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赋能如何影响企业绿色转型?——绿色创新能力与组织惰性的双重影响分析

绿色转型改善了企业的生产环境,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随着数字化进程的加快,数字赋能改变了企业的商业模式和管理模式,对企业转型升级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是鲜有文献探讨数字赋能与企业绿色转型的关系。基于资源编排理论,构建了数字赋能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机制模型,探究其内在传导机制以及组织惰性的调节作用。对中国278份企业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数字赋能、绿色创新能力均对企业绿色转型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绿色创新能力在数字赋能与企业绿色转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组织惰性对数字赋能与绿色创新能力之间的正向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双碳目标下国有企业数字化战略变革的模式、路径及保障机制研究

国有企业数字化战略变革是实现双碳目标的有效手段,其变革模式、路径及保障机制值得深入研究。基于数字技术赋能以及绿色低碳技术探索与利用两个维度,总结出低碳产品优化型、低碳流程变革型、数据资源主导型和数字生态导向型等双碳目标下国有企业数字化战略变革的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明确数字技术赋能和绿色低碳创新协同发展、推动数字技术赋能的能源行业碳减排、探索绿色低碳创新的文旅产业转型方式、建立涵盖目标企业上下游的绿色制造供应链体系等四条变革路径。建议国有企业要探索以“数字人”为主体的双碳数字化人才培养模式,打造适应新管理情境的数字化动态能力,构建以数据中台为支撑的数字化组织结构,建设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绿色数字化生态系统,以切实保障国有企业数字化战略变革的顺利实施。研究结论对国有企业在当前我国双碳目标下如何有效开展数字化战略变革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数字技术应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双元创新

采用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双元创新视角出发,实证检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背景下企业数字技术应用的创新效应。研究表明,数字技术应用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正向调节了数字技术应用与探索式创新之间的关系,但对数字技术应用与利用式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不显著;数字技术应用的双元创新效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会因企业产权性质、所处生命周期及高科技属性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性。以上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入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的战略价值,为企业在环境不确定性增强的背景下加快数字化转型进程、释放数字技术的创新赋能效应提供理论依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政府支持与创新效率——基于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以2015—2020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Hansen门槛回归模型，研究政府支持力度不同阶段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效率的作用机制，并基于创新效率的视角寻找政府支持的合理区间。相关数据的实证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创新效率之间存在着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关系，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效率受到政府支持的影响，存在非线性的门槛效应。政府支持力度低于0.84%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效率成正向关系。政府支持高于0.84%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效率成负向关系。根据企业规模不同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大规模企业门槛效应依然显著，小规模企业则不再存在门槛效应，为企业和政府推动创新效率提供了相关启示。     

“双循环”背景下数字技术如何赋能商贸流通企业高质量发展

用数字技术赋能商贸流通企业高质量发展,推动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建设,已成为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环节。基于2014—2019年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企业数据集,考察了数字技术赋能商贸流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效应与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技术能够有效提升商贸流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商贸流通企业高质量发展。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技术能够通过降本增效、业态创新和创新生态构建三个渠道赋能商贸流通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异质性分析发现,小微企业、民营企业以及全要素生产率较高的商贸流通企业,其数字技术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效果更佳。因此,探索基于企业特征的数字化转型路径、实现数字技术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全方位赋能以及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是数字技术赋能商贸流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数字化转型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证研究

为了探讨数字化转型如何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以企业创新水平和绿色发展水平衡量企业高质量发展,采用文本分析法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通过多元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赋能效果和赋能机制,并采用无形资产明细项目中与数字化相关的资产占无形资产总额的比重重新度量数字化转型、排除反向因果关系以及采用Bootstrap检验等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认为,数字化转型可以提升企业的创新水平和绿色发展水平,有显著的赋能效果;数字化转型会加大企业对高水平劳动者的需求,实现人力资本结构的优化,从而提升企业的创新水平;数字化转型也能提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提升企业声誉,促进企业加入绿色投入,从而提升企业绿色发展水平,也能使企业获得更多的绿色发展市场资源,最终提升企业绿色发展水平。研究表明,政府部门应当引导市场资源投资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夯实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基础,同时培育数字化领军企业,形成示范效应,通过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理论建模与机制检验

“双碳”目标背景下，数字化与绿色化协调发展已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首先，基于内生增长理论框架，拓展了夏皮罗(Shapiro, 2018)提出的企业污染减排模型，区分了数字化影响制造业企业碳减排强度的技术进步效应和绿色创新效应，并提出相应的理论假设。其次，以2011—2019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基准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证实了数字化生产率提升和绿色创新两条机制的存在性。再次，异质性研究发现，区域层面东、中部地区数字化抑制了企业碳排放强度的提升，但在西部地区该抑制作用并不明显；行业层面数字化对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减排的影响更深；进一步，绿色创新机制在东部地区、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企业群都显著存在，但生产率提升机制在分组回归中并未表现出来。研究结论为精准评估数字化的减排效应、统筹制定差异化的数字赋能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政策提供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赋能企业绿色化转型的方式:从信息披露到创新驱动

