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生豪莎士比亚译本赏析——以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为视角

朱生豪的莎译本在国内译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文章用尤金·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来探讨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作品,认为朱生豪灵活运用了意译、省译和增译的方法使其译作达到了奈达所提倡"最自然的对等"效果,有力地传达了莎士比亚作品中所蕴含的人文关怀。     

朱生豪翻译的阐释学研究

现代阐释学对译者主体性研究有很大借鉴意义。本文试在现代阐释学的框架下,分析朱生豪对莎士比亚戏剧的翻译,通过描述译者自己的阐释环境造成特定的“视域”,反映出这个视域直接影响了他选择莎士比亚戏剧作为翻译对象、以及在文化过滤方面其倾向归化的翻译原则,从而进一步认识朱生豪的翻译。     

朱生豪的诗学研究和译莎实践

朱生豪之所以能成为杰出的莎剧翻译家,这当然与他的英语水平高,又酷爱英国文学有关,但是人们也许并不知道,他那精湛的诗学研究和诗词实践,也为他的译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把世界著名的莎剧译成汉语而仍不失为精采的文学作品,这是朱生豪的成功之处.就这一点来说,朱生豪尽管是以莎剧翻译家闻名于世,而其根基却在于他的国学基础.莎士比亚有幸遇到了中国的朱生豪,才使汉译莎剧仍然不失其原有的光彩.著名词学家施蛰存先生在《朱生豪遗词》的《编者附记》中写到,他读了找寄去的     

翻译家朱生豪的诗

朱生豪以翻译家闻名海内外.但是,值得研究的他还是个颇有才气的诗人.楚楚身裁可可名,当年意气亦纵横.同游伴侣呼才子,落笔文华洵不群.招落月,呼停云.秋山朗似女儿身,不须耳鬓常厮磨,一笑低头意已倾.这《鹧鸪天》词,便是朱生豪当年的自我写照.朱生豪如果没有诗人的气质和才华,也就不可能成为莎剧的著名翻译家,因为莎士比亚是诗人兼戏剧家,而朱生豪则是诗人兼翻译家;诗人的作品当然只有诗人才能翻译得好.     

朱生豪翻译的“神韵说”与中国古代诗学

朱生豪的翻译理念"神韵说"凝聚了朱生豪丰富的翻译实践经验,其来源是中国传统诗学理论。朱生豪的翻译理念集中表现于其翻译实践之中,在莎士比亚戏剧的翻译中,他将神韵体现为具体翻译实践中的跨文化的话语,从中西意象、话语的对应翻译与原文意趣的把握中,以中国明清两代影响极大的诗学"神韵说"为理论根源,在翻译实践中加以丰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翻译风格。     

京沪禾杭隆重纪念朱生豪诞辰80周年

今年是我国杰出的莎士比亚翻译家朱生豪先生诞辰80周年,京、沪、禾、杭各地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朱氏乃我校校友,1933年毕业于我校前身之一的之江大学国文系。他是我国出版的《莎士比亚全集》中译本的主要译者。莎士比亚戏剧共37种,朱氏已译出31种,迨译至     

朱生豪的译事活动与译学见解

伟大翻译家朱生豪出生于浙江嘉兴鸳鸯湖畔。之江大学的四年以及随后的编辑生涯,为朱生豪打下了扎实的英文功底,同时使他具备了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和古典诗词创作才能,这为他翻译莎剧奠定了基础。从1935年开始准备译莎到1944年逝世为止,他共译出莎士比亚悲剧、喜剧、杂剧与历史剧31部半,给中国莎学史和中国翻译史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朱生豪长于译笔,但也不乏译论。他具有伟大的爱国翻译思想,严肃认真的翻译态度。他的译文自然流畅,这与他采用再现原作神韵和神采的翻译策略密不可分。     

莎士比亚和朱生豪——《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发表四十周年

四十年前由杰出的翻译家朱生豪翻译的我国第一部《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出版是我国莎学研究中的一件大事。(1)台湾大学虞尔昌教授说:“一九四七年我国首次出版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译作三辑传到海外,欧美文坛为之震惊。许多莎士比亚研究者简直不敢相信中国人会写出这样高质量的译文。”(2) 朱生豪(一九一二——一九四四)是浙江省嘉兴市人。少年时代父母双亡,兄弟三人,他系兄长。生活清苦(老三不久死于贫病之中)。他从小酷爱读书,主要靠奖学金和小额零星勤工俭学收入进杭州之江大学学习,师承夏承焘等学者。一九三三年毕业后     

从一个戏看莎翁全集的两种中译本

“余译此书之宗旨,第一在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必不得已而求其次,亦必以明白晓畅之字句,忠实传达原文之意趣;而于逐字逐句对照式之硬译,则未敢苟同。” ——朱生豪:《〈莎士比亚戏剧全集〉译者自序》 “我翻译莎士比亚,旨在引起读者对原文的兴趣。” “莎士比亚就是这个样子,需要存     

论朱生豪的诗词创作与翻译莎士比亚戏剧之关系

朱生豪将莎士比亚戏剧以具有强烈诗歌韵昧的口语化散文形式表达出来,具有不是诗词,但在诗意的表达上,胜似诗剧的特点。朱生豪的译文押韵的地方较多,句式整齐,上下句之间形成了对称、对比的形式,节奏感强,具有音韵美、整齐美的特点,符合汉语读者的审美习惯。他的译文在准确的基础上符合汉语读者对诗歌和戏曲的审美欣赏习惯。他翻译莎剧的成功是与他具有较高的中国古典文学造诣和深厚的中国古典诗词修养分不开的。     

