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1937年中国参加国际电信会议述论

1927-1937年间,中国共参加了至少13次以上的国际电信会议。对中国最关心的问题如电信频率号段的国际分配与使用如何规定、国际间业务的电报价格制订以及涉及国家主权的电信相关问题一定程度上表达了自己的诉求。但限于参加国际电信会议在缴纳会费困难、参会经费不足、国内异议等诸多方面的局限,这些活动并未取得实质性成果。     

1927-1937年湖北田赋问题述论

本文从四个方面探讨了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湖北田赋问题田赋在本期湖北地方财政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由田赋正附税及额外的浮收和摊派所构成的本期湖北农民田赋负担,已远远超过了广大农民的承受力;田赋征收过程中的种种弊端反映出政府与农民间仍然难以建立起比较直接的亲和关系,而是被乡绅、册书等农村传统势力阻隔在两端;湖北省政府整理田赋的种种努力基本上归于失败,这一方面反映出政府行政能力的低下,另一方面也说明农村传统势力仍然是一支足以阻碍中国农村现代化步履的力量.     

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军费审计述评

1927～1937年是南京国民政府审计制度的创立与发展时期，也是近代国家审计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备时期。这一时期的政府审计活动几乎涉及到国家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对军费的审计所占比例最大。本文主要从政府军费的构成与支出情况入手，通过考察这一时期政府军费支出的审计情况，了解这一时期军费审计的作用与存在问题。     

1927-1937年苏州建设旅游休闲城市的设想与实践

1927-1937年，现代城市功能观念和城市规划思想在中国兴起的背景下。苏州兴起了建设旅游休闲城市的设想与实践。当时，建设“住宅都会”和建设旅游城市成为苏州各界的某种共识；城市的旅游功能在苏州的城市规划中被突出。为“吸引游客”，苏州有关方面修建了联通各风景区的交通干道，开辟旅游线，并着手整理名胜古迹，增辟新的景点。苏州这一城市建设思想与实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1927～1937年国民政府公债市场监管体制评析

为了保证公债的信用和发行 ,南京国民政府在公债市场监管体系的建立方面是非常重视的 ,并且也做了相当的努力。从结果来看 ,其公债市场规范化程度较之北洋时期有了较大提高。巨额债券的发行和流通使南京国民政府得以稳定和统一 ,并在一定程度上支援了国家建设 ,这对随之降临的抗战乃至最后胜利都有深远的影响。有人以公债流通市场上投机现象严重、流通市场稳定性差 ,来批评南京国民政府公债市场监管力度不够 ,笔者认为这些大多数都是非市场因素引起的 ,远非公债市场监管体制本身所能解决     

1927—1937年知识分子开发西北的主张

近代以来 ,西北边疆成为社会各界争相注意的对象。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就确定把开发西北、建设西北作为要务之一 ,一股“开发西北”的思潮悄然兴起。在 1 92 7— 1 93 7年的十年中 ,知识分子对于西北表现出极大的热忱 ,进行了广泛的调查与深入的探讨研究 ,发表出版了大量论著。其关于开发西北的诸多主张、种种设计层出不穷、不知凡几 ,其中不乏卓荦之识。一2 0世纪 2 0、3 0年代以来 ,知识分子积极关注着西北边疆地区 ,随着民族危机的加重、西北战略地位变化 ,参与开发西北活动的知识分子队伍日见壮大。西北研究社是当时创办最早的专门研究西北…     

1928-1937年的电政公债

在1928-1937年间,国民政府多次试图发行电政公债进行融资,却只有民国二十四年电政公债发行成功。此次发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公债券在发行后实际上未进行公开认购及流通,而仅是成为向金融机构借款的抵押品。1928-1937年的电政公债,在制度构建、运作设计及操作过程等环节都反映了当时电信产业发展融资的巨大需求及行业本身要求走向市场的客观性,但受时代局限,其发行屡次未果,仅二十四年公债得以发行。对这一期间电政公债发行的研究,有助于对民国内债史乃至政治史、经济史研究的深入,对于现代产业融资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土地改革与国共政权之沉浮(1927-1937)

本文在基本史实的基础上,通过对国共土地政策的制定、推行及影响的评述,分析了两党土地改革的基本属性,探讨了国共政权的得失与土地改革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认为国共土地改革的"成败"与政权的得失并无必然联系.     

