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与《国语》比较研究

千百年来,学术界对《左传》、《国语》作者、成书年代以及两书思想倾向等问题,一直存在分歧,成为经学研究中一大悬案.从古至今尚无人对《左传》、《国语》进行数量统计分析和科学地、全面性地比较研究.笔者不揣浅陋,对《左传》、《国语》进行比较、研究,我想,这不仅有助于悬案的解决,而且对探讨春秋到战国时之历史,研究史学,语言学,民俗学等也是不无意义的.一、关于《左氏春秋》的辩论太史公司马迁说:孔子明王道于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宝,论<史>旧文,兴于鲁两次<春秋>,止起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繁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指,为有所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1)太史公认为《左传》乃是左丘明所作,目的是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从虞氏春秋,吕氏春秋“上采春秋,下现近势”(2)编撰而成情况看,左丘明编篡《左传》是可能的.孔子讲,“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证明他与孔子为同时代的人.孔安国认为,“左丘明鲁太史”,皇侃说他是“受春秋于仲尼者也”(3)力主作者为左丘明.孔子生于鲁襄公22年(公元前551年)卒于鲁哀公14年.他68岁时返鲁,至于左丘明是否受春秋经于仲尼,怕无确证.     

咏史诗渊源的探讨暨咏史诗内涵之界定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重视传统的民族.对历史的观照是华夏人民一个永恒的主题.修史,则是这一主题的主要表现形式.《太史公自序》云:“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辩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也就是说修史是有为而作的,它会对人事产生积极的模范作用(直接的取法)和消极的儆戒作用(间接的借鉴).因此,史学就具有两方面的效用:一是属于道德批判的“褒贬”,一是属于经验教训的“资治”.故梁启超曰:“史者何?纪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相体,校其总成绩,求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故而在某种意义上,这种修史的优良作风对历代政治亦产生了相当的作用力.因此,对前贤的追慕,对成败兴亡的感叹,便成为中国古典诗歌一个永恒的主题.“历代兴亡亿万心,圣人观古贵知今.古今成败无多事,月殿花台幸一吟.”唐代诗人周昙的咏史组诗的这首《叙吟》正说明了这一点,可见咏史诗能够折射出士人的心态及社会心态,从中间接地看出后人对自己时代所持态度及所负责任.研究咏史诗,可以多角度多方面抽纬出那个时代之所以兴盛抑或败亡的综合力量,以便更好地研究了解那个时代,“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而为新时代服务.否则,就会如杜     

论《史记》的基本特征——兼论鲁迅对《史记》的评价

现代研究《史记》的人都爱引用鲁迅先生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两句话。笔者认为它高度概括了《史记》的基本特征和司马迁的著书态度。细论之有如下五个方面: (一)《史记》是司马迁受宫刑之后,“退论书策,以舒其愤”的发愤之作; (二)《史记》是“谬于儒术”的异端之学; (三)《史记》是效法孔子作《春秋》,即通过著书来寄托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的著作;     

“《春秋》者礼义之大宗”命题的多维度考察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提出“《春秋》者礼义之大宗”的著名命题。这一命题深刻而中肯地揭示了孔子作《春秋》的指导思想和《春秋》经的思想内涵都是以“礼”作为价值标准。南朝梁人皇侃强调礼在六经中的统摄地位说：“六经其教虽异,总以礼为本。”皇侃的这一论述与司马迁关于《春秋》为“礼义之大宗”的命题是相通的,有异曲同工之妙,非常明确而中肯地阐明了《春秋》经的主导思想就是礼。纵观历史上众多学者有关《春秋》经的论述,可知古今众多学者大都认可《春秋》经的指导思想或价值标准就是礼。汉代的“春秋决狱”,实际上可以看作是汉代学界和政界依照《春秋》礼义精神进行的司法实践。宋人张大亨的《春秋五礼例宗》和元人吴澄的《春秋纂言》,把《春秋》所载各种事件按五礼分类编排。清人毛奇龄的《春秋毛氏传》则将《春秋》纪事分为二十二门类,并认为：“《春秋》二十二门皆典礼也。”凡此种种,均从一定维度上反映出《春秋》经纪事的指导思想就是“礼义”。     

