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利西斯》三个译本的比较分析

1994年译林出版社出版的萧乾、文洁若译本，人民出版社金陧译本和2004年燕山出版社的刘象愚《尤利西斯》十个章节的选译构成《尤利西斯》的三个译本。以第二章的七首诗歌（或童谣、谜语等）为例，考察三个译本对文学作品艺术特征（尤其是语音修辞）的个性化处理，指出三个译本基本达到了各自预设的翻译目标，只是在采取的具体翻译策略上各有千秋。     

概念隐喻翻译的文化适应性探要

隐喻作为认知的一种方式,其概念系统蕴藏着丰富的文化信息,概念隐喻翻译的核心是恰当处理好原文和译文的文化意象转接问题。文化适应性是文化翻译的一个重要概念,文章从隐喻的理解实质和隐喻模式对翻译思维的启发谈起,从文化与认知的层面对概念隐喻翻译的文化适应性问题提出了三个原则：（1）把隐喻翻译看作是一个双重认知过程,传达准确的文化意义;（2）在译语中找到概念和形式的统一,考虑译文读者的接受程度,促进文化融合;（3）保持隐喻特征,达到适境的审美判断。     

双语平行语料库在翻译教学上的应用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双语平行语料库在翻译教学与实践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利用索引软件,共现动态语境,检验搭配组合是否得当;（2）提供词典以外的其他译法;（3）对多个译文进行对比。语料库以其语料的丰富性、真实性、新颖性等特点,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在翻译教学和实践中,充分运用语料库,可以进一步增强学习者的感性认识,提高地道表达的能力,提高学习者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精神。     

翻译记忆理论及几款计算机辅助翻译软件评介

机器翻译（MT）和翻译记忆（TM）是两个有着本质区别的翻译策略,本文从机器翻译的历史出发,比较了机器翻译和翻译记忆两个概念的各自特点,并着重论述了基于翻译记忆技术的几款常用软件的工作原理、特点及其应用。     

辩证思维视角下翻译批评“度”的把握

翻译批评作为翻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翻译学的发展起着关键性的检验作用。作为一项活动联系着理论的完善和翻译活动实践的展开,备受理论家和学者的关注和反思,意义和价值深远重大。在此过程中把握做好翻译批评的＂度＂尤为重要。本文拟从翻译批评者和被批评者（译者）的关系;批评方法的把握和选用;评判标准设定等三个角度对此问题作一些讨论,以对翻译批评者在进行翻译批评活动中起到借鉴作用。     

翻译功能探索

翻译功能研究是翻译研究中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尽管翻译所涉及的因素很多,但翻译实践、翻译理论、翻译工作者（译者、翻译研究人员、出版人等）构成翻译中三个基本要素。翻译实践的功能与翻译目的休戚相关;翻译理论之用不仅体现于翻译研究本身,对于其他学科的发展也利莫大焉;译者功能的发挥则在个性张扬与关联因素共谋的张力中得以体现。
      

跨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翻译策略选择——以金介甫《边城》英译本为例

自1934年出版问世以来,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一共出现了四个英译本。其中,以2009年美国学者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的译本Border Town为最新。作为土生土长的美国人,金介甫被誉为＂海外沈从文研究第一人＂。而作为跨文化的翻译文本,金译本的翻译策略较其他三个译本均有很大不同。受译者的翻译目的和读者接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金译本主要采取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这种翻译策略的选择对跨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与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

“翻译文学”与“源文”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历史文本”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而“历史文本”与“历史”的差异性和阐释者的主体性是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理论的基点.吸收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这一独特的理论品质,确立了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的基本策略——立足于译文与源文（或不同译文）的差异以及译者的主体性.从而,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一方面从“差异”入手,基于文本的文化比较来“还原”源文中的历史文化元素,以及基于社会对源本的选择和对译本的接受来考察翻译文学与社会权力机制及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基于译者对翻译源本和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来考察译者的主体性.这样的翻译文学文化批评是从翻译文学史的三个基本要素（译本、译者和翻译事件）展开的,有着鲜明的翻译文学学科意识.     

