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杨守敬及其《历代舆地图》考述

杨守敬作为清代地理考据的殿军,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完成编订的《历代舆地图》是他一生地理考据研究的重要结晶。该图历时三十余年而成,凡三十四册（组）,分总图和分图两种,全面绘制出了我国自先秦至明朝的历代地图,对清代乃至清代以前的沿革地理学进行了集大成式的总结,在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利玛窦对中国地图学发展的贡献

利玛窦到中国传教 ,带来了西方的地理知识 ,尤其是对地图制图知识的传播 ,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地图制图技术的发展 ,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他绘制的《山海舆地全图》成为明末以后中国地图史上极为重要的地图作品。     

介绍常州发现的中国近代史的几个稿本

近几年,看了常州发现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几个稿本,很有一些参考价值,兹作简要的介绍和考释,以飨同好。一、《常州被难记略》《常州被难记略》,藏常州市博物馆。此稿本由一位自称“五祥老人”的收录在《挽联汇录》里。《常州被难记略》(以下称《记略》)作者未署姓名。但那位“五祥老人”对作者的情况是清楚的,他在收录《记略》时曾作了一些介绍:“此稿为吾常长揖生所记,先生高姓,讳其名。洪羊间(我国封建统治者把国家的大乱称为“红羊劫”,清朝统治者曾把洪秀全、杨秀清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诬蔑为“适应红羊之劫”。洪羊既是“红羊劫”的意思,又是指洪秀全、杨秀清——引者注)曾与张仲远太守转战湘楚之间,颇有战功。惜遇某大员疏于奉迎而不获售,与仲远太守同被诎退,致令洪逆流毒东南,时人深为痛惜之。”可见作者姓高,曾随他的同乡张曜孙(字仲远)镇压太平天国起义。     

绘制世界文学地图

全球化浪潮下的发生的世界文学学科所“标榜”的“世界性”一直受到挑战,而世界文学研究者在面对这些挑战时也会偶尔不知所措.文章追溯了世界地图绘制史,分析地域间最初的隔膜、语言或文化差异带来的误解或偏见、强势国家自觉不自觉的霸权主义等对地图绘制的影响,并将之一一“投射”到世界文学地图的绘制中,演绎并比较了几种世界文学地图,展示各时期里世界文学的具体情况,重点分析了非西方国家比较文学学者对世界文学格局的“重新定位”,最终得到以“椭圆”系统为单位、永远处在“流变”互通中的“完美”世界文学地图,将世界文学发展史映像化,以求更好地理清世界文学的发展任务和方向.     

关于中国古代定量制图学的新史料

依靠对大地和地图确立直角坐标网来绘制地图,一向被看作是古代中国定量制图学的传统。李约瑟甚至说:“我们似乎有理由认为,欧洲在十四和十五世纪之所以能在制图学方面有所前进,不仅与阿拉伯人研究了托勒密的制图学有关,而且也与定量制图学或多或少地从中国传到了西方有关。”但直到1583年第一幅欧洲近代地图进入中国大陆为止,人们公认的有文字记载或实物证明的确采用了矩形网格坐标的地图唯有三幅:一、1136年上石的、作者佚名的《禹迹图》;二、1320年由朱思本绘制成的《舆地图》;三、1555年由罗洪先增补《舆地图》而刊出的《广舆图》。     

中俄司牙孜制辩正

司牙孜会谳制度,是清朝后期在中国西北边境地区中俄两国定期会审双方边民积案的一种特别制度。《新疆图志》载:“中俄官吏会谳积案,所称为司牙孜者是已。案:司牙孜之名译为清理积案之意”。“谳”者,议罪也。“会谳”即中俄共同审案议罚。俄方史籍称司牙孜为(直译为“国际代表会”,一般意译为“边境仲裁会议”或“民间边界会议”)。这是中俄两国边境地区哈萨克人之间定期举行的一种会议,会议按哈萨克习惯法来解决两属人民“相互间的要求和争端”。依上述中俄定义,司牙孜制度是一种中俄两国定期会办清理积案的边境仲裁会。1909年成书的《西疆交涉志要》第一次记载了历届会办司牙孜案,并对此作了初步研究;其后官修《新疆图志》稍加增补,将此列入了“交涉志”部分;1935年曾问吾又据《新疆图志》在《中国经营西域史》一书中对司牙孜制作了略     

三幅明代地图唱响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先声”

继英国人加文·孟席斯所著《1421——中国发现世界》成为新世纪全球的惊世之作后，中国明代的《大明混一图》和《天下诸番识贡图》两幅地图的先后被发现，再次轰动了世界。在纪念中国第二个“航海日”到来之际，笔者认为有必要将两幅新近发现的明代地图，连同人们已经熟知的《郑和航海图》作一连贯的分析介绍。     

