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和陈友谅争夺江西的战争

在元末农民大起义中,朱元璋和陈友谅两支农民军,为了扩大势力,进行统一,发生过争夺江西的战争。江西地处吴头楚尾,是“控蛮荆而引瓯越”和“翼蔽吴越”的战略要地,朱、陈的争夺战,特别是鄱阳湖大战,是关系到双方生死存亡的大事。朱的胜利,为建立明帝国奠定了基础。本文拟对此加以阐述。 一、天完红巾军进驻江西 元朝末年,政治腐败,民不聊生。至正十一年(1351)十月,彭莹玉、徐寿辉、邹普胜等起义,占领黄州、蕲水。徐寿辉被拥立为皇帝,定都蕲水,国号天完,年号治平。起义军头裹红巾,这就是蕲黄红巾军,或称天完红巾军。     

“张楚”非国号辨

《史记·陈涉世家》云:“陈涉乃立为王,号为张楚”。《史记·高祖本纪》也有“号为张楚”一语。有的读物据此把陈涉起义所建立的政权称之为“张楚政权”,或“张楚国”;相应地把陈涉称为“张楚王”。似可值得商榷。应当看到,《史记》对陈涉起义所建立的政权,有时只称“楚”。如《陈涉世家》叙     

“均平”与黄巢起义

由于唐末义军挂帅人物王仙芝、黄巢,先后分别以“天补平均大将军”、“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作为称号的关系,“平均”或“均平”自然地便成了这场大起义的特殊标识。有关这两个称号当作何理解,以及它赋予这场大起义的意义和作用等问题、自五十年代末农战史的研究逐渐形成热潮以来,一直是人们常加议论的主题,笔者同意戎笙先生关于这两个称号是“反映了农民痛恨贫富不均现象而产生的一种朴素的平均主义思     

略論农民起义的政权問題

中国历史上不少的农民起义、农民战爭在战爭过程中組織过簡单的或复杂的政权,推戴起义领袖称王称帝,提出一些反映农民要求的口号,或者是实行过一些符合农民利益的措施。这些政权无疑是农民政权。但是,有些同志把起义农民建立的政权説成是封     

北魏王真保墓志考略

王真保墓志,1972年3月出土于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墓志拓片及墓葬情况,见《文物》1975年第6期秦明智、任步云《甘肃张家川发现大赵神平二年墓>)一文。王真保墓志的末尾署“大赵神平二年”的国号和年号,不见于文献记载;经秦、任二同志考证,认为属于北魏末年在秦、陇地区起义称帝的少数民族万俟丑奴。“神平二年”时当北魏考庄帝永安二年(529年)。我们以为这一推断是正确的。本文拟在秦、任二同志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墓志所涉及的历史人物和有关问题,做进一步的考求。纰谬处,望专家指正。     

太平天国对广东洪兵起义的影响

太平天国对广东洪兵起义的影响是太平天 国与天地会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种 影响主要表现在;太平天国起义为广东洪兵起 义的爆发提供了有利时机与环境,并为洪兵起 义政权在斗争纲领、口号与政权建设等方面提 供了榜样。太平天国的兴衰直接关系到广东洪 兵起义政权的兴亡。但太平天国的影响并不能 使广东洪兵起义成为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 在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中,太平天国与天地会的关系一度引起了诸多学者的注意。罗尔纲、蔡少卿、钟文典等前贤对此曾有过专门探讨。但这些探讨忽视了这样一个问题：太平天国起义后四年,广东天地…     

广州起义新探

学术界在研究广州起义的过程中 ,往往偏重于对其历史意义的分析论述 ,而对其目的、政权性质的研究则略显不足。对广州起义计划、实施的全过程进行考察后 ,可以认为广州起义的目的是双重的而不是单一的 ,即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屠杀的积极的退兵之役。其目的最初是重振“国民革命” ,其后是“开创苏维埃革命”。广州起义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不能仅看作是民主政权 ,它已经具有明显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对广州起义的功过评价也应该实事求是。     

