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支持、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创新绩效

以261家企业为研究样本,构建了政府支持、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动态交互机制模型,实证检验了政府支持、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作用效应。研究显示:政府支持促进了商业模式创新,政府支持对国企商业模式创新的促进作用大于民企,政府支持对高新技术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激励效应大于传统企业;政府支持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企业创新绩效对政府支持具有激励效应;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正向提升效应,企业创新绩效对商业模式创新具有促进效应;政府支持、商业模式创新与创新绩效之间具有交互效应;政府支持和商业模式创新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效应大于传统企业,政府支持和商业模式创新对国企创新绩效的提高效应大于民营企业。     

创新型城市试点能否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水平

绿色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有利于同步推进科技创新与环境保护。基于2003-2018年城市面板数据,运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影响的研究结果表明,试点政策能够有效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水平,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带动效应可持续6年左右。作用机理在于,试点政策具有政府引领效应、人才集聚效应、创新效应及结构效应。但异质性分析显示,试点政策对省会城市、直辖市及副省级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作用弱于普通城市,对科教水平较高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作用弱于科教水平较低城市,且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的促进效果随着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而越来越弱。研究还发现,试点政策对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作用效果不存在显著差异。     

知识产权治理如何提升产业链韧性?——基于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的实证检验

良好的产权制度是提升产业链韧性的有效基础,作为知识产权治理工具的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是知识产权制度在城市地理空间上的创新实践。本文基于2003—2016年280个城市面板数据,利用多时点双重差分的方法检验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对产业链韧性提升的影响效应,结合中介效应模型探讨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知识产权示范城市的设立能够显著提升城市产业多样化水平和创新能力,进而提升城市产业链韧性,揭示了知识产权治理能够有效提升产业链韧性的结论;知识多样化和政府科技支持是该政策提升产业链韧性的有效渠道,但二者的作用效果并未达到理想状态。进一步分析发现：该政策的实施对产业链韧性的提升效应存在区域和城市规模异质性,其中东部和南部地区的政策效应更为显著,人口中等及以上的城市以及经济较发达地区的政策效应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为知识产权治理和产业链韧性的研究提供了经验证据,为政府协调资源配置和培育产业链韧性提供了参考。     

以扩大绿色消费需求推进湖南“两型社会”纵深发展

扩大绿色消费需求符合湖南“两型社会”纵深发展的三个阶段性特征要求,能充分发挥其目标激励、市场约束与创新驱动作用,能较好地回答发展为了什么、怎样发展与发展什么三个问题,能逐步消除消费的过早论、自然论与无用论三种认识误区.要扩大湖南绿色消费需求,需以绿色消费品市场为共同载体,从居民、政府与企业三个层面创新绿色消费需求的三大机制,即居民绿色消费需求的科学引导机制、政府对绿色消费需求的宏观调控机制、企业绿色生产的市场引导与监管体制.     

金融发展、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空间溢出效应与调节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2008—2019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建立空间杜宾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金融发展、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科技创新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金融发展、科技创新投入的间接效应与总效应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增长,科技创新产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科技创新能够显著正向调节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与总效应。科技创新的调节效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中西部地区科技创新投入的调节效应优于东部地区,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科技创新产出的调节效应甚微。政府应当进一步优化金融结构,促进金融创新,加强金融监管,推进金融改革,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发展;对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应实施差异化的区域发展战略。     

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效率的影响研究——以新三板企业为例

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高效运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数字普惠金融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提供新思路,进而促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新三板企业数据,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效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升中小企业效率,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数字化水平均对中小企业效率具有显著的提升效应。第二,数字普惠金融提升中小企业效率具有明显的行业异质性、规模异质性及区位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对制造业企业及中小型企业的效率提升效应更为显著;在东部地区及规模较大城市更为显著,在中西部地区及小城市中小企业的促进效应尚待挖掘。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助于推动企业创新发展、提高城市金融水平,进而促进中小企业效率增长。研究对于数字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和中小企业效率提升具有参考价值。     

绿色信贷与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

绿色信贷作为推进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重要金融政策工具，对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本文以2007年中国绿色信贷政策实施这一准自然实验为契机，利用2004—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样本，结合地方城市统计年鉴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方法考察绿色信贷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绿色信贷实施显著提升了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且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绿色信贷主要通过激励企业研发投入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两个途径促进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绿色信贷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在企业、行业和地区间存有差异，对国有企业、成长期企业、大型企业，以及归属于资本密集中间型行业、东部地区的制造业企业提升作用更大。本文的研究为绿色信贷助力制造业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财政科技支出对城市创新的影响