注意词小义多 避免方枘圆凿

本文所讨论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汉语译文是我国享有盛誉的莎士比亚专家朱生豪先生的译作。文章就如何理解英文原文中若干小词词义问题提出了异议,并作了词义分析,以期与读者共勉:在英语学习中应十分审慎地对待短小词汇,不可望文生义。     

朱生豪之译者生态研究

朱生豪是莎士比亚戏剧最重要的译者之一,朱生豪译本在中国莎学史、中国翻译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伟大
工程。本文以译者生态理论（对译者之所以成为译者、之所以被称为翻译家的动态研究和静态描述相结合的理论）为
视角,深入追溯朱生豪的生平,从译者生成论、译者角色论、译者翻译论和译者接受论四方面探讨朱生豪的翻译活动,
既研究了其自幼天资聪颖、受过良好教育和兴趣爱好广泛、热爱莎剧、翻译态度严谨认真等个性特点,也探讨了其在事
关中华民族文化尊严的特定社会环境（抗日战争时期）下翻译莎剧行为的深刻社会背景。朱生豪的翻译生涯表明,翻
译不仅仅是翻译家的个人事业,也不仅仅是译者个人的孤立行动,而是由译者自身、社会及家庭环境、文化氛围以及译
文读者、观众接受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戏剧中的会话及其翻译研究——以《无事生非》两个译本为例

《无事生非》（另译《无事自扰》）是莎士比亚最成功的喜剧之一。剧中人物故意违背会话的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以传递特殊会话含意。梁实秋和朱生豪的两个译本都成功传递了特殊会话含意,不失为成功的译作,但在翻译策略的选择和翻译风格上,两者迥然不同：朱生豪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译文流畅达意,但某些地方失去了原文风韵;梁实秋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语言难免有些许晦涩之处,却保留了异域风情。     

台湾莎学研究情况综述

台湾莎学的发展是在梁实秋、虞尔昌、颜元叔、朱立民等学者的努力下发展起来的。梁实秋以一人之力完成了《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虞尔昌补译了朱生豪未译完的莎士比亚历史剧,合成一套完成的《莎士比亚全集》在台湾出版。近年来,台湾除了出版了多种台湾译者莎作译本外,还出版了多种大陆翻译的莎剧译本和《莎士比亚全集》。颜元叔和朱立民主要从事莎士比亚评论和研究工作,彭镜禧等人的莎学研究在近年来较有影响。台湾的莎剧演出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台湾莎剧演出主要以话剧和京剧为主。台湾和大陆之间的莎学交流也日渐频繁。     

纪念朱生豪诞辰80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简称“中莎会”)筹备的纪念朱生豪诞辰80周年学术研讨会于今年4月18日在上海隆重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大陆12个省市和台湾的莎学专家、学者、艺术家等共50余人。朱生豪是我国最著名的莎剧翻译家。他在战火纷飞的抗战时期,以顽强的毅力,全身心投入莎剧翻译之中,以极快的速度和相当高的质量译出37部莎剧中的32部,却不料在32岁的华年死于贫病交困之中。他鞠躬尽瘁、     

朱生豪译莎剧中的改写及其语言风格

作为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最重要的译者之一,朱生豪的译文集口语、散文和诗歌于一体,以综合多变的形式对原文进行了抽象和动态的改写,迎合了汉语读者的各种文学期待。他笔下的将口语、散文和诗歌结合而成的＂中国式的莎剧＂,不仅以传统文学资源会通了西方文化,同时通过适度的欧化语体向中国读者最大可能地展示了莎士比亚戏剧的色彩和人文魅力。     

合璧的岂止是朱莎——苏福忠《朱莎合璧》

《朱莎合璧》是苏福忠先生校对和补译新版《莎士比亚全集》的学术成果。本书采用名句佳译配点评的体例,运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朱译如何做到文从字顺,译出原作的神韵;还使用与梁译和方译对比研究的方法,为朱译的散文体翻译和意译辩护,证明朱译是目前所有译莎版本中最有特色、最有影响、译文最优的。本书三个核心观点：“朱译既出,译莎可止”之论断、“翻译智商”、朱译对汉语化的贡献,皆为著者独创性观点。“朱莎合璧”是朱生豪与莎士比亚艺术心灵相通的结果,该著作体现出作者对莎士比亚研究及其翻译的挚爱,因挚爱而从事三十年专研的深度和广度,实为另一种形式的“合璧”。     

匠心独运各显千秋——评《哈姆雷特》一段独白的四种名译

从诗律学、社会语言学、修辞学、文体学及注读等角度看，卞之琳、朱生豪、梁实秋和孙大雨对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一段独白的翻译，可谓匠心独运，各显千秋，成为此段独白的四种名译。基于文风与译风关系的考虑，我们在分析不同名家对同一作品的译文时，既应坚持一种标准宏观赏析，又应用多种尺度分别评价。     

形神俱现——从奥菲利娅的民歌及其译文看两位莎剧翻译家的翻译技巧和思想

莎士比亚是英国伟大的剧作家和诗人。他的剧作《哈姆莱特》被誉为他艺术天才的"颠峰"。本文试从该剧奥菲利娅的民歌入手,从语境语篇的角度比较分析朱生豪和梁实秋两位译家的译文,探寻他们如何在各自的翻译中实践自己的翻译思想,对原文做到"形神俱现"。     

论《哈姆雷特》汉译中的误解误译现象

莎士比亚的代表作———《哈姆雷特》,自17世纪初叶问世以来,已先后被译成80多种文字。该剧首先由我国著名剧作家田汉先生于1920年译成汉语,随后又有几种散文体与诗体译本相继问世,而且大都在原来的基础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文章试根据几种英文版本的最新评注与诠释,选取梁实秋、卞之琳、方平和朱生豪先生的汉译本中所共有的几处误解误译现象,予以探讨及辨析,以期能帮助原作的思想内涵得到完整与忠实的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