企业数字化对于加快实现企业绿色化转型进而实现双化协同意义深远。选用2010—2019年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基于资产视角和经营业务视角分析企业数字化对企业绿色生产、污染治理及研发创新的影响,进而明确企业数字化赋能绿色转型的机制。研究指出：(1)无论是资产视角还是经营业务视角均显示,企业数字化降低了企业披露绿色生产(环境管理和环境信息)和污染治理方面(环境负债和环境业绩与治理)相关信息的概率及公开程度;(2)企业数字化促进了企业研发创新,从资产视角表现为企业数字化利于研发创新投入的增加,从经营业务视角表现为企业数字化促进了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整体上,企业数字化发展能够赋能企业绿色化转型,其方式是创新驱动而非信息披露。提出应加快企业全方位数字化转型进程,以充分激发企业研发创新的积极性,从而加快实现企业绿色化转型。     

环境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政府质量和绿色购买的调节效应

政府征收环境税是解决企业环境污染外部性的重要规制手段.文章探讨了环境税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成本导向和信息导向机制,通过选取2005～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回归模型检验了环境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政府质量和绿色购买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在不同的环境税征收水平下,企业对于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工艺创新有着不同的偏好,具体而言,环境税与企业绿色产品创新存在倒"U"型关系,与企业绿色工艺创新存在"U"型关系,当环境税数值位于2.201～11.291的区间时,能够对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工艺创新均产生正向影响;高水平的政府质量能够强化环境税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的正向影响,推迟环境税与企业绿色产品创新倒"U"型拐点的到来,同时弱化环境税对企业绿色工艺创新的消极影响,促进环境税与企业绿色工艺创新"U"型拐点提前到来;高水平的绿色购买能够显著提升环境税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的积极效应.因此,制定合理环境税征税区间,提高地方政府质量和绿色购买力度,对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

选取了2004-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和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影响的直接机制、传导机制，以及区域的异质性。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矿业绿色发展之间呈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通过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影响矿业绿色发展水平，环境规制与技术效率呈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呈“U”型关系；东南沿海地区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暂未产生影响，而中西部内陆地区环境规制与矿业绿色发展呈倒“U”型关系。提出完善环境规制体系，因地制宜地设定环境规制强度；强化科学管理，提升技术效率；加强技术创新，推动技术进步等建议，不断提升矿业绿色发展水平。     

数字化赋能服务型政府建设：理论逻辑、实践图景与未来路向

服务型政府是本土学者从我国地方政府创新实践中提炼出来的理论概念,并被中央采纳设定为我国政府治理变革的理想形态。数字化赋能已经并将继续成为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路径。数字化赋能不仅是一种独立的政府治理研究的理论范式,而且已经成为一种描述政府治理实践创新的表达方式,但是个别地方也存在“为数字化而数字化”的现象。基于此,以“技术驱动—组织重塑—治理转型”作为分析思路,阐释了数字化赋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理论逻辑。从“技术治理”“整体智治”“用户导向”“制度规范”四个维度描绘数字化赋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未来路向。     

企业数字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来自中国私营企业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掀起了一波企业数字化浪潮,对企业组织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基于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运用迭代主因子法构造企业数字化指数,深入研究企业数字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对劳动生产率存在“U型”非线性效应,即在企业数字化的影响下,劳动生产率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促进技术进步、推动组织变革和提高劳动力流动是企业数字化影响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渠道。建议政府部门在大力倡议“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同时,关注企业数字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促进数据要素与劳动力的融合发展。     

数字赋能视域下乡村产业振兴的内在逻辑与创新路径

推动乡村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数字技术赋能助推乡村产业振兴,已经成为新时代的重要命题与必然趋势。基于数字赋能分析视域,研究解决乡村产业振兴的创新路径问题。研究发现,数字赋能乡村产业振兴得益于基层政府顶层设计,构建风险托底机制,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大数据运营能力的提高,但依然存在数字建设进程较为缓慢、数字化专业人才缺乏、数字信息共享机制不够健全、“数字化”产业治理能力有限等问题。据此提出创新路径：持续提高数字基础设施内涵建设,不断增强数字化人才队伍建设能力,合理优化产业发展信息共享机制,创新驱动“数字化”治理能力的四维向度,合力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高质量发展。     

