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在文学史上的独特性述略

赵树理以农民作家著称,他开创了通俗化、大众化的创作风尚,创立了新的小说形式——评书体现代小说形式,其独特性毋庸置疑。赵树理在文学史上的独特性具体表现为:一是文摊文学家的矢志不渝与孤寂落寞;二是作家中的农民,农民中的作家;三是文学家中的民间艺人;四是文学家中的社会学家、政治家。特别是他作为文学家中的民间艺人,文学家中的社会学家、政治家方面,目前研究鲜有详述,值得深入探究。     

“文摊”里的民族国家——论延安时期赵树理小说的现代性追求

赵树理曾以"文摊文学家"为自我定位,他的"文摊"里包含了深刻的"现代性"家国内涵,其延安时期小说更是迎合了解放区政权的"现代性方案",他对"革命"内容进行现代性书写与反思,继承并创新了传统民间文艺形式,他所代表的"本土"现代性规范直接体现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价值诉求。     

文摊理想与革命话语的暗合与断裂——赵树理创作与解放区文学关系新探

从文摊理想与革命话语的层面来重新审视赵树理创作与解放区文学的关系.赵树理的文摊理想在表层上刚好暗合解放区革命话语,但在深层意义上,他的问题小说与解放区的"歌德"文学又是断裂的.从文摊理想与革命话语的层面来重新审视赵树理创作与解放区文学的关系,可以深入清楚地看到两者在表层艺术形式上暗合、在深层精神上分裂的本质关系.这样能够对长期以来把赵树理看作解放区文学代表的观点作出如实的纠偏.     

论赵树理小说的人文精神

赵树理小说的人文精神是受"五四"新文学精神的陶冶和解放区民主政治的影响,以及对农民兄弟赤诚的爱意而形成的.它的内涵是热情塑造农村新人形象,大力为党的优秀干部立传,展现新时代农村的生活,抨击封建残余势力与封建腐朽思想.它的意义是使人觉醒,获取人的价值与尊严,使人为之有了努力的方向.     

论赵树理的农村题材小说

作为五四现实主义的重要支脉,赵树理的农村题材小说与20年代的“乡土小说”不同。在文艺大众化进程中,一方面,歌颂了新社会、新农村、新农民,另一方面,又从民族性格与民族文化层面剖析了中国农村、中国农民的历史沉疴。     

雍正初年"摊丁入地"政策的形成

清初赋役制度沿袭明末"一条鞭法",但在实际推行过程中却是多种赋役制度并行.雍正初年,王澍、秦国龙、黄炳上奏雍正,提出实行"摊丁入地"的建议.雍正对此未加重视.李维钧提出在全国切实推行"摊丁入地"政策后,雍正极力赞成,让户部、九卿对此多次议覆并支持直隶推行.全国各地也纷纷效仿直隶.至此,"摊丁入地"的赋役制度确立.     

学习赵树理的“文摊”精神

二○○六年第九期《山西老年》刊登了《赵树理:由“文摊”小试到文坛大家(上)》一文。文章开场有一句话:“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二三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这就是从太行山走出来的著名作家赵树理的初衷。可亲、可爱、可学,朴实无华。由于他和农民亲如一家,打成一片,深入调查,终于写出了《小二黑结婚》这样永久不衰的成名之作。当时,彭德怀看后批示:“像这种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赵树理的“文摊”小试精神,使我真正认识到文艺宣传必须…     

尹洙及其论兵之文

宋代议论文发达,而论兵之文是其中之一大宗。在仁宗朝庆历新政前后,尹洙的论兵之文颇有代表性。由于他曾身履战地,屡历战事,有着丰富的军事经验,故其论兵之文不同于泛泛的书生之论,述战守胜败,详明剀切,尽当时利害。又因深得《春秋》“谨严”的史家笔法,使其论兵之文形成了“简而有法”的行文风格。     

论西汉论体文的创作

论体文是西汉散文中的一种重要文体,其表现形式通常有两类:一类是单篇的论体文,如贾谊的<过秦论>;一类是专题论著中的论体文,如桓宽的<盐铁论>.西汉论体文的内容非常丰富,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借秦为谕的史论文;二是总结学术的文论;三是表现文人参政议政的政论文;四是表达士不遇的讽论.西汉论体文以其突出成就和独特风格为以后论体散文发展提供了优秀的范本.     