《太史公书》入《六艺略·春秋》家说辩

《太史公书》著录在《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家。前人对此多有解说,或认为“刘氏之世,史书甚寡”,或认为当时“史家亦未别为一类也”,或认为“经史同源”“六经皆史”。然三说均不得其要。《太史公书》著录在《春秋》家之下,本质上是因为《春秋》与《太史公书》是源与流的关系,《太史公书》的写作理念继承自《春秋》,司马谈的临终嘱托和自身经历也是司马迁继承《春秋》写作理念的重要原因。《太史公书》的写作方式继承自《春秋》,司马迁在写作中使用了《春秋》事、文、义相结合的方式。《太史公书》的春秋时期的史料继承自《左传》,但是《左传》是为解说《春秋》而作的,显然《太史公书》也间接继承了《春秋》。著录在《春秋》家下的其他史书,它们与《太史公书》也具有源流关系,散在其他门类下的史书则与《春秋》并无源流关系。     

太史公释名考辨——兼论《史记》书名之演变

《史记》一百三十篇之论赞皆称“太史公曰”,全书称“太史公”凡一百五十二见。“太史公”既称司马谈,又称司马迁,并为《史记》书之原名。最集中的是《太史公自序》(以下简称《自序》)一篇,凡称“太史公”十四处,却有四种指     

从《史记》看司马迁的生死观

在《史记》中,司马迁刻划了许多人物,尤其是悲剧式的英雄形象,体现出司马迁的生死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立名者,行之极也”(司马迁:《报任安书》)。建立功业,扬名后世,是司马迁终生追求的目标,也是其衡量历史人物的标准之一。     

司马迁论《易》

西汉时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以阴阳五行比附儒学,成为神学正统,以充封建专制的御用工具。在此唯心思想盛行之时,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司马迁的宇宙观却与其相反,以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不断地与怪诞的唯心思想作一定程度的斗争。司马迁的宇宙观及其对易学的见解,在其所著《史记》的片言只字中,能窥见其大概。 他首先认为: “易以道化”。(见《史记太史公自序》)。 《易》是先秦研究宇宙的载籍,司马迁用《易》说明宇宙是不断变化的。在此基础上他在《自序》中进一步说:“易著,     

《全元散曲》拾遗

隋树森先生的《全元散曲》收元人小令3853首,套数457套,搜罗甚广,校勘精细,并注意辑入散见于元人词集中诸如《秋涧乐府》、《淮阳乐府》、《樵庵词》、《贞居词》等之中的元人小令许多首,即使是散见元明以来笔记中(如《尧山堂外纪》等)之散曲作品亦大多辑入。《全元散曲》“自序”说:“选辑元人散曲不妨略持‘宁滥勿缺’的态度,在找不出坚强有力的反证的时候,可疑的作品,还是不妨辑录”。因此,该书以其搜辑之完备为目前研究元人散曲的理想专著。拙编《元人小令选》一书参考尤多,隋先生说:他从一九四七年就开始编校《全元散曲》一书,至一九六四年成书,其治学之谨     

《史记》的文学价值——《史记》不是官书,而是私人著述

司马迁是我国伟大的史学家,也是伟大的文学家。他的《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不仅在史学范畴创造了通史、正史的先例,被称为史书的“极则”,也在文学领域中,创造了纪传体散文的典范。兹仅就其文学方面的价值。略述于下: (一)《史记》纪传文学的宝贵根据 《史记》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列传”和一些“本纪”、“世家”中。考其根据,应有三个方面,都是极其宝贵的。 其一,在思想方面,主要导源于儒家,其次也受道家和法、墨诸家的影响,既有继承,又有改造,这在当时显然是进步的。司马迁十分尊重孔子和六经,《史记》之作,就是标榜《春秋》而又有所发展改造的。班固说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先黄     

《春秋谷梁传》风格论

儒学经典《春秋谷梁传》(以下简称《谷梁》) ,至汉初始著于竹帛 ,但其师徒口耳相传由来已久 ,理应作为先秦散文之余绪加以研究。《谷梁》学说向来以经学要典著称 ,但论及其文章风格者无多。晋代荀崧称其“文清义约 ,诸所发明 ,或《左氏》、《公羊》所不载 ,亦足有所订正”(见《晋书 .荀崧传》) ;东晋范宁在《春秋谷梁传集解 .序》中综比《三传》时指出 :“《左氏》艳而富 ,其失也巫 ;《谷梁》清而婉 ,其失也短 ;《公羊》辩而裁 ,其失也俗。”至唐代 ,柳宗元说 :“参之以谷梁氏以厉其气”(《与韦中立论师道书》) ,又说 :“谷梁子 ,太史公甚峻…     

《史通通释》证误

刘知几《史通·疑古》篇云:“《论语》曰:‘太伯可谓至德也已。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案《吕氏春秋》所载云云”。浦起龙《通释》云: 书名恐误,当是《吴越春秋》。尝取《吕氏春秋》所谓《十二纪》《八览》《六论》纵观之,曾无一语及太伯事者。试抽《吴越春秋》复之,乃遇其文,今录于左:《吴越春秋》:“古公三子,长曰太伯,次曰仲雍,雍一名虞仲,少曰季历。季历娶妻太任氏,生子昌。     

