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甘肃自然灾害考论

包括今天的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部分地区的清代甘肃,地域广袤,从地质构造、地形、气候等方面看,自然条件十分复杂。这使得清代甘肃自然灾害具有种类繁多、频繁发生、成灾范围广、规模巨大等特点,地方社会因此遭到严重的危害,物质匮乏,人口锐减,生产萎缩,社会秩序混乱。     

粮安天下：清代畿辅粮价的政府调控与社会应对

粮安天下,农定社稷。粮食是治国安邦之根基,其价格变动关乎国计民生。有清一代,直隶粮价总体上不断上涨,具体表现为“增长→下降→增长”趋势。为平抑粮价、保障民生,政府通过粮食价格跟踪监测、省际之间粮食调配、鼓励粮食流通贸易、国家粮食仓储政策、国家荒政制度体系进行宏观调控,借助社仓义仓、宗族赈济和民间义赈,鼓励民间实现自我救济。直隶为畿辅重地,粮价调控政策极具代表性。以古鉴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加强政府宏观调控、稳定粮食价格至关重要。     

陕甘分闱与清代甘肃进士的时间分布

清代陕甘分省始于康熙初年,两省分闱却迟至光绪元年,经时任陕甘总督左宗棠的奏请才得以实现。清代甘肃进士中式时间分布,大致受清廷科举政策调整、国内时局变化、陕甘分闱以及本土战乱等因素的影响。清代甘肃进士中式人数居各行省之末,其中陕甘长期合闱影响甚巨,同时甘肃地区的民族构成、民间社会支持乏力等,也是其中重要的制约因素。     

清代前期甘肃的农业开发及其历史反思

明末清初,经过长期的战争破坏,甘肃地广旷人稀,满目疮痰,农业经济极度萧条。随着中央政权的巩固以及镇压了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上层发动的叛乱分裂活动,使我国西北边疆地区社会出现了安定的统一局面。在此基础上,统治者劝农桑、修水利、兴屯田、薄赋税,使甘肃的农业经济在清代前期得到了巨大开发。文章拟对这一开发的历史背景、过程及其对我们今天西部大开发的历史启迪进行初步探讨。     

试论清代甘肃的茶马之制和茶法变革

清初的茶马之制是清代茶法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茶马之制主要实行于甘青之地,首先缘于军事需要,其次是增加地方税收.随着清初以来,军事战争的逐渐减少,茶马制度也相应进行了调整,如采取各种措施变销陈茶.太平天国运动后,甘肃的茶务因各种因素导致废弛,左宗棠是首先对甘肃茶务进行变革的地方总督,其改革的主要措施就是“以票代引”、“先课后引”等,随着茶务改革的不断推进,后任者针对存在的不足,又进行相应的完善,这些改革对恢复和振兴茶务产生了积极的意义.     

中国粮价问题的透析与对策

中国是一个粮食消费大国,解决粮食问题必须立足于国内,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都不能过多地依靠国际市场填补粮食缺口;要确保18亿亩耕地并有必要的耕地"储备";应适度放松管制,适当扩大粮食出口;建立和完善支持、保护农业的长效机制;积极推进"绿色革命",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公共领域中地方官僚、士绅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以清代和民国时期的甘肃为例

明清以来的甘肃,在其社会的发展演进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非公非私的公共事业的发展,且这些公共事业具有某种公共领域的性质和形态。在清代和民国时期甘肃公共领域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地方官僚、士绅与国家权力三者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此时期甘肃公共领域的发展是地方官僚、士绅与国家权力彼此合作、互相制约和共同推动的结果,它们三者之间呈现出一种非常复杂的权力博弈关系。     

清代文官的组织人口学研究（1830—1911）

中国历史官员量化数据库——（清）缙绅录（CGED-Q JSL）中文官的纵向关联记录揭示了19世纪清代文官整体的职业动态。定量分析的结果表明,清代官僚系统的总体情况就像一个当代的大型组织,文官离职率在任职的第一年内很高,然后下降,之后趋于稳定。19世纪下半叶,官员的离职率整体下降,但于清末十年中上升。官员离职率下降导致拥有功名的候缺待补官员群体谋求仕途和进一步晋升的机会不断减少。同时,异途官员的人数不断增加,加剧了官场竞争。不同类别、品级官员的职业动态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趋势差异较大,尤其是高品级官员的离职率对清代后期的官场平衡具有深刻影响。清代文官的职业动态一方面揭示了清代文官组织人口学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也为解释清代特定官员群体或特定时期的官员个案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粮价下跌背景下粮食生产的新问题与新思路

近年来,我国粮食主产区的三大主粮价格下跌幅度大、范围广,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粮价下跌带来了诸多新问题,严重影响了农民收入和种粮积极性,影响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给粮食生产带来了隐患,也暴露出我国粮食市场和粮食流通体制存在的弊端。必须未雨绸缪,通过划定基本农田和高标准良田建设、加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推进粮食价补分离改革、融入"一带一路"战略、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等措施,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清代的赌博与禁赌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赌博最为繁盛的时代,也是禁赌法律规定最为严厉的一个时 代.禁赌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法律与社会生活实际严重脱节,对人们的娱乐活动与危害社会的大规模赌博不加区分,导致禁赌法令失去了可操作性,难以长期坚持执行.其他如吏治腐败、人口增长等,也是导致禁赌法令败驰的因素.以晚清时期张之洞开征赌捐为标志,禁 赌法令在实施的层面上表现为禁小赌不禁大赌,成为官僚吏胥索贿的一个筹码,从法律意义上,已经成为一纸空文.     