赵树理的"标本"意义

赵树理在中国1940—1960年代的文坛上几度浮沉,最终以悲剧告终,对研究这期间的中国文学是有着"标本"意义的。其"问题小说"创作与"中间人物"的塑造都为他招来不少是非,而究其根源却在于他所坚持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对赵树理的褒与贬实际上与对现实主义把握的正确与否有关。赵树理这一"标本"提供给我们的启示是,必须为现实主义正本清源。     

跟不上方向的方向作家——论赵树理的当代境遇

赵树理的创作在1947年被确立为"赵树理方向",但是赵树理的创作与批评家所概括和提倡的"赵树理方向"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缝隙。赵树理主要是因为突破了"大众化"的难关而被确立为"赵树理方向"的,但其创作在"政治性"上并不能满足"赵树理方向"的要求,而且赵树理坚持为人民写作,坚持现实主义精神,拒绝"革命文学规范",因此多次遭到批判,最后被定罪为"修正主义文学标兵"。认识赵树理的创作与"赵树理方向"之间的缝隙,可以使我们摆脱对赵树理创作的简单化理解,可以使我们认识"革命文学规范"的核心内涵和运作方式。     

《肇论》的论证艺术与语言风格

东晋高僧僧肇,师从鸠摩罗什,吸取中观学派“有无双遣,不落两边”的论辩艺术,将其与先前接受的儒学、玄学影响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独特的论辩风格。《肇论》在语言风格方面,受当时流行的骈俪文体的影响,但与其重在释理的特点有关,因而又不为文体所束缚,将深邃的佛理用自然朴实的语言阐述清楚,是在中印文化交融下结出的“论”体“奇葩”。     

关于《文镜秘府论》的研究

在对《文镜秘府论》做传本调查、校勘,及对相关研究成果做全面总结清理的基础上,中国内地终于有了一部集大成的《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但作者认为我们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比如未存传本、原典考证、《九意》作者,以及《文镜秘府论》的编撰思想、文学思想、诗学日本化等。     

民间立场与知识分子属性——从"文化身份"看赵树理的小说创作

赵树理的“民间的立场”和“知识分子”文化身份,是造成他个人叙事与主流意识形态出现龃龉的重要原因,而这一点恰恰被当时那些将赵树理创作树为“方向”的理论家所忽视或遮蔽。赵树理拥有的两重“文化身份”,使他置于一种“中介”的地位,起到沟通知识分子和农民二者之间的桥梁作用,而这种“文化身份”的独特性,恰好为当今学界研究“知识分子”与“权力话语”之关系,提供难得的范例。     

论赵树理小说中婆媳关系的民间叙事

婆媳关系是赵树理小说所涉及的女性解放问题中特别被关注的一个侧面。有关革命的、新政权的叙事话语使其小说具有了叙事的合法性 ;而他自觉的民间叙事立场又使其小说自溢出相悖于证“名”的叙事空间 ,呈现出真实的女性关系     

《文心雕龙》"论文叙笔"的"文用"标准

"论文叙笔"是<文心雕龙>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文体类别可以粗分为33类.本文以"文用"作为中心议题,认为它是"论文叙笔"的分类标准.首先剖析其思想基础与实践范例,其次以"论文叙笔"为例详细加以分析,最后,在"文用"的基础上讨论"论文叙笔"的次第.     

"游离者":赵树理知识分子的社会实践角色

以“文摊文学家”身份走入启蒙大众行列的赵树理,内心充满了对大众的感情。而“方向”的确立,赵树理创作活动置于由意识形态、新的文艺规范及“名人”、“干部”构织而成的聚光灯下,为了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选择农民文化为农民启蒙的赵树理,这时表现出他对“文学范式”“名利”的游离及对业余创作的提倡,来实现他的知识分子独特性的社会实践角色。     

论闻一多文艺思想的嬗变

闻一多在其早期受西方济慈等人的影响 ,认为“以美为艺术之核心” ,主张“纯艺术的艺术”并“纳诗于艺术之轨” ,坚持“做”诗并倡导诗歌的“三美”。然而随着那“不是混着好玩”岁月的流逝并亲身体验“生活的严重”后 ,他转而重视诗的社会价值并彻底摒弃了“唯美主义”的价值取向而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呼唤“时代的鼓手”。文艺观由“艺术为艺术”变为“艺术为人生” ,从誓做“艺术的忠臣”到成为“人民的忠臣” ,我们在其文艺思想的嬗变过程中 ,看到了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     

谭纶与明嘉靖东南抗倭

明朝军事家谭纶的抗倭功绩，以往并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大量的史实表明，谭纶在御倭浙东和巡抚福建期间，亲自参加和指挥了数十次重大战役，创造并总结出了一整套灵活多变、行之有效的御倭战略战术，为平息嘉靖东南倭患建立了不朽功勋。因此，我们对谭纶在抗倭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应有一个实事求是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