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的作用研究

选用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发展效率来衡量金融的发展,利用中国1990-2012年相关指标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计量经济方法,分析了中国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之间的关系。结论表明: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贫困减缓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均衡关系,金融发展通过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途径对贫困减缓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农户创业与多维相对贫困

现阶段,如何利用普惠金融来缓解我国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的结合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现实的可能性。本文利用CHFS中的农户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通过“双界线法”从收入能力、发展能力、居住环境以及社会保障四个维度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进行了度量,在此基础上,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整体上有助于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其覆盖广度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最大,覆盖深度次之,但数字化程度的影响不显著;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促进农户创业,尤其是促进农业创业来减缓多维相对贫困;数字普惠金融对青年以及处于西部地区的农户的多维相对贫困缓解效应更大。因此,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高农户金融可得性,增强农户创业动力是减缓多维相对贫困的重要措施。     

关于构建我国普惠金融体系的理论思考——国外金融发展如何更好地减缓贫困理论的启示

国外学者有关金融发展改善收入分配及贫困的功能的理论研究表明:对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提供金融服务将使金融体系能更有效地减缓贫困并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对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将使金融体系能更有效地为穷人服务;建立完善的金融市场和大力发展主流金融是缓解贫因的更好途径;金融体系帮助贫困群体的最佳方式并不是直接给最穷困的人大量提供贷款,而是通过金融发展以改善宏观经济环境和市场的运行、创造更多的机会、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等;放宽金融管制就能起到帮助穷人的作用;大量发展国有银行不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有效方式,而金融体系大力支持私人部门反而有利于提高穷人的生活水准;实现利率市场化有利于减缓贫困;要构建普惠的金融体系还必须与政治体制的改革结合起来。国外普惠金融理论对于我国构建普惠金融体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金融发展与甘肃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在理论分析基础上,对甘肃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率、产业结构优化以及城镇化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金融部门并没有对甘肃经济增长起到很好的助推作用,但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和城镇化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这表明甘肃金融弱化、民营经济发展落后的现实状况亟待转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快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金融路径选择与政策建议。     

中国金融发展对贫富差距影响的实证研究

运用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等经济计量方法,对我国1981～2008年贫富差距水平与金融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中国贫富差距水平与金融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协整关系;金融发展规模是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中国贫富差距水平对金融发展规模影响不显著,而中国贫富差距水平与金融发展效率之间的因果关系也不显著,因此,从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着手发展中国金融业应值得重视.     

中国的金融中介发展与城镇化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研究了金融中介影响城镇化进程的机制,认为金融中介的发展与城镇化进程间内含着一种互动机制,一方面,金融中介发展可以通过促进储蓄转化为投资、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优化金融市场结构、降低交易成本、分散风险等方面促进生产要素向城镇的聚集,促进城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又可以通过生产要素的不断集聚,使市场规模得以扩大,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促进金融中介的发展。对我国的实证分析表明,中国城镇化水平与经济金融化水平存在高度的正相关性。格兰杰因果检验显示出,我国经济货币化程度的提高是影响我国城镇化水平的重要因素,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促进了我国金融中介的发展。     

城乡二元金融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改革开放30年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城乡收入差距为被解释变量,以城乡金融规模差异、城乡金融效率差异为解释变量,以城镇化水平、政府经济行为为控制变量,构建计量模型,借助协整分析、格兰杰检验、误差修正模型,研究城乡金融规模差异、城乡金融效率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城乡金融规模差异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城乡金融效率差异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并不显著;在短期内,城乡金融效率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没有影响,而城乡金融规模差异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     

我国金融发展规模、效率与产业结构关系的实证研究

运用多变量VAR模型、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等计量方法,对我国1979年～2008年金融发展规模、效率与产业结构之间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金融发展规模、效率与第一产业以及第三产业之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而与第二产业变动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协整互动关系;金融发展规模与效率是第二产业变动的原因.     

中国城乡金融发展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

利用相关数据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城乡金融发展差异之间的关系进行的分析结果显示:城乡金融发展差异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并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正效应,即城乡金融发展规模差异、城乡金融发展效率差异、教育水平和产业结构都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为了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既要完善农村金融体系,扩大农村金融发展规模,也要增加农村信贷供给,提高农村金融发展效率,更要加大对农村的教育投入以及加快农村的产业升级等。     

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效率的影响研究——以新三板企业为例

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高效运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数字普惠金融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提供新思路,进而促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新三板企业数据,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效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升中小企业效率,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数字化水平均对中小企业效率具有显著的提升效应。第二,数字普惠金融提升中小企业效率具有明显的行业异质性、规模异质性及区位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对制造业企业及中小型企业的效率提升效应更为显著;在东部地区及规模较大城市更为显著,在中西部地区及小城市中小企业的促进效应尚待挖掘。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助于推动企业创新发展、提高城市金融水平,进而促进中小企业效率增长。研究对于数字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和中小企业效率提升具有参考价值。     

湖南省金融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实证分析——基于时间序列数据的模型研究

本文以湖南省的时间序列数据为依据,通过构建金融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关联度模型,考察分析我省金融规模扩大、金融结构优化和金融效率提升与产业发展的相互关系。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省金融规模的扩大与金融效率的提升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金融结构的调整对其促进作用不大,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反过来对金融发展的拉动作用也不明显,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经验分析和适当的解释说明。     

