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以来俗字谱》字头勘误及俗字问题

《宋元以来俗字谱》是上个世纪30年代刘复、李家瑞合编的一部断代俗字编。该书最大的价值就是辑录了大量的简体俗字, 但同样存在不少问题。由于编者识字疏忽, 往往根据后世或个人习惯写法来确定字形的正俗, 造成书中许多正字字头字形错误。俗字辑录也存在漏收、错收、重复收录、正俗不分等问题, 明显表现出了编者趋简斥繁、以偏概全的主观选择性。     

唐代俗字避讳试论

唐代避讳以形体的改变为重点。俗字的流行促使帝王名讳用字的规避范围逐渐扩展到俗字 ,不仅讳字的俗写字形要避讳 ,形体上与讳字有关联的部分俗字也在避讳之列 ,从而产生了唐代特有的俗字避讳现象。从根本上说 ,这是避讳制度与俗字形体同时发展到高峰时期的必然产物。北宋以后 ,伴随着避讳重点的转移、雕版印刷的盛行 ,俗字避讳失去了产生条件 ,最终趋于消亡。     

汉语俗字新考

宋代以后的一些字典辞书,诸如《龙龛手镜》、《四声篇海》、《字汇》、《字汇补》、《康熙字典》,以及今人编的《汉语大字典》、《中华字海》等,都收载了大量有音无义或音义全无以及与正字关系不明的疑难俗字.由于种种原因,汉语俗字的研究长期以来没有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所以上述字典中的这些疑难俗字也很少有人问津.这种情况不但对载有这些疑难俗字的古籍的解读带来了困难,也对现代大型字典编纂的质量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本文在《汉语俗字丛考》的基础上,依据敦煌出土文献等大量第一手资料,对《汉语大字典》等大型字典中的二十多个疑难俗字进行了考辨,并纠正了旧辞书辨释方面的一些错误.     

略谈明清古籍俗字的释读

古籍中的俗字必须足够重视,不少地方直接关系到对古籍文本的语义理解。在俗字释读时,不能简单套用辞书的解释,要按俗字知识具体分析。注意俗字一字兼数职的情况 不能简单按现代汉语文字规范来迳改古籍 可以利用俗字学知识破解古籍疑难问题。     

字书俗字研究之力作,后学进步之阶梯——评孔仲温《玉篇俗字研究》

《玉篇俗字研究》是台湾已故学者孔仲温的遗著之一。该书以宋本《玉篇》为研究对象,共分五章。作者使用"穷尽研究法"分析材料;追根溯源,揭示俗字字形的变化情况;使用"比较法"把宋本《玉篇》俗字和唐宋字书俗字作比较。作者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和读者意识,集中体现在《绪论》和附录的五个字表中。作者在俗字的认定和阐述个别俗字的构形时也存在少数小错误。总体来看,本书清晰地呈现了宋本《玉篇》俗字的状况,总结了俗字变化的一些规律,为同类研究及语言文字其他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     

欧阳询行楷《千字文》俗字与敦煌俗字特征考辨

本文是在《欧阳询行楷〈千字文〉俗字与敦煌俗字異同考辨》①一文之后续补而成,主要探讨了"俗省一橫"、"俗省一竖"、"俗省多画"、"俗增笔划"、"俗改结构"、"俗改部件"、"杂类俗字"等七个类别的特征俗字。通过俗字、避讳字字形的比较来判断作品真伪,并由此证明书法家亦未能免"俗"。     

《石仓契约》俗字校读十则

文章考校《石仓契约》中“塴”“”“冾”等俗字。即“塴塕”之“塴”当为“崩”的增旁俗字,而非“塴”字;“”当为“舉”的俗字,而非“庠”字;“冾湖”之“冾”当为“冷”的俗字,而非“冾”字;“”当为“龍”的俗字,而非“尤”字;“芋”之“”当为“卵”的俗字,而非“茆”字;“”当为“壇”的俗字;“/仸”均为“天”的俗字;“直棬”“横棬”之“棬”当为“巷”的俗字,而非“棬”字;“泣叔”之“泣”当为“血”字俗讹,“丧”之“”当为“夂”字写讹,而非“夊”字。     

俗字的理据性及其俗用现象分析

国家语委一再要求使用规范汉字,但是汉字俗用现象却屡禁不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俗字的存在有着一定的理据性。这种理据性表现在很多俗字的书写是根据字义的暗示变换偏旁而成,属于一种对汉字构形的新的解释。合理的、被人们接受的俗字字释是汉字形义学的历史观点的体现。     

俗字在韩国的传播研究

以韩国官刻本《樊川文集夹注》(1440)、坊刊本《九云梦》(1803)、写本《漂海录》(1771)为语料,充分吸收中外学界前期研究成果,揭示俗字在韩国的传承和变异轨迹,从"通用俗字"反观汉语俗字的流播特性,从"国别俗字"抉发汉字传播过程中的变异规律。     

北魏碑志俗字考辨举隅

南北朝碑刻文献材料丰富充足、真实性强,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准确释读、科学整理是有效利用碑志材料的前提和基础。碑志俗字纷呈,铭文或残泐不清,成为正确释读碑文的难点。分析俗字讹变原因,阐释构形理据,梳理形变脉络,考释部分北魏墓志俗字,以期为这些碑志材料的研究和利用提供参考,为碑刻俗字的考释提供支撑。     

