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异议制度的欠缺与完善初探

矛盾关系认识和处理上的偏差、不设立诉权、执行程序本位、申请执行人利益本位、执行员权力过大等,是现行执行异议制度存在的主要缺陷,严重影响了执行异议制度效能的发挥。设立诉权,明确执行异议程序本位、执行异议人合法权益本位、规范审判与执行行为是完善执行异议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切实保障民事权利的必然要求。     

论我国执行救济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我国执行救济制度仅有案外人异议制度,程序上的执行救济和债务人实体上的执行救济制度缺失,现行的执行异议制度定位不明.以程序的方法处理实体争议问题,执行异议制度处于一种虚无状态,对第三人利益保护欠周,似有重实体公正轻程序公正、过度保护债权人而忽视债务人和第三人利益保护之嫌.文章提出必须坚持程序救济和实体救济并重,公平保护执行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充分发挥执行救济制度的应有功能.     

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死刑救济措施比较研究

本文比较了我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的死刑的救济程序、死刑赦免和死刑执行救济措施。通过比较得出对我国大陆死刑改革的启示是：借鉴台湾地区的死刑强制上诉制度;完善死刑赦免制度;借鉴台湾地区的死刑执行批准程序中的审核制度;借鉴台湾地区把死刑犯心神丧失作为一种死刑暂停执行的一种情形;借鉴台湾地区把特殊纪念日作为死刑暂停执行的一种情形。     

执行专业法官会议制度的应然路径——以Q法院为样本的分析

执行专业法官会议制度是落实司法责任制、优化执行资源配置以及完善执行权力运行机制的一项有益探索,也是执行权力“去行政化”改革的有效载体。通过样本分析发现,目前执行专业法官会议制度本身带有浓厚的“行政化”色彩,表现为运行上的“制度行政化”和司法人员的“心态行政化”。针对执行权力运行改革,发挥执行专业法官会议的预期作用,不仅应从规则设定和制度设计上进行形式改革,更要注重从权力架构重塑和职业伦理提升上进行实质改革,唯有如此才能达到司法“去行政化”的总体目标。     

论我国悬赏执行制度

悬赏执行制度借助外部激励机制,充分调动了案外人发现并提供被执行人财产线索的积极性,有助于民事生效判决执行到位。通过梳理最高人民法院和各地方法院出台的具体规定,发现悬赏执行制度仍然存在适用范围和启动方式模糊、审查标准不明确和奖励数额不一、程序衔接欠缺及权责分配不清等问题,建议通过明确适用范围和启动程序、统一审查标准和奖励数额、做好程序衔接及明确当事人之间权责等方式予以修正。     

论执行程序中抵销的性质、价值及救济

作为债的重要清偿方式,执行抵销具有免除现实给付、简化清偿过程、担保债权公平受偿等重要价值.执行抵销制度的实施对提升执行效率、破解执行难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意义.从设立执行抵销制度趣旨、其运行机制及与实体抵销法理的衔接来看,执行抵销具有非讼性质.根据执行抵销的非讼性质以及充分发挥该制度的价值功用要求,应构建债务人异议之诉来处理执行抵销中的实体争议问题,为被申请执行人合法权益提供充分程序保障.     

监狱司法公信力式微的社会学研究

以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为视角,对监狱执法者的刑罚执行行为进行具体分析。研究发现,监狱执法者处于权力、法律、关系、利益等多重场域的冲突和碰撞中,这种场域的冲突导致了监狱执法者遵守"隐规则"的惯习生成,其实践逻辑背离了法治的要求,损害了法律权威,导致了司法公信力的式微。因此建议,政府应该对制度进行顶层设计,建立制度化的信用和信任机制,如建立减刑、假释审理程序公开制度,完善符合监狱工作特点的狱务公开工作机制。政府还应该对监狱执法者的各种不同场域进行建设,例如在建设"权力场域"方面,应调整目前刑罚执行领域行政体制的权力运作方式,在"关系场域"的建设上应该利用舆论压力的影响,对刑罚执行制度进行公开等举措来重塑司法公信力。     

我国程序上执行救济措施初探

我国现有民事执行救济体制存在较为突出的问题,大陆法系有关执行救济措施理论对我国构建程序上执行救济措施具有借鉴作用.我国构建程序上执行救济措施意义重大,并具有现实可行性:观念上的可接受性、制度上的可参照性和成本上的廉价性.在此基础上,拟提出构建我国程序上执行救济措施的几点具体建议.     

