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族群称谓与先秦民族史重构

上古族群称谓,颇为复杂。从语言学角度而论,夷、蛮的原始语义分别相当于用作泛称的"人""民"。和用作泛称的"夷""蛮"略有不同,戎、狄、濮、氐则分别为山岳地带城居的部族、居住在森林中的部族、滨水而居的低地族类、居于水滨或低地平原的族类。戎、狄、濮、氐等族群的区别在于所处环境不同并由此导致生活方式和文化上的若干差异所致。华夏族的形成、发展和壮大的历史构成先秦民族史的主线。在华夏族的形成过程中,各族群之间迁徙混融从未停止过,先秦时期并未形成严格固定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族群概念和夷夏五方格局和夷夏之防的文化观念,将华夏与古代文献和甲骨文、金文中所见夷、蛮、戎、狄、氐、闽、貉、氐、羌、濮、越、僚、胡等族群强为区分,不仅不符合先秦时期的历史实际,而且与经典作家所表述的"具有学术性、科学性和普遍性"的民族概念,相去甚远。随着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等研究的持续深入,科学的先秦民族史理论体系的重建和先秦民族史重构,必将成为先秦史和民族史学界无法回避的全新学术命题。     

六世纪岭南越族的杰出首领——冼夫人

“百越”,是我国古代南方少数民族的泛称.六世纪岭南越族大多称为俚人,冼夫人是当时俚人的杰出首领。她毕生致力于“和辑百越”,开拓岭南,为祖国统一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冼夫人的出生年月,史无明载。后世研究冼夫人的文章,多数认为她生于南朝梁武帝普通初年(约公元522年).当时,她的故乡高凉郡(今高州、电白、茂名、阳江一带),溪峒“各有长帅,无君主”,“尚仍蛮俗”,尤其“好相攻击”,经常发生“鬻口为货,掠人为奴婢”的部落战争。冼夫人的哥哥冼挺,虽身为州刺史,也“持其富强,侵掠旁郡”。①生长在世为南越首领之家的冼夫人,“幼贤明,多筹略”,②目睹南朝后期     

南夷、西夷考辨

本文认为,《史记》中凡称“西南夷”,均指“西夷”、“南夷”整个地区。“西夷”和“南夷”都是专用语,各指“西南夷”的某一特定地区。“西南夷”划分为“西夷”、“南夷”是以巴蜀为基点的。唐蒙、司马相如、公孙弘、司马迁等人出使西南夷的材料充分证明,巴蜀是开发西南夷地区的根据地。从族属上看,大体上说来,南夷地区以濮越族群民族为主,西夷地区以氐羌族群民族为主。关于滇池洱海地区的民族,作者认为,滇池洱海地区是濮越族群和氐羌族群交错杂居地带,大体上说来,滇池地区的主体民族滇属于濮越族群,南夷文化色彩浓厚;洱海地区的主体民族、昆明属于氐羌族群,受西夷文化影响较大。两个地域里都杂居着另一族群的居民,因而,无论是滇文化还是、昆明文化,都表现出另一族群文化的某些特征。     

唐代岭南俚僚诸部与中央王朝的经济交往

唐代岭南俚汉杂居区与中央王朝的经济交往以赋税为主,土贡为辅.这种经济交往形式的出现意味着岭南俚汉杂居区已完全被纳入中央王朝,在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史上具有典型性.俚僚聚居区与中央王朝的经济交往亦有贡赋.     

壮族与东南亚泰、老、掸族系历史文化的比较研究

“扬汉之南,百越之际”(《吕氏春秋·恃君览》)。壮族源于我国周泰时期的南方百越(粤)族群,是聚居于岭南西部地区(包括今广东西北部及广西境属)的西欧、骆越(亦并称“西越”或“瓯骆越”)部族的一支后裔。东汉至隋唐,这一地区先后出现了乌浒、俚、僚等群体名称。而“俚人,即乌浒蛮”(《南州异物志》)。对于他们的族源关系,《隋书·南蛮传》云:“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蜒、曰俍、曰俚、曰僚、曰迤……古先所谓百越是也。”宋元以降,广西部分地区又出现“僮(壮)人”、“僮人”之称;明代古籍常以“僮俍”或“瑶僮”并称,言广西“无地无瑶僮”,又有居民为“僮八民二”或“僮七民三”之说。延至清代,“僮(壮)”遂为相当普遍的民族称谓。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云:“蛮越之介,自此谕岭而居溪峒.分瑶、僮(壮)二种.瑶乃荆蛮,僮则旧越人     