物化意念的精彩阐释——读玉时阶著《濒临消失的广西少数民族服饰文化》

玉时阶教授新著《濒临消失的广西少数民族服饰文化》，图文并茂，资料详实、编织得当，并鞭辟入里地阐释了广西少数民族服饰的丰富内涵，提出了保护和传承的意见，对保护与传承广西少数民族服饰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老舍小说的美学思想

老舍先生不但创作了诸多小说精品,而且在文学阅读和教学实践中形成了深厚的小说理论素养。本文结合老舍先生的创作实际主要从生命体验、人物塑造、景物和环境描写、语言艺术四个方面来考察老舍先生的小说美学思想,以期呈现老舍对小说创作的深刻认识与高度成就。作家怀着伟大的同情来观察和体认生命,以个性化的语言与活动的肖像描写来塑造＂立＂得起来的人物,极具＂感诉力＂的、与人物和故事好似天然长在一起的景物、环境描写鲜活、简劲、悦耳,具有天姿、天趣之美的白话语言,这些都是老舍小说美学思想中特别富于启示意义的内容。     

论龚鼎孳之送别诗

康熙六年（1667）,吴江顾有孝、赵弦辑刻龚鼎孳、钱谦益和吴伟业的诗歌合称《江左三大家诗钞》。钱谦益、吴伟业由于诗歌艺术较高,可谓人人皆知,而龚鼎孳及其诗歌创作鲜为人知。龚鼎孳的送别诗至少有838首,占全书四分之一还要多的比例,研究他的送别诗对进一步了解他本人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龚鼎孽的送别诗继承了《文选》中所录取的七题八首祖饯诗,又有所不同：内容丰富,人物众多,朝野之士皆有涉及;往往用和别人诗韵的形式;喜欢运用组诗;抒发了诗人出仕清朝的悔辱、失路,怀念故国之情。     

中国古代白话文论在文学理论教学实践中的价值

相对于用文言文书写的传统文学理论,古代白话文论因其语言的通俗性而更便于人们的理解与应用。然而,文学理论界长期以来对包含了古代白话文论在内的传统文论的批评功能持否定态度,且纳入到高校文学理论的教学中,使得中国传统文论失去了应有的现实价值。本文以古代白话文论的梳理、学术界对古代白话文论的认识,以及古代白话文论在教学中的意义为线索,深入分析以古代白话文论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学理论在文学批评中的当下意义,并由此揭示古代白话文论于文学理论教学的价值。     

论《爵士乐》的女性人物塑造艺术

从叙事学的角度对托尼·莫里森的重要作品——《爵士乐》中女性人物进行了独辟蹊径的考察,指出莫里森在塑造人物时成功运用了独特的命名方式、碎片式叙述以及系列镜像人物的设置等多种艺术手段,因此她笔下的人物不再是固定的类型,而是具有丰富的内涵与复杂的个性。     

唐代汉字文化在丝绸之路的传播

唐代汉字、汉籍在丝路传布的情形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由于商贸经济、政治、宗教与生活文化等环境，呈现出不同的接受与发展的历程，明显与其现实环境对汉字、汉籍需求的程度成正比。汉字早在汉代便开始传入高昌、龟兹、于阗、朝鲜、日本、越南等地，而后来汉字在这些地区却有着不同的发展。总之，凡官方语言文字与该地区民族语言文字或其宗教信仰使用的语言文字相一致者，汉字传播易于形成文化而长存；而官方语言文字与民众生活使用的语言文字不兼容者，又与宗教信仰使用的语言文字不契合，则其官方语言文字传播的文化不易形成，且难以长存。一旦官方语言文字更替，宗教信仰改变，造成官方语言文字与民众生活使用的语言文字不兼容，汉字文化必定衰落而逐渐消退。但只要当地还有汉人，就仍旧会保留汉字的使用。     

《老子》生命思想的现代意义

《老子》仅仅五千字,却微言大义,句句都是名言隽语,蕴涵了无穷的智慧,历经几千年的风雨经久不衰,至今在人们的日常语言和处世原则中仍可看到其留下的印记。《老子》中提到的珍爱生命和贵身轻物思想,对今天开展生命教育仍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从翻译适应选择论看译者的主导作用——以胡适翻译的《哀希腊》为例

翻译适应选择论认为翻译就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和选择翻译生态环境适应程度及最终产生译文的结果。作为中国白话新诗的鼻祖，胡适翻译的白话新诗一直以来备受研究者关注。研究胡适翻译的《哀希腊》，描述译者在三个方面适应与选择的过程，从而显示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中心地位以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导作用。     

《桐城文学渊源考》补阙考误

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载录了以桐城派为中心的1206位作家的生平,为探寻桐城文派的渊源与流变提供了丰赡的资料。然而,书中所载录的文字阙漏较多,内容涉及作家的名、字、号、里贯、科考、仕宦、著述名称及卷数等方面,并且传记内容时有错讹。通过爬梳载籍,对26位作家的名、字加以考补,对传记中的错讹加以辨正,以补其阙,以正其讹。     

承接前人智慧 开释当代新义——读任火先生《汉字百味》

《汉字百味》属于议论杂文。该书从文化理性出发,借助"说文解字",多角度地展示了对社会的体认与感悟,揭示出一系列朴素而又深刻的人生哲理,可以为现代人净化心灵带来精神启迪。其中有三个问题具有现实意义:一是双向地、辩证地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看待生命的全部流程;二是确立是非观念,勇于揭露、对抗、反击各种虚伪、丑陋和邪恶现象;三是关注灵性的修持和人格完善,寻找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港湾。该书的立意不在于文字训诂,而在于以"字"说"人"与"事",说"是"与"非"。