质疑债权凭证

债权凭证制度的出台曾一度被认为是医治“执行难的良方”,但是由于债权凭证制度缺乏法律依据,剥夺了当事人依法享有主张利息的权利,还在实施中增加了法院的工作量。其在实施过程中引发了不良社会效果,所以有必要坚决摒弃这一制度,重塑执行中止制度,使执行中止严格依法进行。     

死缓制度浅析

死缓制度是中国独创的死刑制度。它设立的理论根据是报应与功利的折衷体现;它的适用标准包括罪该处死和不是必须立即执行;它的法律后果包括三类:一是在缓期执行期间没有故意犯罪的,2年期满后减为无期徒刑。二是在缓期执行期间有重大立功表现的,2年期满后减为15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三是在缓期执行期间有故意犯罪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     

民事执行程序重构的理性思考

重构民事执行程序可以尝试以当事人主义为基点。要突出三个基本理念:遵循司法被动原则,强化当事人申请义务;遵循程序公正原则,强化当事人举证义务;遵循司法自治原则,强化当事人处分权。同时在构建新程序框架过程中还应注意执行权定位、体现程序正义并凸现其独立的内在价值以及执行工作的最佳平衡点问题。     

浅论对被执行人债权执行制度的完善

近年来,执行实践中将被执行人对第三人的到期债权作为执行标的的案件越来越多,与此相应,对被执行人债权执行这一制度在实践中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但是,由于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对该制度的规定存在很多问题,导致其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我们有必要对现行规定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论执行不能案件的退出

执行不能案件退出执行程序且不得恢复执行,不仅有利于提升当事人风险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而且有利于执行工作的正确定位,规范执行程序和司法资源的重新整合,化解执行难.执行不能案件的退出,不仅需要符合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而且还应建立审查确认、退出宣告,以及执行依据有效期限制度,并与破产法、刑法相接轨.     

陪审员“陪执”：司法民主化实践的新探索——基于人民陪审员参与执行机制之“北仑模式”的实证分析

人民陪审员参与法院执行工作尽管法无明文规定,但其所蕴含的司法民主化精神与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价值取向高度一致,具有相当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在陪审员“陪执”的实践探索中,认识到：应明确陪审员“有限参与”之制度定位;发挥审判员角色作用,构建陪审员参与执行裁决机制;挖掘执行员角色优势,强化陪审员参与执行强制力度。该院依循上述认识所展开的的陪审员“陪执”经验被有关领导称为“北仑模式”。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人民陪审员参与执行制度,可通过修改法律与出台司法解释相结合的方式来推行。     

民事执行复议之反思与重构

民事执行复议是执行过程中的一种执行救济程序,具有广泛性、被动性和执裁分离等特征,并且其具有保证程序公正和提高执行效率等价值。从1991年《民事诉讼法》立法至今,我国有关民事执行复议之完善已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仍存在复议程序不完备、当事人复议权利不充分等缺陷。立法者应进一步从审查主体、审查方式、复议范畴和复议裁定具体情形、复议监督和告知制度等方面对我国民事执行复议予以完善。     

我国四法域遗嘱执行制度比较研究

通过对我国四法域遗嘱执行制度的比较可以发现,四法域立法在遗嘱执行人以及遗嘱执行程序等多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在其他事项上也各有特色。我国大陆地区立法在遗嘱执行人的产生、接受、拒绝、更换、职责以及遗嘱的提示、开视等方面存有明显不足,应当借鉴其他法域的立法经验,予以完善。     

论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活动的法律监督

检察机关依法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监督不仅具有很强的必要性、可行性,而且也具有坚实的理论、实践基础,其对缓解"执行难"、遏制"执行乱"具有重大的意义。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监督要遵循依法、谦抑、程序保障等原则。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应将民事执行活动纳入检察监督的范围,并就监督范围、监督方式以及检察机关的监督职权等内容作明确的规定。     

论融资租赁的风险与防范对策

监狱法文化的孕育、衍生和发展始终以监狱行刑、罪犯服刑及其双向互动过程为整合基础。罪犯既是我国监狱行刑活动目标的焦点,又是我国监狱行刑系统赖以有效运作的支点,也应当成为我国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的逻辑起点。现代监狱法律关系和现代人权思想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人权性的监狱行刑宗旨无疑是现代监狱法文化的主干和核心。     

试析监狱法文化的特征——兼论与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的关系

国家农民和社会农民是针对农民的状态所作的界定。前者是强国家、弱社会的产物;后者则以农民自治为特征。以法律设定为界限来构建国家与农民的良性互动。国家农民向社会农民的转变正是国家权力在农村领域的大范围退出、社会空间在农村扩大的必然结果,变迁遵循的基本理论是：凡是农村能够自治的地方或事物,均由农民自己处理;只有对农村难以自治的事物,才交由国家处理。这种转变有着相应的经济、政治、法律基础。     

效力瑕疵执行和解协议制度的实然缺憾与应然选择——以《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6条为中心

中国当前的效力瑕疵执行和解协议制度,存在权利救济情形过少、权利行使主体单一、权利行使方式不当的现实困境。这一困境是基于立法者忽视执行和解协议天生具备的私法属性,采取债权人中心主义与效率价值优先理念违背了利益衡量理念和多元价值衡平思维。为完善效力瑕疵执行和解协议制度,在理念上,应以比例原则与效率与公正衡平原则指导制度安排和司法适用。在具体规则上,应修正将执行和解协议与民事合同完全等同的制度设计:在权利救济情形层面,划定除显失公平外的所有实体法效力瑕疵为权利救济情形;在权利行使主体层面,根据实体法效力瑕疵类型重新界分权利行使主体;在权利行使方式层面,增设执行完毕后当事人权利实现的诉讼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