国际百越文化学术讨论会即将在杭举行

“百越”一名,首见于《吕氏春秋·恃君篇》:“扬汉之南,百越之际。”高诱注:“越有百种”,可知其族类之多。《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臣瓒言:“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说明百越是分布在我国南方广大地区古代越族的泛称。 现代史学界普遍认为,百越民族的历史前后绵延数千年,分布范围从东南沿海的江、浙,直至岭南的两广地区,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历史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凡百     

中国古代少数民族赋税考略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南方广安的土地上，北起江淮，南极岭南，东自荆扬，西至益梁，居住着大大小小数十种少数民族，他们皆被泛称为“蛮”。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东夷”、“西式”、“南蛮”、“北狄”被合称为“四夷”。①“南蛮”中的蛮、僚（潦）、俚族，②是秦汉以后南方少数民族中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三大支，他们向封建政府交纳的赋税，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马克思说：“赋税是官僚、军队、教士和宫廷的生活源泉。一句话，它是行政权力整个机构的生活源泉。”③封建国家向人民征收田租、赋税来维持国家财政开支，向人民征发兵役、…     

西方的“族体”概念系统——从“族群”概念在中国的应用错位说起

在西方学术界和社会公共用语中,“nation”(国族)及其派生概念“nationality”(民族)是政治科学的分析单位,而“ethnos”(族种)及其派生概念“ethnicgroup”(族群)则是族类学(ethnology)的专业术语,这两组四个概念各有具体含义和抽象定性,不可相互混淆或替换。我国社会媒体、学术界乃至官方机构对这些概念的应用常有错位,特别是以“ethnicgroup”取代“nationality”来界定我国55个少数民族的做法,既不符合我国民族结构形成的历史和现实国情,也有悖于我国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而形成和持有的民族理论。     

风格奇特的史学巨著--简评何光岳《中华民族源流史丛书》

近现代学术界将古代中国的民族分为华夏、东夷、北狄、西戎、南蛮“五大民族集团”,以活动在黄河中游的华夏民族集团人口居多,经济、文化较为进步。在漫长的交往、战争、迁徙、融合中,泛称为“四夷”的民族集团与华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断演变,有的衰亡,有的兴起,好像滚雪球     

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中的类范畴

历史是人们自己创造的。历史就是人类自身发展的历史。所以历史哲学应当重视对类(人这个族类)范畴的研究。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早期和晚期)一再提到“类”的概念。但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著作却忽视了“类”范畴的研究。造成这种奇怪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历史唯物论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哲学而诞生的,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因此它重点强调阶级的对立,要在人这个族类内部看出不同的阶级利益,而不是强调把人作为族类的整体来看。正因为如此,列宁把历史唯物主     

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史起点的若干思考

华夏———汉民族(即多数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中国少数民族史的起点。“中国少数民族”是相对于华夏———汉民族(即多数民族)并存并立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在作为“多数民族”的华夏———汉民族共同体未形成前,无所谓“少数民族”。秦汉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司马迁“北有强胡,南有大汉”的分野观念,是中国少数民族史的起点。     

乌鬼考辨

乌鬼是一种起源甚古的崇拜形式,何谓乌鬼,历来众说纷纭,尚无定论。本文结合唐宋历史文献和文人诗集,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认为“养乌鬼”是唐代夔州地区蛮獠的一种以家为单位的、用人作为祭品的“祭祖”仪式,而乌鬼则是指当地獠蛮的祖籍神。     

根脉相承 精神相通——黎族与南方百越后裔诸民族的创世神话评析

本文通过解读黎族与南方百越后裔诸民族的创世神话,探究这一族群的“巨人”神话折射出的族群血缘关系和族群的斗争精神。     

唐代岭南地区的贬流之人

贬流,指贬谪与流放。贬谪限于仕宦阶层,秦汉时已见端倪;流放则包括了所有阶层的人犯。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惩罚罪人的强制性手段,二者虽不尽相同,但性质类似,故人们往往将其相提并论。唐代为中国历史上贬流之人产生的高峰时期,而岭南,①则系唐代发遣贬流者的主要地区...     

