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诗歌中的“北京形象”迁移——从文化符号到地理坐标

诗学文本中城市形象的迁移所具备的话语潜能,不仅能够开发出地域美学的建构意图,也关系着文化权力结构的修改过程。通过梳理中国新诗的发展线索发现,“北京”从各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中脱身而出的诗学形象,与新诗发育中的阶段性特征形成了奇妙的互文。“北京形象”在新诗中经历了三次明显的迁移：一是作为隐喻符号,从强调“文化”滑向对“国家、乡土”的强调;二是作为意识形象,从被附加“大语境”转为现代文化的“内核引领者”;三是在视觉文化的影响下,表现出由视觉景观向自然景观的还原。“北京形象”的审美迁移话题背后,关联着这座城市在不同历史阶段如何进行自我安放等诸话题。     

光源氏——世界文学"多余人"形象的雏形

文学现象是社会现象的反映。规律性的社会现象的出现虽然会因国家、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而有迟早之分,但它不会违背规律形成空白。因此,从世界范畴看,19世纪俄罗斯贵族文学时期以奥涅金为代表的“多余人”群体形象的出现并非一个偶然的文学现象,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立足于“多余人”形象的一般特征和基本性质,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多余人”形象绝非俄罗斯文学的专利,早在11世纪的东亚文坛就已浮现出了一位颇具“多余人”特质的早期文学形象———光源氏。     

塑造职工喜欢的企业形象

企业如何塑造一个在职工心目中所喜欢的企业形象,这对调动职工的积极性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有关学者研究。可从四个方面加以努力: ①培养企业职工对自己所在企业的认同感,树立“自己的企业”形象;②争取职工的信任感。树立“可以依托和归属的企业”形象;③激发职工的自豪感,树立“值得骄傲的企业”形象;④引起职工的愉快感,树立“融洽的工作环境”的形象。其中由认同感产生的“自己的企业”形象,是这一受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树立农行“窗口”形象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树立农行“窗口”形象●省农行资金组织处信用卡部农业银行是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公众的“窗口”单位，加强精神文明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作为资金组织战线的营业网点和广大职工，是“窗口”形象的代表。加强网点建设，培育一支高素质的职工队伍，对...     

发挥党政一把手在使用干部中的作用

党政一把手要亲自抓好人才这一第一资源,建立优质高效的人才工程。给人一种“是能人、能用人、善用人”的伯乐形象。要善用政策和程序,用制度管人。要有“人梯”思想,促使本单位多出高层次人才。     

民间传说中傅山士大夫形象的多维构建

傅山是明末清初士大夫阶层的中坚,也是明遗民的代表,得到了官方与民众的双重认可。傅山传说既进入了国家话语的“大传统”,也进入了民间文化的“小传统”。比较而言,“大传统”中的傅山形象单一而平面化;“小传统”中的傅山形象全面而立体化。文章以民间流布的傅山传说为研究对象,参考典籍文献中相关记载,探寻傅山士大夫形象在民众话语中的多维构建,挖掘此形象在明清易代之际的革新与转变。文章提出：弘扬以傅山为代表的士大夫所承载的“以天下为己任”与“明道救世”的责任担当意识,对当代中国梦的践行具有促进作用。     

论艺术构思的创新

一、艺术构思必须创新 文艺是通过具体生动的形象来反映生活、观察世界的,所以在一部作品中那些个性鲜明的活生生的形象,总是具有特殊地位和作用的。真正的艺术作品,无论内容或形式都表现出一种千差万别的“特殊性”,决不会和前人或旁人雷同。构思要求“独感”,“独感”就是作者的独创。这个特点决定了文艺创作的构思非不断创新不可。创新一旦停止,构思的功用也就不复存在了。从创作目的看,人们写文章或作品,就是为了较长久地交际流     

简析严歌苓笔下的“父亲”形象

严歌苓移民小说中的“父亲”形象,按时间顺序可以分为两大类：“老移民父亲”和“新移民父亲”。他们身份迥异,背景悬殊,但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与传统的父亲形象相比,这些父亲在作家笔下都失去了原有的神圣与威严,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性格、心理缺陷,从而显示出作家这样的一种创作倾向——“审父（弱父）情结”。严歌苓用冷静的笔调为我们细致地展现了父亲这一形象在异域中是如何因为男性地位、身份的变化而逐步异化的过程,更集中探讨了这一变异过程中的文化因素,从而使其小说具有了文化反思、文化批判的高度。     

