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王国维的学术价值取向:学术独立与求道心态

王国维早年提倡学术独立与其晚年从古史研究中求道 ,实有其一内在的线索可循 ,即其学术研究的取向在于求道而非真正立足于学术的独立。     

自由的悖论--重读弗洛姆的《逃避自由》

弗洛姆的《逃避自由》,虽然以研究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心理根源为宗旨,但其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精神困境及如何走出这种困境的分析,对我们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本文以自由为主线,从自由对人的双重影响、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及如何克服消极意义上的自由这三个方面述评了弗洛姆的自由思想。     

重读马克思--我的学术自述

我的职业和事业都是哲学。如果说当初是我选择了哲学, 那么, 后来就是哲学选择了我。在我看来, 哲学适合我, 我也适合哲学。今天, 我已与哲学连成一体,或者说, 哲学已融入我的生命活动之中, 离开哲学我不知如何生存。我之所以如此“钟情”哲学, 并不是因为哲学“博学”, 无所不知, 实际上, “博学并不能使人智慧”, 而无所不知只能是神学; 并不是因为哲学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运动一般规律的科学, 实际上, 哲学并不等于科学, 当代科学的发展已经使“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成为…     

学术自由与学术评价

近三十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空前繁荣,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哲学界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历史学界的现代化问题探索、经济学界的市场经济问题争鸣、法学界的法治国家问题研究等,都直接指导着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以致于我们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的每一个重大成就的取得都是理论先导的结果.就学以致用而言,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学者总体是幸福的,从某种程度上找到了与自然科学学者一样的感觉.但这种幸福中蕴含着痛苦,这种痛苦的内在根源是宪法所确认和保障的学术自由未能完全实现.外在表现是不利于学术研究的学术评价体系(本文所说的"学术评价"特指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评价).     

学术自由与学术评价

近三十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空前繁荣,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哲学界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历史学界的现代化问题探索、经济学界的市场经济问题争鸣、法学界的法治国家问题研究等．都直接指导着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以致于我们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的每一个重大成就的取得都是理论先导的结果。就学以致用而言．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学者总体是幸福的,     

王国维学术转型的启示

1907年是王国维学术生涯的一道分水岭。自此以后,王国维的学术生涯经历了由哲学而文学再到史学的转变。造成这一转向的原因是多重的。从主体方面看,首要原因在于王国维内心承受着天才批评家与天才诗人双重角色的焦虑。这种焦虑的实质是创新的焦虑,即王国维受西方启蒙主义思潮影响的天才论与中国古典主义艺术传统的矛盾。矛盾的解决过程形成了学者的焦虑,而焦虑又变成学术转型的动力。     

从独立自由到开放发展--独立后的印度中产阶级探析

印度中产阶级在1947年独立后印度的十年坚守甘地与尼赫鲁的遗产,精神振奋地参加印度复兴的建设.到20世纪60年代,中产阶级在印度社会的变迁中变得退缩狭隘.经济改革后的中产阶级因为他们对国家经济的贡献备受瞩目,但对物质生活无限的追求,使中产阶级陷入了无比的压力中,身体心理、个人家庭都产生问题.印度的未来和印度中产阶级的未来尤其应该值得中产阶级思量,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不公平理念和现实,最终会造成阶层的断裂,戕害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发人深思的误读——重读王国维所想到的

王国维太独特了,独特得超出了时代的理解框架。大半个世纪以来,对王国维一直存在着误读。读一读这些误读,是颇有意味的。对王国维的误读较多,大的方面有两个,两种读法完全不同。一种把他读为封建遗老,一种把他读为启蒙先驱。让我们先看第一种误读。曾把王国维与鲁迅相提并论的郭沫若对王国维至为钦佩,但他同时认为在思想上王国维“中止在了一个阶段上”,王国维任清宫南书房行走,是“俨然以清室遗臣自居”。尽管郭沫若认为是朋友害了王国维,“一层层封建的网便把王封锁了”,但无论如何,郭沫若认为,王国维在思想上毕竟是一位“遗臣”。①著名…     

学术活动与学术自由

学术自由是不少学者毕生追求和维护的理想 ,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曾在王国维纪念碑碑文中写下“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历千万祀 ,与天壤而同久 ,共三光而永光”这一不朽名句 ,所表达的正是对学术自由之赞扬与向往。学者们之所以如此重视学术自由 ,除因为学术自由是学者从事学术活动、探究客观真理的必要条件与保障外 ,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 ,学术自由还是学术活动发展的最高境界     

社会主义与人的自由--对社会主义自由问题的思考

在马克思的理论构想中,自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社会主义拥有比资本主义更高的自由.但实际上,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人的自由方面却存在许多问题,这与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法治不健全以及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推进社会主义国家人的自由的发展,离不开市场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法治的建设以及一套有效制约公共权力的机制.     