风雪万里栽铁花——回忆鲁迅先生片断

一九三一年冬,鲁迅先生在《<铁流>编校后记》中,一开头便说,这本书到能和读者相见为止,是“经历了一段小小的艰难的历史的”。他说的那些“小小的艰难的历史”。我不再重复了。现在略叙一点有关这书的当年的另一些小事。虽然,这不过是一些象鲁迅先生说的“让它随风而逝的小事情而已”。鲁迅先生约译《铁流》,是在一九二九年。那年十一月十八日《鲁迅日记》载:“寄霁野信并附与靖华笺。”同年同月十六日,致霁野信说:“有寄靖兄一笺,托他一些事情,不知地址,今     

论《坤舆万国全图》中的黄河水系——兼论李兆良“坤舆图黄河分流说”

李兆良先生《黄河改道与地图断代:中国地图学西传辩证》一文,解读现存《坤舆万国全图》中的黄河所处年代,推断地图的成图年代,认为地图中黄河分两支,为1194-1580年状态,不是利玛窦与李之藻时代的黄河。李兆良关于黄河变迁的讨论疏阔,完全忽视历史地理学、水利史界数十年成果。《坤舆万国全图》所呈现的黄河,是明后期河道,绝非明初甚至宋金元时期的分流河道,所谓的北流,不过是从徐州北上的运河。     

专题视点：17、18世纪中西地图对海洋的表现

海洋面积占据地球表面的大部分，连通着世界各大陆。在历史时期，海洋既是各大文明区之间的地理障碍，也是沟通其间的桥梁。自明末以来，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人来到中国，将大航海时代所获得的世界地理知识带给中国人，与此同时，也将中国及其周边海域的地图和地理知识传回西方。中国与西方的地理知识在这一时期得到了交流，而中西对海域进行的探索和地图绘制，则体现出不同的特点。 　　长卷式是中国沿海地图的一大特色，其特点是将中国的海岸线呈“一”字形绘制，用册页刊印或者绘成长卷。有以海为上、大陆为下的，目前所见以明代郑若曾《万里山沙图》为最早，对当时及后世影响也最大；同时也有以大陆为上、以海为下的，在历史时期对当时与后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清代陈伦炯《海国闻见录》所附的系列地图，催生出诸多版本的地图，其中的世界地理和东半球地图，也对清代地理图籍产生广泛影响。孙靖国《陈伦炯〈海国闻见录〉及其系列地图的版本和来源》对《海国闻见录》的版本进行了梳理，指出乾隆九年或稍后的初刻本的存在，并根据各版本的文字和地图地物的差异，推测在今日所见五个版本之外，还可能存在多个版本，形成了复杂的局面。文章对摹绘、翻刻自《海国闻见录》的系列衍生地图进行了搜集和整理，并对陈伦炯地图与地理信息的来源进行了考证，指出正是明末以来的中西地理信息交流，催生了这一影响广泛的地理图籍。 西方殖民者的东来，伴随着对亚洲海域进行的测绘活动。其中，荷兰人作为17世纪的“海上的马车夫“，在近代地图史上也占据了重要位置，尤其是其商业地图的刊印出版，成为当时欧洲的中心。低地国家的制图师和地图出版商，如赫拉尔杜斯·墨卡托（Gerardus Mercator）、亚伯拉罕·奥特柳斯（Abraham Ortelius）、洪迪厄斯（Hondius）家族和布劳（Blaeu）家族等，纷纷出版了多样而精美的地图、地图集和球仪。但正如丁雁南博士在《地理知识与贸易拓展：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手稿地图上的南海》中所提出的一样，商业地图上的成功并不能代表荷兰地图学的真实成就，他对新近披露的欧洲各收藏机构的一批17世纪中叶荷兰东印度公司所绘制的以中国海域为中心的手稿海图进行了研究，指出荷兰人的地图制作活动存在一个在手稿和印刷品之间平行发展、各有侧重的二元结构，认为其地图学成就有待于深入认识和进一步肯定。 　　在现代统一标准的地图学范式形成以前，世界各地的地图绘制和刊印都呈现出各区域、各机构，甚至是不同个人分别进行的态势，形成了诸多的“小传统”。陈伦炯《海国闻见录》中的世界地理知识与中国传统的天下观之间，荷兰的手稿测绘地图与商业地图，以及中国传统的长卷式沿海地图与西方的波特兰地图之间的并行状态，都是这种地图绘制多元发展、并未整合的时代折射。     

读《清人别集总目》零札——以“漫社”社友为主体

《清人别集总目》是一部十分重要的工具书,但同时也存在大量的疏忽。现在依原书次序,以＂漫社＂社友作为主体,就其中殳庆源、邱翊华、向迪琮、杨济、吴宗元、陈韬、宗威、俞寿沧、姚宗堂、商宝慈十位作家做一些考辨。     