国家理念与政治文明：国家形象传播研究的新视角

国家理念是一个国家所坚持的哲学学说,它是国家所秉持的总体性观念,是历史性与发展性的统一,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一国的国家形象最终取决于该国所秉持的国家理念及其在此国家理念下进行的国家建设的实践。一方面,国家理念的不同决定了国家形象传播的具体内容、国家形象传播的主体选择、国家形象传播的具体策略的不同;另一方面,国家形象传播的效果会对国家理念能起到完善和矫正的作用。国家理念是区别不同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     

在"枢纽"与"限界"之间的边缘人 民国时期边地汉人形象构建论说

民国时期,边地汉人在研究者的笔触之下被赋予了不同的形象。吴文藻、陶云逵等较早地接受了美国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提出的“边缘人”理论,并从宏大国家叙事着眼,阐释了边地汉人的“枢纽人”作用。不过,李安宅、梁钊韬、费孝通等基于微观“边地日常”的观察表明,作为“限界群”的边地汉人的图利动机及其行为有时对边疆建设来说是一个“问题”。两种相互矛盾的形象表述直接或间接地与罗伯特·帕克的“边缘人”理论发生对话,揭示了民国时期国内社会知识精英所持边疆社会改造方法论的分歧。回到历史现场,无论是“枢纽说”抑或“限界说”,均表达了研究者对边地汉人的关怀和期待,同时亦反映了历史经验和现实利益交织下边地人群交往、交流、交融的复杂性。     

闪耀异彩的星群——新时期小说中女性形象概观

作为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形态最敏锐的神经与多棱镜的文学,它的繁荣程度,是历史变革合力之大小和社会文明程度之高低的重要标志。如果说,“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并且,“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的话,那么,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塑造得是否成功,对女性的处境、遭际、命运,前途的描绘与揭示得深刻与否,自然又是文学繁荣程度的重要标记。我国新时期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引人注目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塑造出一批色彩缤纷、各具个性、映照出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风貌的女性形象。这些形象生动地反映出现阶段妇女解放的程度和在解放过程中所遇到的严重障碍及其发展的趋势,当然,也就形象地反映出我们社会的解放程度。     

日本文化中的“异类形象”浅论

本文在整合前人对日本“妖怪”文化的研究基础上,主要从各种“异类”形象的特点出发,分析了“魔女”、“娃娃”、“妖怪”与“鬼魂(能乐)”四类形象在其各自文化载体中的独特呈现,从中凸显日本人有关“死亡”及“彼岸世界”的想象,揭示出日本民族在其独有的历史文化土壤中培育出来的美学观念及其在现代社会各领域中的延伸表现。     

“CI”——企业形象塑造的奥秘

当你提起“白猫”洗衣粉时,眼前立即会出现活泼可爱的小白猫伴随着悦耳的广东音乐欢蹦乱跳的特写景头;当你购买糖果时,跃入眼帘的是蹦跳的“大白兔”和蓝白相间方格铺底的花生牛轧糖;当你口渴欲喝可乐的时候,脑海里涌现出一片红色簇拥着变型的“可口可乐”英文字母……这里有一个奥秘:就是企业形象设计已经把这些企业形象留在人们的心里,输入在他们的脑海里,当需要的时候这些企业的特殊形象便会立即变成各种指令,促使他们把信号转化为行动指向。形象,在我国也许算不了什么,或者不屑一顾,然而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在美国,可是一门大学问,据告知眼下在美国名目繁多的知识性“软件”咨询     

《三国演义》嘉靖本和毛本校读札记(下)

曹魏人物的变化 从嘉靖本到毛本,变化较显著的人物形象,当属曹操。曹操形象的变化,也是在一些并不惹人注意的增、删、改写中完成的。从嘉靖本看,罗贯中塑造曹操形象时,对众说纷坛的史料。采取了慎审的、兼收并蓄的态度。他的曹操形象,呈现着亦好亦坏、毁誉参半的状态①。这种状态,当然不能令毛氏满意。毛氏在《读三国志法》中一再提醒人们说:“历稽载籍,奸雄接踵,而智足以揽人才而欺天下者,莫如曹操”;“曹操以强臣而专制”,“窃国家之柄而姑存其号”,“图改革之事以俟其儿”,“是古今奸雄中第一奇人”。他企望借助自己的修订工作,把曹操形…     

"民族国家"语境中的个人图像

现代的政治个人观是掩藏在政治思潮纷争背后更为基本的话题。现代中国思想家是在“民族国家”的语境下讨论政治的个人观的。陈独秀和杜亚泉等思想家已经揭示出“五四”时期三种不同的政治个人图像:作为“国民”的个人、与“国家”划界的个人和作为“材料”的个人。现代中国思想家对政治个人观的阐释,主要不是进行事实性的描述,而是进行话语的创制,是依赖于“民族国家”叙事和“个人—国家”论述模式的一种创制。     