普惠金融减贫效应研究——基于31个省市数据的实证分析

普惠金融可以满足贫困人口的合理融资需求,巩固脱贫成果。文章从可获得性、使用情况和可持续性三个维度共12个指标构建普惠金融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测算方法测度了全国31个省市2010—2017年的普惠金融指数,以评价各省份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通过建立动态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了普惠金融减贫的总效应和渠道效应,以及影响普惠金融减贫效应的两个因素,结论如下:第一,普惠金融具备减贫效应,能够显著降低贫困发生率,且普惠金融各维度也存在减缓贫困的渠道效应;第二,市场化指数较低和文盲率较高的地区,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较弱。     

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实证研究——以山东省为例

由于新型城镇化倡导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推进"的原则,因而为了能够全面地衡量新型城镇化水平,并探寻影响其发展的潜在因素,文章在对我国新型城镇化内涵进行阐述的基础上,首先选取相关指标并采用因子分析法探寻反映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潜在因素,并利用因子得分对新型城镇化建设做出综合的评价;其次以因子得分为因变量,选取相关金融变量为自变量,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对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做出实证研究;通过模型结果分析可以得到信贷资源的规模发展、金融效率改善以及保险保障都对新型城镇化建设有着强力的支持作用,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助推力量。     

区域城市协同发展测度及影响机制 ——基于山东的实证分析

区域城市协同发展对于中国新型城镇化转型及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基于DMSP、VIIRS夜间影像与城市统计数据,使用计量统计及地理空间模型,分析2000—2020年山东城市演化特征,并定量揭示了其影响机制.研究表明,区域城市演化强度经历波动,市区与县域呈现出协同发展态势,演化强度速率下降;城镇化减缓,高位序城市与低位序城市规模差异扩大,区域城市体系由均衡发展转向极化发展;土地城镇化增速由大于人口城镇化增速,转变为小于人口城镇化增速,人地关系协同发展显著;影响机制以市场力与行政力混合为主,外向力上升,内源力受产业调整影响下降.     

福建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1978-2010

我们选取自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省金融总体发展规模、结构和效率等金融发展指标和经济增长指标(1978-2010年),采用协整检验方法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金融发展指标和经济增长指标进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在滞后一期时,金融发展规模FIR和金融结构比率PC是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数LGDP的格兰杰原因,而后者不是前两者的原因;在滞后二期时,FIR和PC与LGDP互为因果关系.而金融中介效率FE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数LGDP没有因果关系.鉴于此,提出加快金融机构资本积累和规模扩张以及鼓励中小金融机构发展,培育多层次,适度竞争的金融市场.     

金融发展与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研究

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通过建立面板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对中国29个省区1995-2010年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金融发展与基尼系数之间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金融效率的提高都能缩小收入差距,但金融规模的扩张会扩大收入差距,且金融规模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要大于金融效率对其的影响程度。     

金融、互联网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基于我国省级动态面板数据系统GMM模型分析

基于1997-2014年我国31省市区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SYS-GMM估计法考察金融、互联网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关系,实证分析显示,互联网发展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都具有正效应,且对后者效应更为明显;金融发展规模、效率和结构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影响差异较大,尤以金融结构对高级化作用最为突出;互联网发展与金融规模交互项对产业结构合理化有"马太效应",但抑制高级化,而与金融结构的交互项结论则恰恰相反。通过检验发现,2007年为结构性断点并分析其阶段性转变,结果显示2007年以后各变量影响系数发生巨大转变。     

中国城镇化、工业化协同发展的金融支持路径研究

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动力。当前,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协同能力不足,城镇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滞后于工业化的进程,部分原因在于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的过程中缺乏足够的金融支持。本文采用中国1990-201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基于门限向量自回归模型(TVAR)以金融发展速度为门限变量对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的金融支持的门限效应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协同发展面临一定程度的金融约束,在金融高速发展的阶段,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互相促进作用要显著高于金融低速发展的阶段。金融发展速度的提高能够使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协同发展更加显著。因此,应进一步加快金融改革和创新,增强金融服务于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能力。     

金融发展、服务贸易与服务业国际竞争力——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中国迅速发展成为服务贸易大国,但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整体偏弱,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经济转型和平稳增长。以全球主要服务贸易国家(地区)为研究对象,分析影响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因素,采用面板门槛模型检验金融发展与服务业国际竞争力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并分析金融发展对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服务业开放程度以及基础设施均与服务业国际竞争力呈正相关关系;第二,货物贸易与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第三,无论从金融规模还是金融效率来看,金融发展程度都会显著提升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并且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     

文化制造业的科技金融支持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长江经济带省际面板数据

基于2012—2017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DEA及其扩展模型以及Malmquist指数对文化制造业的科技金融支持效率进行静态、动态的测度,并利用Tobit模型对其影响因素做回归分析,发现:(1)技术效率所反映的长江经济带文化制造业的科技金融支持效率总体上是DEA无效的,这是由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无效共同导致;(2)Malmquist指数所反映的长江经济带文化制造业科技金融支持的全要素生产率整体上呈现负增长,主要原因在于绝大多数省份文化制造业的技术进步滞后;(3)长江经济带文化制造业科技金融支持的技术效率尤其是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存在较为显著的地区差异;(4)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需求规模对文化制造业的科技金融支持效率产生显著的负向作用,而金融发展程度和政府支持力度对其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