清代、民国晋中地区的村社

村社的组成与活动在清代、民国的晋中是一种重要的村落民俗。村民由共同信仰和地缘关系建构起村社。村社兼具民间信仰组织和村落自治组织的双重属性,普遍存在于各个村落,虽然规模大小不等,但它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和职能。各村之社把世俗权力与神圣权威结合起来,卓有成效地对村落实施了整合、教化和控制,使村落群体保持了凝聚与秩序,社区生活因而得以和谐运行、稳定延续。     

试析清代的游民与会党

清代会党是一个以游民为主体的民间结社团体,它受游民的影响很大。首先,大量游民的贫困化和无组织性催化了秘密会党的滋生;其次,游民地域上的频繁流动促进了清代会党的迅速发展和广泛传播;再次,游民生存手段的寄生性和非法性决定了会党对社会有极大的破坏性。     

再论清代东北的旗、民管理体制

清代东北管理体制是东北史研究的焦点之一.在半个多世纪的探讨中,产生了旗、民分治、合治,以及军府建置等众多观点.表面上看起来莫衷一是,实际上,并不存在200多年不变的制度.笔者认为,清代东北三将军辖区的管理体制各不相同,并不能一言以蔽之.简单地说,黑龙江将军辖区,以军府体制从始至终;在吉林将军辖区,雍正及乾隆初年,旗、民分治的体制乍现即逝,亦演变为军府体制;盛京将军辖区以旗、民分治为管理的根本原则.但即使是在盛京地区,也不排除旗、民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扩大.     

清末官办邮政与民信局的关系研究（1896-1911）

1896年大清邮政成立,官办邮政与民信局进入了直接竞争时期。官邮具有管理者和经营者的双重身份,它以国家强制力作后盾,制定出各种政策并采取各种措施排挤和打击民信局,表现在压缩其经营空间、业务空间、利润空间和查缉其私运邮件行为等方面,同时还积极向竞争对手学习,导致双方势力的转变,初步实现了在邮递事业上的垄断地位。官邮垄断地位的形成,是利用国家强制力实行行政垄断的结果。     

浅析清代新疆的文化教育与科举政策(1759-1864)

清朝统一新疆之后,积极鼓励内地人移民新疆。为适应内地人增多而给新疆带来的变化,清政府逐渐在新疆部分地区实行了科举制度,以进一步吸引内地人前来新疆,并增强他们对新疆的认同和凝聚力。在此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主要论述科举制在新疆部分地区的实施和发展,以及其中出现的相关问题及清政府对此之认知与解决。     

环境、移民与清代浙江山区经济开发

环境的制约、人口的流入与增长以及经济的商品化,使清代浙江山区的土地利用模式发生了改变,森林逐渐变成耕地,旱地作物被推广,水利设施不断建而复废,生态系统不断地被消耗,生态环境不断恶化,水旱灾害频发。     

清代文化政策的调整与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演进

有清一代 ,朝廷将通俗小说纳入其文化控制范围 ,并载之刑典 ,在政策上具有连贯性和稳定性。尽管清政府严查令禁 ,但并未收到实际效果 ,这与通俗小说的特殊艺术魅力、历代帝王的双重人格等皆有一定的关系。同时 ,清代文化政策也是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的。本文以清代皇帝与古代通俗小说关系为个案 ,探讨清代文化政策与通俗小说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清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本文是对清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史的回顾和展望 ,主要论述清代、近代以来及 2 0世纪 80年代以后的学术研究概况 ,附带介绍了海外有关清代文学的研究成果。指出通俗文学和文学批评是清代文学研究有待开拓的领域 ,在传统文学研究的领域中应加强专题研究 ,从作家、时段、群体、文体、性别、家族、流派、地域等多种角度进行深入的研究 ,为整体研究打下扎实的基础。     

清代古文选本的编选、评点及其文学批评意义

清代古文选本的编选和评点活动极为兴盛。从编选来看,提高八股文写作水平是古文选本编选的最终目的;崇尚理学,发挥教化作用是古文选本编选的重要宗旨;古文选本的选家普遍具有教师身份,选本具有便于初学的特点。从评点来看,清代古文选本的评点符号具有特定的形态及涵义;评语内容主要包括对文章历史背景与思想内容的阐释,对文章创作经验的总结以及对文章的鉴赏品评。清代古文选本的文学批评意义主要表现为,古文选本表达了对儒家正统文学观念的认同;对于认识清代古文宗尚有一定意义;促进了清代古文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20世纪初湖南的自然灾害与米荒

湖南素为自然灾害频发区、剧烈区,20世纪初年灾荒不断,对社会生产造成毁灭性打击。连年自然灾害和粮食大量外运,导致严重的粮荒和1910年的长沙抢米风潮发生。一、20世纪初年的湖南灾况20世纪初年,湖南自然灾害几乎年年不断。试列1900年至1909年10年间自然灾害年表如次:1900年(大灾):全省大旱,醴陵、淑浦、永顺、蓝山、嘉禾等县尤甚。醴陵南河断流,蓝山自五月至七月不雨,百谷无收。夏汛,滨湖地区洪水暴涌,禾稻无收。益阳还发生雹灾和冰冻。永顺“饥民遍地,斗米千钱,葛蕨皆尽。有将麻根、麦麸屑以为糜及食薯种、棕包、白泥、皮鞋底者”①。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