清末回族外交官杨枢与1905年留日学生运动

杨枢是清末著名的回族外交官，1903-1907年出任清政府驻日公使。在处理1905年留日学生运动中，杨枢站在留学生管理和清政府外交立场上对学潮表现出严肃而强硬的态度。作为开明派官员的杨枢与留学生的对立与冲突，反映了清政府与新式知识分子之间严重缺乏信任及疏离的状态。文章试图从一个侧面考察1905年留日学生运动的面貌。同时指出，近代回族中不乏具有开放心态和世界眼光的人物，杨枢的个案是对此类回族人物研究的尝试。     

“课归商办”：析论陶澍整饬两淮盐务的主张和实践

“课归场灶”与“课归商办”代表了清代处理盐法主体关系的两种相向立场。陶澍力主后者并努力践行,虽总体并不成功,但其意义主要在于对“课归商办”的确认,在于对清初以来盐法动荡的某种稳定。在这个意义上说,陶澍在两淮的盐法主张和实践具有“变法”和“改革”的内涵。     

"五华才子"杨国翰评传

云南云州 (今云县 )人杨国翰是清朝嘉庆年间云南“五华五才子”之一 ,嘉庆二十五年 (182 0年 )进士 ,道光年间宦迹浙江各地。为官作文 ,杨国翰都做出了无愧于时代的历史贡献。他不仅是封建社会里一名有作为的地方官员 ,其诗文在云南古代文学史上也有一定地位。     

杨度首倡清季国会请愿运动

作为清季立宪运动中的风云人物,杨度逐渐形成了以舆论监督政府、以开国会广造舆论,以国会推动立宪的思想,成为清季倡言以开国会实现宪政的第一人。自从杨度首倡国会请愿之后,以“速开国会”为号召的国会请愿运动就成为清季最具影响力的政治活动,而且几乎所有关于请开国会的陈情和呼吁,都在延续着杨度所阐发的国会论述思路。杨度最早发起的国会请愿运动虽然未能达到速开国会的目标,但积极意义极大。请愿成为极有效的政治动员,扩大了宪政的政治基础。清政府虽然被迫缩短了预备立宪的年限,依靠政治强力压制了激进的请愿代表,但其合法性在这数次请愿运动中逐渐消耗殆尽。      

扬雄《太玄》中的文学批评要素

扬雄的文学批评具有独特的体系，它建立在易学之上而又有所发展。扬雄《太玄》与《周易》有联系，亦有区别。《周易》主张二要素论，《太玄》主张三要素论。《太玄》的三要素即天地人三要素，乃阴阳二要素加上作为批评主体的人。扬雄突出了人在文学批评中的主体作用，并用它建构了一套完整的文学批评的模式，这是扬雄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突出贡献，而且在这一点上西方各国的文学批评家尚无人能与扬雄相比。扬雄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两方面都秉持发展的前进的立场，此可以概括为发展的批评观。扬雄的文学创作客观上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供尝试的批评范式:尽可能多地涉道。在《太玄》中，扬雄还建构了四组对偶范畴。     

岱山方言“里”“头”的异读及其来源

岱山方言中有特殊的异读现象,举最常用的“里”“头”作为个案进行分析。根据“里”“头”的变音规律看,有的与其词序位有关,有的与其语素义有关,且初步判定其个别变音接近闽语音。岱山方言中的这种含有闽语元素的异读现象,在舟山群岛与周围吴语中罕见。推测其来源,应与明清时期我国海禁与展复史以及岱山岛移民来源地方言有关。     

拟话本小说地域分布与理学地域分布关系谫论

话本小说刊刻虽然较早就在刊刻小说盛行的福建刻出,但整个明代及清代,福建刊刻话本小说比较少,朱子理学的底蕴深厚是重要原因。在安徽、江西一带程朱理学原来的阵地里,虽然阳明心学流派活动频繁,得阳明之学精髓的却是江右学派。江右学派作为阳明之学的修正学派,与程朱理学更趋于一致。江浙一带经济发达,并长期浸润在程朱理学与王学左派长期讲学的土壤中,正是这诸多因素导致明末清初话本小说以江浙为主要集中地,并充满了世俗性与教化性。     

中日关系中的琉球问题及其国际法分析

中日关系中的琉球问题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曾经尘嚣一时。清末和二战后两国对于琉球的归属曾进行过多次交涉,但一直未达成共识,使其成为中日间的悬案。基于钓鱼岛问题与东海油气田的争端,琉球问题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对两国关于琉球问题的法律文件的国际法分析,有助于中日两国在国际法框架下解决琉球问题这一悬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