论两汉“非刘氏莫王”的社会心理

秦末陈胜、吴广起义的功劳之一,是打破了贵族对政权的垄断。陈胜提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在革命实践上也反对了“封六国后人”的作法,自立为陈王,并分封了一批贫民出身的起义将领为侯为王,从而打破了长期形成的贵族对统治政权的垄断。刘邦的称帝,是陈胜思想和实践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但刘邦称帝后却又提出了“非刘氏莫王”的口号,并将这一口号异化为一种奇特的社会心理,在两汉一代延续了数百年之久。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社会历史心理问题。     

余栋臣起义和“顺清灭洋”口号

大足余栋臣起义提出的“顺清灭洋”的政治口号,在当时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是义和团提出“扶清灭洋”口号的发端。如何评价这一口号,在史学界曾进行过热烈的讨论。有的同志认为,这个口号“集中地反映了”起义队伍中封建士大夫的要求,并不代表整个起义队伍的政治目标。笔者认为,任何一个政治口号的提出,总是同当时的社会环境和阶级关系分不开。同样,“顺清灭洋”这一口号,首先是时代的产物,同时具有一定的策略意义,在当时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当然也有消极作用)。如果简单地归之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反映”,就可能忽略了口号的时代特征及与整个起义队伍的政治联系。本文拟就“顺清灭洋”     

铜镜铭文反映的王莽改制与历史现实

西汉末年王莽开始实际掌握政权,初始元年(公元8年)他废孺子婴自立皇帝,改国号为新,建年号为"始建国",世称新莽,公元23年赤眉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被杀,政权覆灭。王莽在摄政和当政期间为了缓和严重的社会问题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改私田为"王田"、改奴婢为"私属"、实行"五均六莞"、改革币制、改革政府机构和官名、改封少数民族首领称号等。尽管实行的时间短,但是王莽改制的很多内容在铜镜铭文上面有所反映。     

谈元末徐寿辉农民政权的年号和国号——附录《玄宫之碑》碑文

去年三月,在重庆市江北区掘出了元末农民起义领导人之一、曾在重庆建都立国的大夏农民政权创立者明玉珍的衣冠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出土的文物中,有一块《玄宫之碑》,碑文长达一千:余字(碑文附录于本文后,由笔者标点)。从碑文记载看,方诗铭编《中国历史纪年表》中所列徐寿辉农民政权的年号和国号,有着重大的讹误。本文依据碑文并参照有关史料,就这个问题进行考辨和订正。     

关于“魔军杀不平”——元末农民起义的一个口号

公元一二○六年,蒙古的统治阶级在成吉思汗的领导下,建起了本族政权—蒙古王朝。一二三四年,宋蒙联军灭金,从此,蒙古统治了整个北方。一二七一年,把国号“蒙古”改为“大元”。一二七九年,击灭南宋,统一全国。元朝统治阶级统治全国,不满百年,却对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残酷的民族压迫与封建剥削,因此,从它统治之日起,就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大大小小的反抗斗争。人民的正义斗争,发展到一三五一年,终于成为规模巨大的全国性的农民战争(元末农民大起义)。战斗了十七年,一三六八年,革命人民胜利地推翻了元朝。当时,北方的起义农民,主要归刘福通等的“韩宋”政府直接领导,南方的,主要归朱元平璋几个集团分别领导。由于战士们都用红巾裹头作为共同的起义标志,所以,人     

王仙芝起义年代辨正

以王仙芝为首的农民大起义是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农民战争。其究竟发生于何时的问题,长期来史书记载不一。归纳起来,大致有三: 一曰乾符元年说; 二曰乾符二年说; 三曰乾符中说。以上三说,孰是孰非?且辨析如下。第一种主“乾符元年”说的是《资治通鉴》和《平巢事迹考》。但此二书均为宋人著作。他们距王仙芝起义,相差二百余年,撰书时,虽有一定材料依据,但未必确凿可靠。《通鉴考异》卷二三曰:“按《续宝运录》:‘濮州贼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     

蒙古汗国国号"大朝"考

通过对"大朝国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及"大朝通宝"钱等文物、文献资料的考证,说明"大朝"是忽必烈于1271年(至正八年)改国号为"大元"以前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贵族政权的国号.这对于文物研究、元史和蒙古史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渤海靺鞨说再厘正