梁启超的《读<史记>法》

梁启超先生不但是著名的政治家,同时还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他一生著述甚丰,本文仅就他有关读《史记》的方法问题,做一简要介绍。 梁启超先生在其《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见《饮冰室专集》之七十二)一文中说,读《史记》的方法有两条,一是常识的读法,一是专究的读法,但不管是哪一种读法,一定要有一个共同的入门准备。这就是:(1)先读《史记·太史公自序》以及《汉书·司马迁传》,其目的是“明了作者年代、性行、经历及全书大概”。(2)读《汉书·叙传》论《史记》的部     

《史记》与春秋公羊学

《史记》的学术渊源来自六经异传和诸子百家之学 ,其中以春秋公羊学对《史记》的影响最为深刻。“孔子作《春秋》说”是一部《史记》的理论基石 ,“纪异而说不书说”影响到司马迁的天人观 ,《史记》的政治观也主要来自于春秋公羊学的政治学说。     

《离骚》篇义辨

《离骚》篇名题意,历来众说不一。其不同的解说,无非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曾归纳过的几种,至今尚无确解。最早的当系司马迁的“离忧”说。其后,东汉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序》云:“离,别也,骚,愁也。”又云:“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这实乃对司马迁“离忧”说的进一步解释。《史记·屈原列传》云:“离骚者,犹离忧也。”司马迁是怎么作出此解的呢?细考《史记》原文,不难发见“离骚者,犹离忧也”的上文,有“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等数语(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可见,司马迁“离忧”说的“忧”,不仅有“忧愁幽思”之义,而且这种“忧愁幽思”是在屈原不被楚王所容而被疏离的情况下发生的。那么,“离忧”不正是“别愁”(即“离别之愁思”)之意吗?     

《报任安书》“究天人之际”释

(一)“究天人之际”一语的义训 《史记·太史公自叙》自述其著书旨趣是绍法《春秋》,拨乱反正。其方法是,“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其行事”。《汉书·司马迁传》载其《报任安书》,述其作《史记》也说“罔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史记,论考其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凡百三十篇”,意与《太史公自叙》所说相同。但此《报任安书》下文又说:     

《天问》“兄有噬犬”节索解

《楚辞·天问》:“兄有噬犬,弟何欲?——易(夷)之以百两,卒无禄!”《天问》关于人事的部分,疑据楚史《梼杌》或《坟》、《典》之书,作节略并加以艺术的再创造,故叙古史特详。清洪亮吉《春秋左传诂》引贾逵曰:“梼杌,……谓鲧也。”夏、楚同为龙图腾族,故楚人视鲧(舷)犹本族的英雄,并进而以鲧名其国史。《天问》特详“夏史”,盖由此也。     

论司马迁的道德价值观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先人有言：咱周公车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到手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有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以史记·太史公自序》，以下只引篇名）显然。司马迁在此向我们昭示了他著《史记》的文化背景及其方法，即司马迁将自己伟大的史学创作置于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背景下，以继承周公和孔子的事业为己任，以“正《易传》”和“继《春秋》”为其方法论的基础，从而形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理论纲领。需要指出的是…     

冯友兰先生《贞元六书》的历史意义

冯友兰先生于三十年代之初出版了《中国哲学史》两卷本,对中国哲学思想史的研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六年间又撰写了《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合称贞元六书》,意图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当时中国正处在抗日战争至抗战胜利的时期。所谓“贞元”意谓“贞”下起“元”即旧时代的结束与新时代的开始,意谓抗战建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冯先生在几本书的序言中表示了他的用意。他说:“贞元者,纪时也。当我国家族复兴之际,所谓贞下起元之时也。”(《新世训·自序》,又说:“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心立命之用乎?”(《新原人·     

方志及其演变

方志,是地方志之简称,即地方之史。其名称始见于《周礼》所记:“外史掌四方之志”,“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小史掌邦国之志”。最古的史书称为坟、丘、典、书。周而后有《孟子》载的“晋乘,楚梼杌,鲁春秋”;《墨子》载的“周之春秋,宋之春秋,燕之春秋”;《庄子》载的“百二十国宝书”。后世又有典、录、略、考、说、记、纪、书、图经、图志等,志包括在史书之中。我国方志之撰著,由来已久。三代时舆地学已很发达。战国时撰著的《山海经》,对山川、形势、物怪、古迹,物产之大概,记载都较详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