维尔比夫人意义理论问题探讨

模糊性（ambiguity）、动态性（dynamic）、可塑性（plasticity）这三个术语最能概括维尔比夫人的语言意义特性理论。模糊性是语言意义的内在特性，持续进行的“翻译—解释”活动赋予语言意义动态性，可塑性则是语言意义对具体语境的“适应”，是维尔比夫人“对话”思想和生物视角的体现。本文探讨了维尔比夫人意义理论的三个特性，凸显了意义与语境的重要关系，揭示了其意义特性理论的独特价值。     

大道至简，妙不可言——闵福德《道德经》英译本评析

《道德经》是一部深邃玄远的中国文化典籍,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出现过诸多译本。就英译本而言,不乏名流大家的珠玉之作。其中英国汉学家约翰·闵福德的英译本甫于2018年底出版刊行,作为其本人同时也是该部哲学经典的最新翻译成果,便是不容忽视的一部作品。文章通过描述性地梳理分析发现,译者治学基础扎实而经验丰富,底本选择依循传统又别具匠心,体例编排合理严谨,译笔行文简约精妙,具有独特价值。     

《原道》“道心”说的文论内涵及其意义

刘勰《文心雕龙·原道》提出"道心",既强调了对"道"的精神的理解和把握;又涉及到"道"与"心"的联系,从其哲学观"自然之道"的基础上进而推到文学观,所"原"之"道"其实质是"原人"、"原心",从而在"道心"说基础上建立起文学为人学、文学为心学的表现说理论体系。     

言不满为诗言满难为诗

中国诗歌短小精悍却意境幽远。虽然很多诗歌都有了英译文,但由于中西方的美学基础和传统不同,所以并非至善至美。从“道”及“逻各斯”的角度谈汉诗英译,可以为汉诗英译提供一种新的认识。     

道的悖论

“道”是道家思想乃至中国思想的根本问题,尽管它始终激起人们对它的沉思,但它自身却仍然保持谜一般的特性。这在于道在根本上是一个悖论。老子揭示了道的悖论的三个方面:其一,道自身是有无的生成;其二,无道是自相矛盾的,并因此是自身消解的;其三,道与无道构成了真与假的对立和斗争。但老子之道只是自然之道,而不是语言之道,因此它不能让道作为自身显现出来。现代思想的任务是将道带向语言     

陶宗仪的家世与陶氏宗族

陶宗仪是元明之际重要的学者、文学家,在他的著述中,追步陶氏宗族前贤并希望将陶氏宗风发扬光大的痕迹是非常明显的。他的学术文艺成就的取得,他与元、明两代政权始终保持着一种疏离的态度,都与家世和家族文化的熏染密切相关。     

苏轼与道

本文着重论述苏轼与道的关系,即道家道教对苏轼的影响,苏轼对道家道教的发展与传播。具体论述苏轼与道家道教关系的历史分期;道对苏轼思想的影响;苏轼的道教修炼;道与苏轼的文学创作。同时也从一个侧面阐述民族文化是怎样影响和造就文化名人,文化名人又是怎样发展民族文化,从而显示民族文化的承传。     

元代屈、陶并称与是陶非屈论

将屈原与陶渊明频繁地放在一起赞叹和评论,是元代陶渊明接受史上最富有特色的现象之一。他们主要在忧国忠愤、典型植物意象、鲜明个性特点等方面将屈、陶并称;在并称时,元人普遍表现了是陶非屈、颂陶嘲屈的态度,流露出愤世、自嘲的时代心态。屈原与陶渊明之所以在元代普遍并称与陶渊明接受史发展的高潮到来、儒释道文化日益融合、元代士人的特殊遭遇密不可分。     

道与中国哲学

作为中国哲学的核心范畴,道既指天道,也指人道.天道作为宇宙、自然的法则,属"必然",人道作为理想、规范,则表现为"当然".以道为视域,世界"是什么"和人应当"做什么",世界"怎么样"与人应当"如何做"等问题,内在地关联在一起.相对于"技","道"超越了经验之域而表现为形上的智慧,由"技"而进于"道",既指超越界限、达到对真实世界的整体理解,又指从知识走向智慧.对真实世界的整体理解,同时表现为一个"以道观之"的过程,后者意味着以统一之道为视域,扬弃和克服各种片面性,不断达到道的智慧.对中国哲学而言,道所内含的各种意义唯有通过人自身的知和行、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过程才能呈现出来,而道与人的关联,具体又展开为实践的智慧.以"志于道"为形式,道进一步还涉及人自身的成长和发展问题,后者进一步指向人格的培养和完善.     

古代绘画中的陶渊明

笔者曾提出，陶渊明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古代绘画中大量关于陶渊明的作品，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个论断。现存关于陶渊明的绘画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取材于他的作品；第二类取材于他的遗闻轶事；第三类是陶渊明的肖像画。考察这些以陶渊明为题材的绘画，可以看到陶渊明在画家心目中的影像，进而探讨陶渊明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所体现的人生追求和美学理想，以及陶渊明所产生的广泛影响。     

道:从《易经》到《易传》

分析了“道”在现代汉语中的含义,并通过分析试着将“道”还原到它的原始含义的层面。通过对《周易》古经中的“道”和《易传》中的“道”的考察,以及对西方意义上的“形而上者”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比较,试图对作为“道路”的“道”向形而上的“道”的转化过程提供若干探索性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