产党对于世界格局形成了很多宏远设想.在经典共产主义思想和苏联理论实践的引导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系列国际主义目标并努力实施.随着革命探索逐渐深入并取得成功,特别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从高举意识形态旗帜逐渐走向推进友好合作,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一致,追求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以面对逆全球化的环境,强调国际法治的崇高地位.从国际主义到国际法治,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对于国际秩序和全球格局的认知日益清晰.这也对中国共产党的治理能力、治理观念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要求.在中国规划进一步对外开放、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背景下,需要从工作认知的角度提升国际法的地位,并且提供更多的国际法职位与高等法学教育中的涉外法律人才培养相对接.与此同时,在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之中,应当进一步强调中国在对外开放体系中的高层次、高水平要求,以更具问题导向的思维提升法学教育及法学研究.     

元宇宙与媒体秩序和文明秩序

元宇宙是媒介发展的远景,作为“一种深度媒介化的终极形态”推动了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关系反转：虚拟世界摆脱了作为人的复制品、作为另一个平行的宇宙的地位,成为第一宇宙、高维宇宙,线下世界/链下世界的“我”成为肉身的剩余。延伸为一种人类文明路线和文明秩序想象的元宇宙构想中包含“天堂与地狱的合一,永生与永死的翻转,自由与奴役的辩证”等多重悖论,并在脸书改名事件中有着多重表达。扎克伯格的“帝国野望”昭示了“元宇宙”的历史悖反,如果没有对于应用技术背后具体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批判性反思,元宇宙这一本来“指向了人类更高级的自由”的技术期待和文明形态,几乎必然要在资本和市场主导下走向扭曲,沦为一种可以称之为“宇宙资本主义”的压迫性体制。作为一种文明秩序,元宇宙基于对人类非物质和生命政治生产的全面囊括,将导致人的自主奴役局面,并孕育新的反压迫斗争。在发展愿景上,元宇宙应在国家公共性机制的纠偏下,走向帮助人类建设更有意义的教育和实现更有意义的生活以及实现真正“自由王国”的前途。     

国际政治中的秩序与正义

国际正义与国际秩序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正义是国际秩序的道义基础,是判断国际秩序性质的依据,但秩序相对正义而言更为根本,在二者的顺序之间,秩序也优先于正义。文章在界定国际秩序概念的基础上对正义与秩序间的关系,以及正义的价值取向作了论述,并对正义与秩序的优先问题进行了评述。     

市场转型、精英政治化与地方政治秩序

本文尝试从精英成长的模式来解释市场转型与地方政治秩序之间的逻辑关系。作者认为 ,市场转型与地方政治秩序的失范不必然是一种因果关系 ,2 0世纪 90年代 ,社会抗争事件之所以呈现上升趋势 ,地方社会精英的功能丧失是一个重要原因 ,地方社会精英的政治化不仅使他们失去了调节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能力 ,更为突出的是 ,他们反而成为加剧社会抗争事件的动力。     

新时代民族高校大学生生态文明观教育研究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本文以知情信行的逻辑关系为基础,从创新教育理念加强生态认知、营造文化环境培养生态情感、树立绿色理念坚定生态信念、开展实践活动践行生态理念四个方面论述了民族高校加强大学生生态文明观教育的内容和方法,来引导当代民族高校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生态文明观。     

“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治理变革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化进程遭遇重大挫折,全球治理体系弊端凸显,主要表现为全球治理价值亟须优化、治理机制绩效有待提高、主权国家之间缺乏共识、美国霸权主义治理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全球治理变革势在必行。"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践行区域合作共赢、推进全球协商共治的创新性设计,它不仅倡导全球治理新价值,致力于构建有效的全球治理机制,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推动国际合作、逐步拓展全球治理领域,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而且有助于中国积极参与治理机制建设、进一步增强国际话语权,进而不断提高中国引领和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     

文明转型与社会转型梳论

“文明转型”与“社会转型”是近年来学术界经常使用的两个术语,但是,这两个术语往往存在着混用的情况。混用的背景就在于社会自身的变化,“转型”成为一个包括历史学在内的跨学科术语。其实,文明在不同语境、不同层次有不同含义,两者含义需要依据语境、讨论的层次加以看待。在学术界的讨论,两者的关系一般包括三个方面。在面对历史与现实时需要注意两者的非同步性。     

国际新秩序与全球治理体系建设——中国智慧与方案

当前,国际关系正发生深刻变化。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种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正经历新的变革与重构。顺应时代潮流,汲取中国文化元素,中国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开放包容的世界、树立平等互利正确义利观等重要思想,积极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新型国际安全体系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这是推动建设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的中国智慧与方案,展现了中国负责任世界大国的历史使命和时代担当。     

国际体系与世界社会、国际秩序及世界秩序诸概念的比较

国际体系从其本源讲是一个历史概念。世界社会与国际体系相比 ,其基础不相同 ,它的行为主体是非国家的组织和个人。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关系是 :体系具有更大的包容性 ,它是一个跨历史阶段的抽象概念和框架。世界秩序是指一种在世界社会基础之上的秩序 ,重视行为主体的个人、民众运动的力量因素 ,要求以一种符合社会发展、人类共需的新法律、道德和价值观来规范世界上所有行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