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的迁徙与融合

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民族大融合,第一次为春秋战国时期,第三次为宋辽金元时期,而魏晋南北朝是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时期。这个时期,北方内迁各少数民族,因与汉族长期错居杂处,在汉族的影响下,社会经济得到较快发展,并在加速封建化的过程中,逐渐与汉族形成了共同的经济体制,最后多融合于汉族。而在南方,由于大批北方汉人南迁及少数民族出居平地,也造成某些杂居局面,使一部分与汉族关系密切的少数民族逐渐汉化,也有一些迁居或以其他途径进入民族地区的汉族融合于少数民族。但由于汉族人数众多,文化较高,故在整个融合过程中,少数民族汉化则表现为主要的,汉族融合于少数民族却是局部的。 随着民族间的交往和融合,我国各民族先进、优秀的经济文化也交融一起,汲取升华。     

玄学思想影响下的魏晋饮食风潮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出现了民族大融合与人口大迁徙,并伴随着各民族、各地区文化之间的相互交融,在这种背景下,我国的饮食发展出现了重大变革,饮食文化在各区域与各民族间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交流融合。此时,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入侵,时逢乱世,北方的士族大量南迁,建立了弱不禁风的南方政权,统治思想界几百年的儒家思想开始失去魅力,玄学思想在此时取而代之,并成为社会思想的主流,并对当时的饮食风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服食养生和素食文化就在此时蓬勃发展。尤其是服食养生的发展,短时间内风靡社会,波及各阶层,成为中国历史文化上不可缺少的一页。     

汉民族发展新论

汉民族秦汉横空出世 ,便开始了雪球滚动式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包涵了汉民族在与入主中原北方少数民族族群的互动中发展 ,汉族南迁在与南方少数民族族群的互动中发展 ,以及明代汉民族大迁徙和清代汉民族的大发展     

论秦汉时期的民族迁徙

秦汉时期是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确立和发展时期,民族迁徙较之先秦时期有了新的特点和趋势:一是中央王朝将人口迁徙与政治、经济、军事目的相结合;二是形成了比较清晰的汉族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民众的双向大规模流动。秦汉时期的民族大迁徙和大流动极大地促进了民族人口、文化的融合,同时也基本奠定了中国民族分布的基本框架。     

论中古时期民族文化的大交流──我国少数民族古代审美文化研究

论中古时期民族文化的大交流──我国少数民族古代审美文化研究彭书麟公元３世纪至１３世纪，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以至宋、辽、金各个朝代的更替。我国各民族在一千年漫长的岁月里，由大迁徙、大融合而走向大统一和大发展。其间，西晋末年开始的历时...     

秦汉以来中国南、北方民族融合进程的特点

中华大地具有相对封闭的特殊地缘环境,汉族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高于域内各族和周边各国,故中华大地上的民族融合基本上是在域内进行,且主要表现为其他各族不断融入汉族之中。但南、北方民族融合进程有各自特点。北方周边各族一般只能借助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非常方式,方能实现与汉族的杂居;但一旦杂居后,融合进程发展较快、融合较为彻底。南方各族与汉族的交流和杂居进行比较自然,但由于南方存在不少相对封闭的局部环境,使居住于此的各民族能够较长期地保留自身的民族特点,形成了在汉族民众包围中的本民族小聚居的“孤岛”,这是我国南方、西南方山区保留少数民族众多的根本原因     

南北方古代民族融合途径及融合方式之比较

我国古代的民族融合,总体趋势是汉族吸收少数民族的成分壮大,逐渐形成相互离不开的格局。另一方面,我国各民族融合的途径及融合方式复杂多样,由此体现出统一多民族大家庭具有的博大精深、源广流长的特点。南北方古代民族的融合途径与融合方式有明显差异,主要表现在明清以前,南方民族地区大致经历汉族移民逐渐“夷化”的过程,少数民族自身也得到充实。明清时因汉族人口大量进入,融合倾向改变为部分少数民族持续汉化,融合外来移民形成地方性汉族群体。北方民族地区在明清前后,基本趋势都是游牧民族不断南下融入汉族,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大致经历持续“汉化”的过程。产生上述差异,与南北方民族势力的形成及特点,南北方民族自身文化的不同,以及封建王朝施行的政策等有关。     

北朝时期少数民族贵族的汉文化修养

继十六国之后的北方少数民族贵族接受汉文化的程度及汉文化修养明显加强。汉文化修养的提高使北方胡汉大族在文化上渐趋一致。南方汉族政权统治者也因此改变了对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传统看法。在此基础上民族融合最后形成。民族融合的形成,对其后历史影响至深,其中最主要的是观念的改变和政策的调整。观念的改变,使传统的“贵中华,贱夷狄”的偏见遭到否定;政策的调整,使隋唐时期尤其是唐朝少数民族贵族在上层统治集团占据重要地位。当时接受汉文化是北方少数民族贵族的普遍现象,除十六国时期延续下来的民族外,增加了北朝统治民族鲜卑拓跋氏、宇文氏、高句丽等。     

再论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迁徙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主要表现为两大趋势:一是各少数民族纷纷从边疆向中原内迁,二是汉民族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向四方辐射,掀起了北方人民南迁的高潮。这样的民族大迁徙和大流动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民族融合的进程,而且引起了各民族的文化变迁,使中国的经济中心发生南移,为隋唐的繁荣昌盛奠定了雄厚的物质与文化基础,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于谦民族关系思想初探

于谦的民族关系思想主要由“力排众议、保卫北京”,“积极防御、相机战守”,“可抚则抚,可剿则剿”三大部分构成。对于谦的民族关系思想应该给予实事求是的客观评价,他的处理民族关系的思路,对稳定明朝与北方少数民族的关系作用明显一些,但对处理与南方少数民族的关系作用似乎不大。     