连锁董事网络结构洞、团队断裂带与数字化创新绩效

利用3 360家科技创业企业的数字化创新专利数据,探究连锁董事网络结构洞对数字化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团队断裂带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连锁董事网络结构洞与数字化创新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任务导向断裂带强度越大,连锁董事网络结构洞对数字化创新绩效影响越强;社会分类断裂带强度越大,连锁董事网络结构洞对数字化创新绩效的影响越弱。     

金融科技何以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有为政府和有志企业协同的视角

基于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金融科技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机理及边界条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正向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且在考察不同企业类型、行业特性和地区特征条件下,其驱动效果具有明显的差异性。机制检验表明,金融科技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两个渠道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分析发现,政府税收优惠政策和企业家精神对金融科技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协同调节作用。政企的协同调节效果又因企业的数字化水平而异：对数字化领先型企业的调节是互补的,对数字化后进型企业的互补调节不明显。因此,在当前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应大力推进金融科技赋能实体企业创新转型,并协同加强政企合作,为加快建设“数字中国”,进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数字化赋能产业转型升级：机遇、挑战与实现路径

产业数字化转型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在数字化与智能化的时代浪潮下,新型工业化要求加快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产业的深度融合。近年来,中国数字技术、数字基建以及智能设备产业蓬勃发展,以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为主攻方向的新兴科技企业不断涌现,加力赋能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然而,当前中国数实融合不充分,数据要素与数字技术的价值尚未得到充分释放,导致中国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内生动力不足。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充分释放数字技术对产业转型升级的赋能作用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首要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下的产业数字化转型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全域数字化转型。数字化如何全力精准赋能中国产业转型升级,数字化赋能中国产业转型升级面临哪些现实挑战和历史机遇,如何应对挑战、抓住机遇大力推动中国产业转型升级,这是当前面临的时代命题。本研究对数字化赋能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机遇、挑战与实现路径进行全面的理论分析和实践探讨,着眼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际问题...     

数字赋能促进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实证检验

数字赋能成为当前制造业企业实现绿色转型的关键路径。结合企业生命周期视角,以中国2012—2019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数字赋能对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显示,数字赋能显著正向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其中成熟期的影响效果最显著,成长期次之,衰退期则不显著;数字赋能通过提高双元创新能力、内部控制能力和运营能力助推制造业绿色转型;外部环境中政府财政科技支出正向调节制造业绿色转型进程。     

数字经济促进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的黑箱解构——基于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门槛效应分析

本文将数字经济、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剖析3者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通过构建门槛模型,收集2011—2021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除西藏外)高技术产业的相关数据,测度其绿色创新效率,并分析数字经济、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对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大小。分析结果表明：第一,数字经济对企业绿色创新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在不同发展时期对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非线性“U”型的门槛效应。第二,纵向上,有为政府调节数字经济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效应在初期与后期显著为正,中期不显著为正;有效市场调节数字经济提升绿色创新效率的效应在初期不显著为负、中后期显著为正,且边际递增。第三,横向上,“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协同”分别在初、中、后期主导调节数字经济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第四,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区域协同水平可分为政府市场双高型、政府市场双低型、有为政府加强型、有效市场加强型。基于此,需要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充分发挥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调节数字经济提升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同时结合政府与市场在不同时期的主导作用,依据不同地区有为政...     

雾霾污染与城市规模的非线性关系——基于我国城市数据的分析

利用卫星反演得到全国27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雾霾污染数据,构造了2007-2016年非平衡面板,通过扩展的STIRPAT模型构建了城市雾霾污染与城市规模的静态和动态面板模型,分别使用双向固定效应和系统GMM估计方法,进行估计检验。回归结果显示,城市雾霾污染与城市规模之间存在倒“N”型关系。分地区回归结果表明,两者的关系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差异,东部和中部地区雾霾污染与城市规模仍呈现显著的倒“N”型关系;而西部地区则呈现“U”型关系。扩大副省级城市的范围,进一步分析城市行政级别对雾霾污染与城市规模关系的不同影响,发现两者的倒“N”型关系在普通地级市中更为显著。     

环境分权有利于促进中国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吗？

分权竞争是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相对财政分权,环境分权因缺乏正式的制度安排而被长期忽视。基于环境分权视角,运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对环境分权与中国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的非线性空间效应进行检验。研究表明,空间效应下环境分权与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存在明显的倒“U”型关系。分解指标方面,环境行政分权和环境监察分权与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之间均存在明显的“U”型关系,但环境监测分权与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却呈现倒“U”型关系。分时间段来看,不同时段的环境分权与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关系存在异质性。中国目前的环境分权水平没有对地方政府治理环境污染和调整产业发展方式形成有效激励,因此,设置差异化的环境分权水平是深入推进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