蒋介石与1937年的淞沪、南京之战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决定拒和、应战,发表了措辞激烈、坚定的抗战宣言。为了保卫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同时从战略上牵制日军对华北地区的攻势,蒋介石决定组织精锐部队进行淞沪抗战。淞沪之战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规模最大、战况最烈的一次战争,时间长达3个月。其后的南京保卫战实际上是淞沪之战的尾声。淞沪之战虽然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战略战术失当、对国际力量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失败,但淞沪、南京之战显示了中国军队、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精神,打击了日本的侵略气焰和短期内速胜的美梦。淞沪抗战后,蒋介石决定调整战略战术,实行“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抗战战略。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南京分行发展历程述略(1917—1937)

1917年,上海银行以承做铁路押汇登陆南京,并由最初的办事处逐步发展成为南京分行,其他业务也随之拓展,却被1924年后的屡次战事和工潮延缓了前进步伐。东北易帜后,上海银行南京分行迎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存款数额保持稳定,商业放款一枝独秀,而行址由下关迁至城内,则给其带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自1931年下半年开始,因政局动荡和社会经济萧条,加之国家加强金融业控制及同业间竞争加剧,上海银行南京分行开始步入比较艰难的发展时期。经过不懈努力,虽能勉强维系自身发展,但经营过程中存在的诸多不合理性和资金淤积现象也暴露无遗。1937年7月日军全面侵华后,上海银行南京分行不得不迁往内地营业。     

1927-1937年上海律师业发展论析

1927-1937年间,上海的律师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从业律师的队伍规模、队伍构成、收入水平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促进上海律师业发展的原因有很多,而上海经济的发展、租界法权的逐步收回、南京国民政府的立法活动、上海“三界鼎立”的格局是主要原因。上海律师业的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上海的现代化进程在“制度层面”和“观念层面”的突破,说明了上海的现代化进程已全面展开。     

1927-1937年北平女性犯罪研究

文章通过对1927-1937年北平①女性犯罪的数量、罪名、职业、教育程度、年龄及婚姻状况等的分析,考察北平下层女性的生存状况.这一时期的北平下层妇女被迫从家庭走向社会,但其参与社会的程度有限,仍遭受社会和经济的双重压迫,其犯罪的主要诱因是贫困和婚姻.     

1927-1937年中国共产党的富农政策

中国的民主革命,实际上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革命.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政策经历了一个从不完善到完善的过程,本文试图就党在1927-1937年间富农政策的演变,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1927-1937年的中国教育哲学研究

1927-1937年,由于有相对稳定的外部学术环境,中国教育哲学研究迎来了不容忽视的"黄金十年".围绕着教育哲学的"西方化"和"本土化"关系,以及中国教育哲学的发展方向,学者们展开了大讨论.信仰自由主义、三民主义、国家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哲学学者,还出版了高质量的学术著作,初步形成了中国教育哲学的学科体系,其中的代表作是吴俊升的<教育哲学大纲>,姜琦的<教育哲学>,以及杨贤江的<新教育大纲>.这一时期的教育哲学研究,在中国教育哲学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     

1912年～1937年湖南财政与地方实业建设

民国以后,湖南财政因政局不稳而大受影响,并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情形。民国初年,湖南财政稍有宽余,实业建设进展缓慢;北洋政府时期湖南财政出现"混账",实业建设无从谈起;国民政府初期,湖南财政有所好转,但实业建设仍不受重视。     

1937年的贵州旱灾与救济

1937年,贵州旱魃肆虐。该年旱灾的发生与贵州的自然环境和社会背景密切相关,它使社会遭受了巨大损失和破坏。贵州政府对此施行了一系列救济措施,体现了救灾活动的近代化方向,但仍存在诸多缺陷。民间救济团体的努力参与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赈灾的不足（如财政困难、吏治腐败、效率低下等）。此次旱灾救济启示世人：大力发展经济以增强抵御灾害能力;政府须提高行政效率,建立规范的监督体制;充分调动民间救济力量。     

1927—1936年的作家论写作及其经典化策略

1927—1936年集中涌现的作家论写作潮是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化历程中具有拓新与启迪意义的文学现象,是中国新文学第一次全面深入地总结创作成就的艺术尝试,它开创了作家论这一新的文体范式,为现代文学的经典化奠定了基础。在这一进程中,通过对叙述对象的经典化选择、文学史意识下的经典化写作、期待视野的经典化建构以及现代传媒的互动与共谋等经典化策略,成就了一大批新文学的经典,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1912-1937年湖南对外贸易考察

1912—1937年湖南对外贸易,无论是从其总额来看,还是从其进出口货物来看,都具有明显的畸形性:严重依赖世界市场,发展很不稳定、波动较大。尽管如此,湖南对外贸易在全国中的地位不可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