文章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财政科技支出对城市创新水平的作用效果,研究其中介机制并进行异质性分析。基准回归与稳健性检验表明,财政科技支出能够有效提升城市创新水平;分位数回归表明,随着城市创新水平提升,财政科技支出对城市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呈现先增强后减弱的"倒U型"变化特征;城市区位异质性分析表明,财政科技支出对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城市创新水平均存在显著促进作用,但对东部地区城市创新水平的促进效果更强。中介机制分析表明,财政科技支出会通过企业发明专利与引导城市投资集聚,提升城市创新水平,且东部地区中介效应大于中西部地区。进一步研究发现,在经济增长目标较高的地区,财政科技支出对城市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较弱。     

政府补贴方式与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

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提升对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讨论政府补贴方式对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该文运用Super-SBM模型测算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并使用面板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政府研发补贴与税收优惠的作用,研究发现,我国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整体呈东、中、西逐渐降低的态势;从全国来看政府研发补贴和税收优惠都具有提升绿色创新效率的作用,而分地区来看政府研发补贴与东部和中部地区绿色创新效率负相关,与西部地区正相关;税收优惠与各地区绿色创新效率正相关。据此,政府部门应制定差异化的支持政策、加大核心技术研发的税收优惠力度、优化外部环境以进一步促进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提升。     

中国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演化及影响因素

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是全球经济绿色转型关注的热点,推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考虑城市绿色创新发展.利用SBM-Undesirable模型测度2005-2017年中国286个地级市的绿色创新效率,揭示其空间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整体偏低,呈规模效率＞纯技术效率＞综合技术效率的特征,且表现为全国波动上升、东部跃迁、中部塌陷、东北停滞的态势.经济外向度、金融发展水平、制造业集聚等对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而经济发展水平、环境规制、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不显著.因此,提高城市绿色创新效率,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应当强化科技创新驱动,加快地区绿色创新协同发展,同时提升产业集聚水平,优化绿色创新环境.     

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政府—企业—社会互动视角

本文基于政府—企业—社会互动视角,以2010—2019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并建立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究了政府资源倾斜、社会媒体关注在这一影响中的中介和调节效应。研究发现：高管政治关联会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表明其在企业绿色创新实践中主要发挥“资源效应”的作用;高管政治关联主要通过两条相互交织的路径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影响：一是获取政府补贴,缓解企业研发资金压力,二是形成社会监督,倒逼企业承担环境责任;政府资源倾斜、社会媒体关注会相互调节对方在高管政治关联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中介效应,即政府资源倾斜越强,社会媒体关注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越强,反之亦然。本文为政府、企业和社会协同互动,最大限度地发挥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绿色创新的良性激励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和管理启示。     

互联网商业模式的同群效应：战略驱动还是概念迎合

近年来,互联网商业模式成为热门概念,越来越多传统企业实施互联网商业模式,但尚不清楚这是企业深思熟虑下的战略驱动还是盲目跟风下的概念迎合。为此,以我国2007—2020年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传统企业实施互联网商业模式的同群效应的存在性、深层动因及其经济后果。结果显示：传统企业实施互联网商业模式存在显著的同群效应;驱动机制检验发现,互联网商业模式的同群效应在资产结构更轻、“脱实向虚”程度更高、市场估值更低和融资压力更大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支持了同群效应的概念迎合假说,而非战略驱动假说;进一步检验发现,企业实施互联网商业模式虽能够在短期内获得一定的政府补贴收入和市场反应,但仅促进了企业的策略性创新而非实质性创新,且并未提升企业的财务业绩,这进一步说明互联网商业模式的同群效应并非战略驱动,而是概念迎合之举。     

长三角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长三角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对促进该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有重大意义.基于2008-2018年长三角2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运用非期望产出的DEA模型测算出长三角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讨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影响因素的空间效应,最后运用线性与非线性模型探究各自变量对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作用关系.研究表明,长三角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逐年增长并已存在空间集聚效应;外商投资、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产业集聚对本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有正向直接促进效应;企业收益与政府支持对本地与邻近地区绿色技术创新均有正向促进效应;环境规则对邻近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在线性与非线性回归结果中,总的来讲,各变量对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作用机制相似,其中绿色经济发展水平较其他变量而言对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作用系数最大,影响程度最深.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结果为长三角未来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     

领导权变激励、员工工作旺盛感与越轨创新行为——经验取样下的即时与延时效应

伴随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越轨创新成为员工创新行为的新模式.以往学者探讨了领导权变激励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效应,但并未区分效应的即时性和延时性,忽略了领导权变激励对员工越轨创新行为的作用机制及其即时效应和延时效应.以综合激励模型为基础,通过工作旺盛感和自我提升价值观揭示领导权变激励对越轨创新行为的作用机制,借助经验取样法验证效应的即时性与延时性.基于对445单元动态数据的研究发现:领导权变激励对员工每日的工作旺盛感和越轨创新行为具有即时效应;自我提升价值观正向调节每日工作旺盛感与每日越轨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同时正向调节每日工作旺盛感在领导权变激励与每日越轨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基于对356单元滞后匹配数据的研究发现:领导权变激励对员工次日的工作旺盛感和越轨创新行为具有延时效应.研究结果揭示了领导权变激励对员工工作旺盛感和越轨创新行为的动态作用机制,丰富了激励理论研究,可为企业激活、管理员工工作旺盛感和越轨创新行为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创新激励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时空效应分析