王国维与陈寅恪治学理念与方法略论

在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建立过程中,王国维主要起奠基和开创之作用,而陈寅恪则进一步给予发扬光大,并在王国维去世后坚持他和王国维提倡的学术理念和治学原则.在治学过程中,他们二人均极强调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的原则,并更加注重学术上的新发明,力避因循旧说.但在材料的使用上,两人侧重点稍有不同,一更重视新材料,一更重视从旧材料中发现新问题.而他们的最终旨归完全一致,即致力于现代中国学术的独立和进步,并进而探讨中国文化的复兴之路.     

王国维与实证原则

严复最早把实证方法介绍到中国来 ,对于传统治学方法的变革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继严复之后 ,王国维试图把实证方法提升到实证原则的高度 ,成为中国第一个使用“实证”这一哲学术语的人。他对实证原则的认同集中体现在《论性》、《释理》、《原命》等三篇文章中。尽管他徘徊于“可信”与“可爱”之间 ,没有成为实证论者 ,但对现代中国实证哲学思潮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王国维与中国文学纯粹论的理论体系构建

中国较完整意义上的文学纯粹论,是20世纪初随同西方哲学、美学理论的输入而形成的。在这一理论输入和学说形成的过程中,王国维是先导和奠基者。他在研究、介绍和汲取叔本华、康德、席勒等人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文艺观,也构建起了中国文学纯粹论的基本理论体系。     

王国维、胡适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研究方法比较论

作为二十世纪初期著名的文学史研究学者,王国维与胡适在文学史观、文学史研究方法等方面存有诸多异同.这些异同既反映了一代学人在文学史学科初创时期各自的深刻识见,也彰显出文学史学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境遇.对王国维、胡适的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研究方法作一比较,对于厘清中国文学史学科的发展踪绪,建构民族特色的文学史研究体系,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王国维“意境”新义源出西学“格义”考

王国维意境新义的理论来源一直是困扰学界的重要问题。以往的研究由于无法明晰作为中国传统固有诗学名词的意境如何与西学发生了直接的联系,因而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通过对晚清文献使用意境一词的考察,可见出意境在晚清还存在另外一种使用形态——对西学的格义。这种格义使意境与西学发生了意义上的互渗,从而成为意境意义古今转换的原动力。王国维创造性地将这种经过意义转换后的意境运用到中国的文学批评实践中去,使意境的新义得以确立。王国维这一批评实践虽然使意境重生于现代文论话语之中,但也因此给后人造成了理解上的混乱。     

王国维与鲁迅的文化选择及精神悲剧比较论

王国维与鲁迅是近现代中国对生命个体存在的悲剧性觉醒较早的两位知识分子。他们带着深重的悲剧意识关注社会,省察自身的生存困境。他们自身的痛苦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精神的苦痛,他们复杂而艰难的精神探索加重了自身存在的悲剧性。而他们对外在文化精神资源的不同取向,则直接主导着他们关照自身精神悲剧的不同姿态,衍生出不同的生存意义和文化意义。     

“境界”与“趣味”:王国维、梁启超人生美学旨趣比较

"境界"和"趣味"作为王国维梁启超美学思想的核心范畴,开启了中国现代美学理论诉求与人生诉求相谐的致思路径,发扬了中国美学融审美艺术人生为一体的精神传统。从生命之欲到静观到无我,王国维的"境界"最终回到了生命之欲不可消、人生之苦不可解、艺术与审美终不能拯救人生的审美救世之悖论中;而从生命之力到迸合到化我,梁启超的"趣味"则将人生审美推向了春意蕴溢的超拔之境,既是诗意的也是乌托邦的。两种人生美学旨趣呈现了民族美学和谐蕴藉的人生情致在中国现代的演化与分化、深入与拓展,是中国现代人生美学精神自觉的重要始源。特别是梁启超之后,经朱光潜、宗白华等的丰富发扬,远功利而入世的趣味化诗性精神蔚成中国现代美学精神之主脉,聚焦为人生艺术化等命题。这种追求现实生存与人生超越相统一的诗性张力品格,跳出了王国维式的纠结,在今天这个实利化、技术化的时代有着独特而重要的价值。     

夏中义的“学统”观念与特性实践

夏中义很早就开始了对学人定位问题的思考,在梁总超《清代学术概论》的启迪下,他提出了“学统”的这一命题,这个颇具现代意识的“学统”观念不仅寄托了他对饱受政治洗礼又受商潮冲击的学术界殷切之心,也寄托了他自身所追求的学术理想。他的阐释道出了“学统”的灵魂,他的实践则促进了“学统”的扎根和光大发扬。     

我国独立董事独立性的两个问题

独立性是独立董事制度赖以建立和存在的基础。影响和制约我国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因素主要有独立董事制度缺乏法律明确定位、独立董事任职条件不严密、选任程序不合理、行权不畅、报酬问题以及任期问题。应当明确独立董事的法律定位、建立独立董事控制下的专业委员会、确立独立董事采取公告与回避制度、充分发挥声誉激励作用、建立独立董事自律组织自律规范独立董事行为以及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