今天的国家学说

哲学家上山春平力求在国家学说里恢复哲学这一综合科学的权威性,他的研究引人注目。上山在描绘日本国家的形象时,从古代律令制国家开始到战国时代、江户幕藩体制和明治维新为止,以他独特的观点来形成国家学说。我就“什么是今天的国家学说?”问题听取了上山的见解。他说:“我是把大家说的国家学说作为哲学来研究的。把国家学说当作哲学来研究的可以说只到黑格尔为止,其后就解体了。马克思转向了经济学;尼采和萨特所从事的是文学研究,其他的则象分析哲学那样分解成了自然科学。但是,现在出现了把分解了的东西重新统一起来的动向,在我看来,这就是国家学说。国家学说不是想象出来的东西,而是自然形成的”。     

试论《国风》中家庭婚姻诗的女性形象

别林斯基在《论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中曾说:“要了解一个民族,应该是研究它的家族和家庭生活。”是的,构成社会最基本的单位是家庭,家庭与社会、阶级、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从这里我们不但可以看到人们的精神面貌,而且可以窥见一个国家的社会状况。那么《诗经.国风》时代女子的家庭婚姻生活是怎样的呢?细细观察,主要有思妇、怨妇、弃妇这三个不同系列群的女性形象。 第一个系列群:思妇形象。《国风》中思妇形象很多,而且比较感人。她们的丈夫或行役,或参战,远离了家乡。她们思念丈夫:“我之怀矣,自诒伊阻。”(《邶风·雄雉》)每当“…     

要重视对未来社会新人形象的研究

在今日国际社会巨大的动荡之中,不少未来学家和社会学家都在预测社会发展的趋势,社会的主体是人,因此,也都在为未来社会的新人勾图画像。美国未来学家和社会学家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就提出“一种新人正形成。”他的逻辑是从农业社会——分散,工业社会——集中,信息社会——再分散的模式,去预测未来社会和研究未来社会新人形象的。他由此推论出:工业革命所造成的群体社会以及它对群体生产、群体交往、群体教育和群体政见的严重依赖,正在向着“非群体化”演变,价值观念、家庭形式、联络交往、宗教、技术、从政治到诗歌等一切方面的多样性将取代工业社会的统一性;在拥有高级技术的国家中因老年人有技术而使公众更多地注意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与新中国国家形象塑造

1952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举办的首个大型国际会议,各国代表齐聚北京,共商亚太地区和平议题。在会议召开前后,中国以东道主身份掌握议事内容和规则的主导权,用多种方式塑造国家形象。同时,中国通过会务准备与群众动员,为国家形象塑造创造环境并营造了良好的气氛。此外,各国友好人士亦在会前会后以各种方式积极参与了塑造新中国国家形象的过程。中国通过举办亚太和会,传播了自身“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等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事业的起步阶段积累了成功经验,并为当前中国国家形象塑造提供了有益启示。     

形象生成期的小说家心理——以杨沫为例的实证分析

形象生成的决定性因素和主导性因素,乃主体也。这也正是韦勒克和沃伦所说的:“一部分文学作品的最明显的起因,就是它的创作者,即作者。”于是,在形象生成期所呈露出的小说家心理,必然是一个格外活跃而又布满奇妙色彩的精神世界。我以为,杨沫的“自白”,是剖示形象生成期小说家心理的一个具有模型意义的实证。形象生成的自身规定性,决定了这是一个运动过程。而且,十分显然,它的运动过程是以小说家的创作心理的运动过程,作为契机和凭赖的。于是,完全可以把形象生成的运动过程称之为“第二过程”,而小说家心理的运动过程则可以称之为“第一过程”。我在这里说的“第一”“第二”,主要指的是制约关系,而不是时序关系。因为,尽管由于制约关系的确定,已经意味着它们之间的时序差异,然而,更由于这两个“过程”几乎是在同步状态之下进行的,其间的时序差异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甚至确认为这是一种重合。于是,在这两个“过程”的同步重合之下,产生“过程”源的两个“运动”自然也在重合。其结果是两个“运动”的量与量的相加,因此,就愈益显示出“运动”所具有的强劲而鲜活的张力。毫无疑问,这“张力”源来自于小说家心理。于是,就足以推演出这样的动力逻辑:小说家心理→“张力”→“运动”→“过程”。如若将中间环节删减掉(当然,这是便于进行考察和描述而作的“删减”),那么,就可以昭然地看到小说家心理与“过程”的因果联接图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