通过分析创新激励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时空效应的理论机制,并运用动态空间杜宾面板模型,研究研发补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等创新激励政策对不同类型企业研发投入的时空效应后发现,研发补贴和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短期和长期激励作用,而忽视时空效应会高估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短期激励作用并低估长期激励作用。创新激励政策的时空效应在不同类型企业上具有明显的差异性,研发补贴对非国有企业研发投入的长期激励作用最高且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效应。为此,建议从区域一体化的高度协调地方政府制定创新政策,确保创新激励政策的扶持链与企业的创新链相一致,发挥市场在创新资源配置上的决定性作用等。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能否加速绿色技术创新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通过不断完善区域的知识产权政策法规体系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执行力度,为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治理体系和提高治理能力提供硬约束,保障了绿色技术创新主体利益,有助于推动示范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基于中国278个城市2006—2018年面板数据来测度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发现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有效地提升了城市绿色技术创新能力,这种绿色技术创新的提升效应在中部地区和非副省级城市更强;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通过政府科技资源配置效应和激发创新活力来实现绿色技术创新,更有利于促进示范城市建设水平的提档升级。需要进一步加强中央顶层设计与激发地方制度创新相结合,将知识产权治理的先进经验向全国推广,形成高质量知识产权治理体系;结合区域发展禀赋,注重相关政策向西部地区知识产权薄弱城市倾斜;既要重视规制性政策的驱动作用,同时又注重激励性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内生动力的激发效应。     

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创新效率的网络机制——合作和知识双重创新网络结构洞的中介作用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仅拓展和优化了创新网络,也使创新网络在创新驱动发展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基于网络结构洞理论,从创新合作网络和创新知识网络(双重创新网络)角度分析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强企业在创新网络中的“桥梁”作用来提升企业创新效率的机制,并采用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13—2021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其创新效率,该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双重创新网络结构洞是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创新效率的中介变量,即存在“数字化转型水平提高→双重创新网络结构洞增加→创新效率提升”的影响路径;企业组织韧性提高能够强化数字化转型对网络结构洞的正向影响,但对网络结构洞影响创新效率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因此,应积极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拓展和优化创新网络来促进企业创新效率提升,并不断提高企业的组织韧性以有效化解转型风险。     

跨境电商改革与出口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基于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

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是我国积极推进制度型开放的重要举措,税费优惠和管理服务完善等跨境电商改革不仅能够激励外贸增长,还会对出口企业产生成本降低效应、人力资本提升效应和内部治理优化效应等积极影响,从而促进出口企业的数字技术创新。将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沪深A股出口企业2007—2020年的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分析发现：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跨境电商改革)显著促进了试验区出口企业的数字技术发明专利增长,跨境电商改革可以通过降低融资成本和经营成本、提高技术人员占比和高学历人才占比、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和内部控制质量等路径促进出口企业的数字技术创新,跨境电商改革对融资约束程度较高、地区人力资源丰富、ESG表现较差、环境不确定性较强的出口企业具有更为显著的数字技术创新促进作用。应持续推进和不断深化跨境电商改革,并充分发挥制度型开放对企业创新发展的激励作用。     

互联网驱动实体经济创新发展的效应研究

当前,中国大力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网络技术也渐渐融入实体经济的发展,在梳理和归纳互联网对实体经济创新发展的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利用2006-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对互联网对实体经济创新发展的传导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互联网显著促进了实体经济创新效率的提高,与东部地区相比,在中西部地区互联网对实体经济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且互联网对实体经济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人力资本水平和消费需求水平来实现。提出的政策建议是:推进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鼓励传统企业实施"互联网+"战略,优化专业人才队伍,规范互联网市场,为实体经济的创新发展提供良好的资源条件和战略支持。     

风险投资对中小企业融资成本的影响机制研究

“融资难、融资贵”是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影响了我国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文章以2008—2022年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风险投资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的关系问题。研究表明,风险投资可以显著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风险投资通过信号传递效应、监督效应、社会网络效应以及公司治理效应等四种途径影响企业债务融资状况。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非国有企业和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等融资难度更大的企业中,风险投资对融资成本的影响更为显著。政府应支持风险投资行业发展,鼓励风险投资机构“投早、投小”,特别是加大对非国有企业和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企业的投资力度,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从而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