“民族”概念的困境、原因及建议——兼论马克思主义民族概念

民族学界对民族一直存在很多争议,部分学者认为民族并非真实存在,甚至出现了“去民族化”的思潮.民族概念争议的焦点在于“民族”与“族群”概念的对话以及是否用“族群”取代“民族”概念等问题,原因在于中西语境下的民族概念的歧义、不同历史时期的民族特性差异、意识形态的功能作用的重要影响,因此,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把握民族发展的历史趋势,抓住民族发展的基本特点,揭示民族概念的一般内涵,探求民族概念的研究路径来化解其困境.     

勿吉兴亡史探微

勿吉史是东北民族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究其原因,除史料不足外,对勿吉与靺鞨关系认识不清也是关键。根据英国民族学家安东尼·史密斯有关前近代族群的族类-族团分析,勿吉与靺鞨并不是简单的顺承关系。前者是族团概念,指称475年入贡北魏的一支政治势力;后者则是族类概念,囊括了拥有类似文化特征,但未经过政治整合,因而也不具有内部群体意识的一系列人群。从时空线索判断,勿吉只是靺鞨之一——粟末靺鞨。基于这种认识,则只有将有关勿吉、粟末靺鞨的史料(文献记载、考古发现)串联起来,才是勿吉兴亡史的全部。     

“蛮非”贬称辨

长期以来流行此种说法:“蛮”为汉族对南方少数民族侮辱性称呼,“蛮”即“野蛮“、“不开化”之义,“蛮”字从虫,即表示不把他们当人。如《民族语文》82年1期37页:“从意义上看,‘蛮’是个贬称,古代泛称南方少数民族。”白耀天《僮族源流试探》:“(有的人)不审慎地考证就把史书上的‘蛮’……完全加在僮族的头上,试想僮族怎么能接受呢?我们知     

柔然君名“可汗”考

柔然人称君曰:“可汗”。如匈奴称其君主曰“单于”;吐蕃的“赞普”,中原各汉族王廷的“皇帝”。古今研究此名号者,或谓为柔然人的外来语,或说柔然族是鲜卑与通古斯的杂种,故曰:“可汗”名号是蒙古语或通古斯语所出。仍持此论者也非确定语,似可再议。柔然人在古代东方创建“可汗制”,在古代东方与世界文化的发展史上有过重大的影响和贡献。它的君称“可汗”名号,首先肯定是其本民族的土著语言所拟定的名号。因此,为了研究可汗名号,必得探索柔然的民族起源与它有关的诸族的先世问题。柔然族源问题,古者所论,有的说是匈奴后裔,或说是鲜卑庶枝。从民族像貌、官职诸方面考订,柔然非匈奴族类,族源问题备专论。鲜卑于战国以来,被称为“东胡”,     

先秦至唐朝时期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多元一统格局的历史形成和发展演变初论

本文所说的中华民族,是指1911—1949年的中华民国和1949年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民族。文章认为,“中华”作为民族名称最初专指汉族的前身华夏族;作为国名则最早也是专指华夏族建立在黄河中、下游地带的“中国”。当时长江中游地带的楚族不在华夏族的范围内,长江下游的吴、越人也不曾入华夏族之列,更边远的其他民族群体也都不是华夏族。公元前3世纪末叶之后,秦朝和汉朝先后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以原来的华夏族为核心,形成了汉族;以原来中原地区的“中国”为基础,扩大了统治的范围,把非汉族的其他兄弟民族都包括了进去,组成了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在此大家庭内,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发展是不平衡的,这种现象一直延续至近现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也经常出现分裂,国家的统一还是分裂,与当时统治者的民族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     

百越研究三题

本文认为，越字古代写为成，是中原华夏族对东亚南部使用成的人们共同体的专称。随着汉民族对越民族群体了解的深人，并针对越民族群体分布广、支系多这一历史特点，汉族史家便将越民族群体称为“百越”。南朝时期，百越后裔分布区成为有显著特点的两大片，一片是红河三角洲及红河以东地区居住着受汉文化影响的俚、僚；一片是红河以西以鸠僚为代表的掸泰先民，这基本上奠定了现代以百越民族群体为主发展而来的壮侗语族各族的分布格局。从考古材料、文献记载及语言来看，海南黎族不是苗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