《魏书》在民族史撰述上的成就

《魏书》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以少数民族上层集团为主体的纪传体皇朝史,详载了鲜卑族拓跋部从部落走向皇朝的汉化历程,兼及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北方各族斗争、融合、同化的历史进程,反映了魏晋南北朝北方民族大迁徙、大汇聚、大融合的历史。《魏书》作者运用巧妙的编纂体例,寓大一统的国家观念于其中。《魏书》中的正统观和夷夏观,体现了作者对汉民族的文化认同,重新发掘这些史料,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论翻译在两宋时期民族文化交融过程中的作用

两宋时期中国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在不断接触交流中开启了以文化融合为重要表现形式的民族一体化进程，奠定了中华民族多元文化认同发展的基本模式。翻译活动是这一过程的重要媒介，不同民族的双语人、译者在帮助本民族实现制度进步与文化自觉的同时，其翻译取向也使得不同民族间的文化融合带有鲜明的指向性特征。     

魏晋南北朝北方民族融合中的几个理论问题

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北方的民族关系与民族融合问题,近人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对于这一时期民族大融合出现的历史原因、各民族融合的具体经历以及民族大融合对我国历史的深远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探讨,撰写出许多很有见地的论著。近年来,笔者在研读有关史籍和近人论著时,总感到在魏晋南北朝北方民族融合的研究上意犹未尽,有几个从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史实中引出的理论问题,一直萦绕于怀。 一、从魏晋南北朝北方的民族融合看斯大林的“民族”定义     

试论楚族与先秦南方民族的融合

春秋战国(公元前770—222年)时期,是我国南方各民族大融合的时期,这种大融合的民族关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殷商和西周以来南方民族频繁接触和友好往来的继续发展。本文特就春秋战国时期南方民族融合以及楚国在当时的历史作用等问题进行探索。     

北朝碑志所见北方少数民族之汉化

以鲜卑族为代表的北方少数民族在中古之逐步汉化是中国民族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而其进程前后持续三个多世纪,则具体过程之困难概可想见。本文通过北朝碑志对这一历史过程进行了考察,分别从族源出处、文武转化、人际伦理等方面揭示出少数民族在接受汉化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复杂挑战以及其内在的矛盾与冲突。文章最后指出,尽管面临种种矛盾与问题,但总的历史趋势却是向着民族大融合的方向发展,这种大融合为后来隋唐盛世的出现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秦皇朝民族政策述论

秦皇朝治理边疆少数民族的政策有：在中央设置“典客”、“典属邦”职官和机构;在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地方设立“道”建置;对北方强大的匈奴遣军讨伐;对南方百越进行平定;制定少数民族法规“属邦律”;对靠内少数民族少量征收;对边远少数民族只贡献方物;修筑通往边疆民族地区道路;移民边疆民族地区屯垦开发等等。秦皇朝以后,历代皇朝施行的一些重大民族政策都基本上是由秦皇朝的民族政策逐步发展演变而来的     

中华民族“自在民族实体”形成与发展研究

中华民族“自在民族实体”形成发展于“五帝”到清末这一历史时期，是中华儿女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而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客观民族实体。中华民族“同源共祖”于黄帝，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史上，有过战争与割据，有过和平与统一，各民族之间或因战争而导致的大迁徙加速各族交往交流与融合，或因正常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而逐渐自然交融。在“大一统”思想的影响下，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大都以统一中国为目标，形成了各民族间的强大凝聚力，从而强化了文化认同，情感纽带，中华民族“自在民族实体”正是在这样的民族融合中形成与发展，并奠定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强大基石。我们通过把握中华民族“自在民族实体”的形成发展史，得到以下启示：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整体向好；中华儿女追求国家统一是历史趋势；顺应历史大势，全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将在谋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道路上开创新局。     

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的民族融合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毛主蓆这一论述,精辟地阐明了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深刻地揭示了汉族的形成发展过程。民族的发展是和民族融合分不开的。和许多其它民族一样,汉族的形成发展过程,也就是民族融合的过程,而且每一次融合,都使汉族出现一个新的发展。这种融合在不     

南朝江汉地区蛮汉融合之探微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汉民族与少数民族大融合的重要时期。在南方,各民族也加强了与汉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联系,特别是江汉地区“蛮”汉民族关系的发展更为突出,本文试图就这一问题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1 提及蛮族,必定会使人想起古代“四夷”之说,即“蛮、夷、戎、狄”的概念。最早在甲骨卜辞中就曾有商代征夷方的记载,随着历史的发展,直至《礼记》     

再论苗族的迁徙

苗族历史悠久，迁徙频繁，吞吐量大，视野宽阔。涿鹿战败，九黎部落中的部分苗族先民融合成毕夏族，大部分南下“左洞庭，右彭蠡”，建立“三苗国”，这是苗族的第一次大迁徒。尧舜禹不断对三苗国用兵，最后三苗国破，“窜三苗于三危”，“放兜于崇山”，这是苗族的第二次大迁徙。千多年后，强大的楚国形成，苗族是楚国的重要成员，而楚国被秦国灭后，苗族或融合于华夏，或四散他乡，这是苗族的第三次大迁徙。公元１７、１８世纪，“雍乾”、“乾嘉”、“威同”三次大起义失败，封建王朝残酷镇压，苗族人民又从湘、黔走云南，从云南走东南亚，这是苗族的第四次大迁徙。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东南亚的地区霸权主义的战争和排苗运动，迫使苗族人民远渡重洋，分布于美国、澳大利亚和圭亚那、法国等国家，这是苗族的第五次大迁徙。苗族的不断迁徙流动，使自己的一部份融合于他族，也使其他民族成员融于自己，形成了苗族人民的宽广性格和丰富文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