渤海国主体民族是我国古代东北地区靺鞨族,即靺羯族,大祚荣为首的渤海政权最初以“靺羯(即靺鞨)”为国号,渤海政权为靺鞨人的国家.“靺鞨”之称来自于“靺羯”,“靺羯”一词又来自于“勿吉”,是“勿吉”一词的同音异写,“靺鞨”一词读音只能读作mojie(末杰).关于“靺鞨”读音发生变异及其原因,学术界已有论述,最新考古发现也为“靺鞨”读作mojie(末杰)提供了实物证据.     

殷是国号、王朝名号考

自西周以来,人们一直以为“殷”是盘庚迁都至帝辛亡国时的国号、王朝名称。殷墟卜辞发现后,罗振玉首创新说:“文丁、帝乙之世虽居河北,国号尚称商。”此说先后得到了王国维、陈梦家、郭沫若等甲骨学专家的认可、补充和发展,在学界颇有影响。现在,距罗振玉提出此说已80年了。依据周原甲骨及文献史料看,因盘庚徙都后国号仍可用商为国号而说“殷代无所谓盘庚以前称商,盘庚以后称殷的事实,旧式史籍中的殷、商之分是毫无根据”的观点并不与史实相符,不足信从。     

太平天国政权性质问题商榷

当前,史学界在讨论太平天国政权性质问题。有些同志认为太平天国起义由广西出发北上进军的同时,完成了转化的过程,一八五三年在南京建立的政权,已经转化为新的“封建王朝”;另些同志认为太平天国政权不存在一个转化过程,它一建立,就是一个封建政权。以上两种观点,虽然看法不同,但结论一致,即太平天国是一个封建政权而不是农民政权。上述观点,值得商榷。     

辽太祖尊号谥号考辨

《辽史》是在辽王朝灭亡二百多年之后撰写的。由于年代久远,史料散失,撰写时缺乏认真核对,因而成书后讹误甚多。明显者如国号更改失载,年号误记等等,比比皆是。本文试图根据近年出土的考古材料,对《辽史》中关于辽太祖尊号谥号的记载,进行一点订正。据《辽史》记载,太祖生前群臣所上尊号有二:一为公元九○七年的“天皇帝”,二为公元九一六年(神册元年)的“大圣大明天皇帝”。其死后谥号有三:一为公元九二六年(天显元年)所上的“升天皇帝”,二为公元一○○八年(统和二十六年)进谥的“大圣大明天皇帝”,三为公元一○五五年(重熙二十一年)九月加谥的“大圣大明神烈天皇帝”。辽太祖生前于公元九一六年群臣所上     

中秋话月饼

月饼作为中秋节物的由来,有几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唐初大将军李靖于中秋夜凯旋,唐高祖李渊捋须指月吟道:“应将胡饼邀蟾蜍”,随即下诏将胡饼(即甜饼)赏赐全军共食之。当时称月饼为甜饼,从此,中秋品尝月饼之俗,便代代相沿。另一种流传较广的说法是,元代百姓不堪忍受残酷统治,用互赠麦饼方式,于饼中夹上纸条传递消息。相约于八月十五起义,因而酿成了元末农民大起义。以后,便形成了中秋分送麦饼的节俗,而麦饼也逐渐演变成月饼。     

用什么观点研究农民起义的政权性质问题——与孙祚民同志商榷

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建立起来的政权的性质問題,是我国史学界长期以来就有过爭論的問題,也是研究中国农民战爭史中一个重要的問題。作为爭論的一方,孙祚民同志一直坚持他的“农民起义反封建斗爭在前,而轉化建成封建性政权在后”的論点。这就是說:当农民发动起义的时候,斗爭的性质是反封建的,但是在战爭过程中,当起义农民建立起自己的政权的时候,其性质就发生了“轉化”,反封建的斗爭就終結了,政权是封建性质的。許多同志发表了文章,不同意孙祚民同志的这种“轉化”論。現在,討論还在继續。本文試图就这个問题,提出一些意見,与孙祚民同志商榷,并就正于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